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本土市场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这种比较优势是绝大多数国家所不具备的，国内产业升级必须高度重视这种比较优势并加以有效利用。
本土市场规模是指国家主权管辖之下的有效需求总和。本土市场的有效需求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长期以来美国就是依靠本土市场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与此同时，经济学从“供给自行创造需求”到“哪里有市场需求，哪里就可以吸引投资并以此来获取竞争优势”的演化逻辑也显示：谁掌握了巨大的本土市场，也就掌握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美国经济学家保莱·塞罗就指出，21世纪，哪个国家拥有了潜力最大的国内市场，这个国家就有资格参与并领导制定国际市场运行的各种规则。这也就是说，由于规模与发展空间已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不仅取决于军事能力、外交能力与经济能力，而且取决于该国的本土市场规模及其发展潜力。
对我国而言，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正在由传统的制造业大国转变为全球最主要的消费型经济体，并开始扮演着全球产品购买者的角色。根据瑞银研究报告的分析，到2015年，中国国内市场消费可由目前不到10%迅速提升到15.6%左右，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场。如果再考虑到我国还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并刚刚进入中等偏上发展程度的发展中大国、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与现阶段扩大内需的重大举措等，我国的本土市场规模还将加速扩张。商务部的预测结果也显示，到2020年，我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最富有吸引力的新兴市场。
正是由于具有规模效应的本土市场需求能够影响全球经济的竞争格局，以及我国本土市场需求的规模优势是绝大多数国家所不具备的，我国就需要从战略高度来看待“具有规模效应的本土市场需求”，并将其视为新的比较优势。
纵观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史，产业升级的推进与企业国际地位的拓展都离不开本土市场规模的涵养与支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本土市场中厂商—顾客的互动有助于产业升级的需求发现。由于历史、文化、语言等因素的影响，本土的企业与顾客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即国内企业不但对本土市场的需求最为敏感，而且最容易引导与改变本土消费者的偏好。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先知把握本土市场的现实需求，还是有意引导本土市场的预期需求，这种需求发现都是外国竞争者所不能及的，产业的竞争优势与升级空间就可由此产生。
其次是本土市场规模诱导的技术创新有助于提升企业的技术能力。由于具有规模效应的本土市场需求能够显著扩张技术创新的需求规模，进而可以改善技术创新系统的功能并提升其产出效率，而且可以明显降低技术创新的研发成本与新产品的开拓成本，进而提升盈利的预期水平；再加上立足于本土市场的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要远远小于立足于海外市场的不确定性等，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利于本土企业提升产业升级所需要的技术能力。
第三是具有规模效应的本土终端需求能够影响全球价值链内跨国公司的行为与国内产业升级的资源获取。由于产品内分工的演进，全球价值链内跨国公司对利益分配的主导取决于技术环节与终端需求的双重控制。在此模式下，具有规模效应的本土终端需求就能够诱导跨国公司将面向全球销售的产品进行改造以适应于本土市场的偏好，即能够诱导跨国公司将大规模生产的技术与本土企业积累的国别知识进行结合。这种合作显然有助于本土企业学习跨国公司的研发能力。
面对企业技术能力落后与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弱势地位等挑战，在外需不足的背景下，我国需要积极利用本土市场规模的比较优势来促进产业升级。
第一，需要协调“外需导向”与“内需导向”的产业政策。发挥本土市场规模的比较优势并不排斥国际市场的作用，但在强调“外需导向”的同时要关注本土市场的开发与保护，积极利用本土市场的“主场”优势与终端需求的规模优势等，支持企业的国际化与产业的转型升级。
第二，需要结合“扩大内需”的战略举措，深化本土市场的规模优势，并明确国内产业升级的方向与重点。要通过开拓农村市场、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等方式进一步挖掘本土市场的“内需潜力”；要结合内需的扩张趋势、消费的转型升级、多层次需求的并存等因素，全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诱导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第三，需要创造本土市场规模支持国内产业升级的市场条件。要确保市场价格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与消费者的偏好，推动本土企业的决策完全以投入与产出价格为基础；建立公平的国内市场竞争环境，并鼓励本土企业积极面对市场竞争；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加快契约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与信用激励等制度供给，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
第四，需要鼓励本土企业根植于国内经济的创新。鼓励本土企业与消费者密切合作，通过创新商业模式、改善产品组合并提升为消费者量身定做产品的能力，确保企业能够在本土合适的地方提供合适的产品；鼓励本土企业在全球扩张的同时继续重视本土市场，通过本土市场与全球扩张的有机结合，拓展创新空间。
第五，需要鼓励本土企业与外来资本的联合研发。运用各种政策措施，鼓励本土企业与外来资本通过合办研发机构、联合项目开发、建立联合培训中心等方式加强研发合作；通过差异化的财政、税收激励，鼓励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