一、研究背景与理论基础
无论是基于国家战略发展还是个人全能发展的视角，经济繁荣与国民健康的机制关系都是理解和促进人类发展的核心。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源远流长，纵横交错，复杂万千，尽管如此，其中心目标仍贯穿始终：挣脱贫困与疾病死亡。根据人类文明史，不难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健康既是人类发展的根本目的，又是人类生产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本要素。关于人力资本对生产力作用的研究，经济学家过去更多集中在劳动者的教育作用方面，并形成了相当系统的认知。关于人类生产的健康资本作用，相关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越来越受到全球经济学家的重视和关注，并从全球治理、国家经济以及个人发展等多元视角进行积极探索。
从全球经济版图审视，2015年注定是非凡的一年！根据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权威研究报告，按照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计算，2014是美国称雄全球经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最后一年，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15年取而代之。尽管中美两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有近半个世纪的落差，中国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已是不争的事实。对于中国而言，当下最急迫的任务是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对3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必然回归的“新常态”，关键挑战在于是否能够实现向内需经济的有效转型。
比较当前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的结构不难发现，中国实现内需导向的经济转型具有巨大的潜力，关键在于把握两个重点。第一，发达国家的现代服务业对宏观经济的贡献高达70%，全球平均在60%之上，中国当前仅在40%上下。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家Robert Fogel对欧美人群长达百年的消费行为研究，医疗服务的收入消费弹性高达1.6，高居人们吃穿用住的常规消费之首。第二，各国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的发展路径必然伴随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其中医疗保障是其增长最快、持续最长的组成部分。2012年，OECD国家的医疗服务占GDP的平均比重接近10%，美国则高达近18%，而中国即便是在2013年，这个数字也仅在5.57%左右。经济学家们深信，长期而言，伴随人类收入的持续增长与期望寿命的不断提高，医疗服务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未来全球经济的主导产业。因此，中国只要能够科学研判、把握机遇、果断决策，以医疗与健康服务为龙头，大举推进新兴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必将成功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完善医疗保障制度的双重目标。
为此，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组成了“国民健康与经济繁荣”课题组，基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经贸合作组织（APEC）21个经济体的长期发展数据，对国家经济繁荣与国民健康资本的复杂关系和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的经济学实证分析，试图回答以下三大问题：
第一，国民健康如何促进国家经济繁荣？
第二，国民健康水平取决于哪些关键因素？
第三，卫生服务业对国民收入水平的影响？
二、研究实证与主要结果
(一) 国民健康如何促进国家经济繁荣？
首先，根据APEC的21国经济体的历史数据，我们对1960年人均收入（GDP）处于同等水平的国家进行平行观察分析，发现在其后的50年发展过程中，1960年人群健康水平越好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更快。具体而言，人群综合健康指标分别采用了国内外常用的人均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以及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以期望寿命为例，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决定因素可能对各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后，国民期望寿命对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非常显著，其边际影响约为1.618-0.020*(期望寿命)，并随一国期望寿命水平的提升而逐渐递减，也即健康人力资本在低期望寿命国家比高期望寿命国家对收入的边际影响更大。根据中国当前75岁的预期寿命，据此可以推断：如果通过健康投资提升国民期望寿命一岁到76，新增健康人力资本将有助于提高中国人均收入12%左右。应用婴儿死亡率和5岁儿童死亡率的健康指标，也得到高度一致的结果。
(二) 国民健康水平取决于哪些关键因素？
既然国民健康不仅是人类发展之所求，而且还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因此非常有必要进一步科学认识决定人们健康的关键因素有哪些。根据现有的医学认知和健康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人类健康水平主要取决于遗传基因、生活行为、环境条件以及医疗卫生等四大类因素。一般而言，生活行为的影响最大，大约60%左右；遗传和环境的影响次之，分别占15%左右；医疗卫生的干预作用最有限，仅在10%左右。在此基础上，我们的研究希望找到更新、更具有指导意义的一手证据，为国家医改和卫生政策提供更有价值的科学参考，以促进国民健康。基于21国APEC经济体的数据，我们针对除遗传之外的三大健康决定因素的分析结果如下：
第一，在众多可能影响公众健康的生活行为中，我们集中研究了在人群层面上易观察、影响广、可度量的健康行为指标，其中发现国民的平均饮酒量对其健康水平具有非常显著的负面影响。仍以期望寿命为健康指标的研究结果为例，在国家间的其他决定因素相同可比的条件下，一国全民人均饮酒量每提高1升/年，其国民期望寿命比他国平均要低1/3年。根据微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吸烟行为对国民健康的影响应该更大。遗憾的是，由于跨国宏观数据目前缺失大众吸烟信息，我们暂不能提供相关结果。
第二，关于环境卫生对国民健康的影响，根据APEC经济体的跨国数据包含的信息，我们特别考察了基础卫生设施可及性的决定作用，具体指标为国民能够使用到诸如公共厕所与排污、垃圾处理等基础公共卫生设施的比例。以婴儿死亡率为健康指标的研究发现，基础卫生设施可及性的健康作用非常显著，其边际影响为0.525。以中国现阶段的情况为例分析，2012年的基础卫生设施可及率为65%，也就是说，平均100人中有65人可以使用到基础卫生设施。如果能够提高基础卫生设施可及性的两个百分点，中国每1000名新生婴儿中就能多一个过上第一个生日。同理，我们还分析了公共卫生用水覆盖率的健康效益，也发现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其平均边际效益为0.822。具体应用到中国情形，2012年的卫生用水覆盖率为92%，即100个中国居民中有92人可以用上干净的水源，如果平均增加到93人，中国婴儿死亡率也能因此降低近一个千分点。
第三，针对医疗卫生的作用，由于各国卫生服务总量的筹资机制和构成主体复杂，作用、目的各异，缺乏统一分析的基础，为此我们专注考察了各国卫生支出中政府投入所占比重的差异对国民健康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国政府卫生支出的投入比重对人均期望寿命的健康边际效应平均为0.046，也即在其他同等条件下，一国政府的卫生费用支出比例如果增长10个百分点，对促进国民期望寿命的贡献接近半年左右。
(三) 卫生服务业对国民收入水平的影响？
根据21个APEC经济体的观察，其卫生服务占GDP的比重为6.8%；OECD国家的平均占比为10%。对于中国，虽然自2009年国家医改以来，卫生服务规模不断增长，2013年为5.57%，还处于相对低位。参考APEC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值得认真关注并回答的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是：不断增长的卫生服务业除了发挥健康保障作用外，究竟对促进国民收入水平有何影响？为此，课题组试图从三个方面寻求实证依据。
首先，我们考察卫生服务业与国民收入水平的关系，并基于人均水平指标进行分析。在对21个样本国起始年份的人均收入水平等其他因素进行控制后，研究结果发现：人均卫生服务水平越高的国家在后期的人均国民收入也更高，其边际弹性自然也随服务水平的提高而逐步递减：1.225-0.06*ln(人均卫生费用)。以中国2013年为基础估算，人均卫生服务费用为372美元，人均GDP为6695美元，其相应弹性则为0.87。据此推断：如果未来人均卫生投入增长10%，或37美元，将促使相应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8.7%，约583美元。
其次，我们考察卫生服务主要通过什么机制促进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内容属性看，卫生服务包括医疗和健康服务两个部分，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出，不仅直接构成经济产出的一部分，同时也有助于服务者就业与创收，从而促进家庭其他相关消费和国民内需。为此，我们具体估算了APEC国家宏观经济的卫生服务占比与家庭消费作用的关系式，其平均边际贡献为2.47。以2012年为例，中国卫生服务的GDP占比为5.4%，如果未来提高一个百分点到6.4%，将有助于促进中国家庭消费对GDP的贡献相应增加2.47个百分点，或从34.7%上升到37.2%。再考虑到公共服务与民营服务的影响差异，我们进一步单独估算了民营卫生服务的相应影响，发现其对家庭消费的边际影响更高为3.89，进一步佐证了我们关于卫生服务主要通过直接经济贡献和促进个人就业创收两大机制发挥作用的猜想。
三、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正值中国处于国家经济转型与医疗体制改革的关键发展阶段，系统研究经济发展与国民健康的关系，将为科学治国、科学决策提供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基于经济发展与健康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与基本认知，该研究特别汇聚了包括中国在内的21国APEC经济体的长期发展数据，进一步对其跨国间的国民健康与收入增长关系式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估算，并证实了如下三个关键结论：
其一，国民健康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是决定劳动生产力的关键因素，从而对国民收入的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二，国民健康是相关“投资”才能获得的结果，这些“投资”包括良好的环境条件，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适宜的医疗卫生服务。
其三，卫生服务既是维护国民健康的投入要素，又是决定国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还具有促进就业和个人收入的比较优势，从而更有助于提高家庭消费和国民内需。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关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政策建议：国家医改不仅旨在解决国民健康和看病就医问题的制度安排，同时还应科学审视对国家宏观经济的深刻影响。因此，国家进一步的深化医改更应高瞻远瞩，从长从全计议，系统认知发展国家卫生服务业对维护国民健康、促进就业、扩大内需以及助推中国经济转型的全面作用。我们分析APEC国家的发展数据，进一步证实了国际宏观经济学家和卫生经济学家的基本判断，卫生服务业作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必将越来越主导人类经济发展的未来。中国如果按照当前趋势继续发展，必将重回主导全球经济的大国地位，因此无论从中国自身还是全球发展的视角，我们都不能误判，必须清楚认知卫生服务业必将无可避免地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从而未雨绸缪，主动积极地进行相应的国家发展顶层设计，并尽早付诸行动。
2015是落实国家十二五医改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中国迈进“新常态”发展阶段运筹改革新政的关键之年。盘点医改，展望未来，三点建言。第一，关于全民医疗保险。基于发达国家经验以及中国自身的医改实践，国家医疗保险是解决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筹资的最优选择，重在普惠和公平有效。在此基础上，应该积极发展社会商业医疗保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越来越多元的差异服务需求。第二，关于医疗服务体系。中国医疗服务体系当前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资源短缺问题，而是老套行政手段（特别是准入管制、医院定级、医生编制、大医院看门诊等）干预新时期资源配置所致的供需扭曲问题。因此，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大方向必须加强去行政化管理，用开放促改革，从根本上促进人、财、物资源从上向下的全社会流动。第三，关于健康服务。维护人民健康是一切医疗服务的根本宗旨。然而，现代医学一再告诫，基于疾病医学的诊疗服务是解决疾病人群问题的重要而非优先手段，更优先有效的手段应该是影响全民生活行为和方式的健康服务，包括有利于全民身心健康的所有相关产品、服务、文化与信息。2013年10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为中国发展大健康服务业提供了政策基础。本研究报告进一步基于21个APEC国家长期发展的经验提炼了相关科学依据，一致证实：投资国民健康，促进民富国强，是中国21世纪全面可持续发展和担当大国崛起重任的优先战略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