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结构是地区安全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安全研究和地区秩序研究的重要切入点。正如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所说，“冷战的结束推动了地区层次的研究与全球层次相比的重要性越来越凸现”。地区安全结构和地区安全秩序的研究在冷战后方兴未艾。尤其是在冷战残余依然存在、安全局势复杂多变的亚太地区，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东亚和亚太地区安全秩序、安全结构的研究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2008年以来，一系列新的安全议题不断出现，中国迅速崛起带来了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再加上新旧安全理念和安全机制的交织，共同推动了亚太安全结构的转型和亚太安全研究的热络。
当前处于转型期的亚太地区，安全上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领土主权等传统安全问题多数长期悬而未决，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大国之间的战略互信逐渐丧失，一些国家民族主义情绪持续蔓延，亚太地区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在持续增强。美国不少学者转而将“进攻性现实主义”奉为圭臬，对亚太地区的前景表示悲观，甚至提出中美在这一地区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军事竞争，难以跳出“安全困境”的宿命，存在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在很多人看来，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无序”甚至“失序”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地区安全架构的不完善。
作为亚太地区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国，中美两国都提出了构建新的地区安全架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美国方面来看，构建新的地区安全架构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1月12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Diane Rodham Clinton）在夏威夷发表演讲，提出美国构建亚太地区架构的原则和优先方向，由此拉开了美国“重返亚太”的序幕。2014年4月，美前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在谈到如何实现“亚太再平衡”时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依仗其特殊的地位，可以继续帮助亚洲国家建立起充满活力的地区安全架构”。而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2013年10月10日在文莱举行的第八届“东亚峰会”上表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架构众多，建立一个符合地区实际、满足各方需要的区域安全架构势在必行”。这是中国政府首脑在亚太地区首次倡议建立一种安全架构，不仅显示出中国议题设置能力得到加强，也体现出中国力图更加积极承担地区安全责任的愿望。尽管都提到了地区安全架构，但是显然中美两国着力方向、追求目标不尽相同。
一直以来，东盟在亚太地区安全架构中扮演着倡议者、沟通者甚至引领者的角色。从“10+1”“10+3”到东亚峰会，从东盟地区论坛（ARF)到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ADMM+)，一系列亚太地区现有的安全架构中，东盟尽管只处于“驾驶者”的位置，但显然角色不容忽视。中美两国在地区安全架构上的竞争以及在众多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了学术界对于东盟角色弱化的忧虑。那么在当前大国竞争，地区安全形势趋于恶化，东盟共同体发展进入新的阶段这些大的背景下，东盟在亚太地区安全架构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哪些因素制约了其进一步施加影响？如何看待未来东盟在亚太地区安全架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将是本文试图探讨与回答的问题。
一、当前亚太地区安全结构调整的特点
所谓结构，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支撑的各要素组成的一个相对稳定的整体。如果把结构看作力量对比的话，架构就是结构的制度化表现形态。安全结构就是国家之间在安全关系上所形成的一种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对立统一的联系整体。具备稳定性是安全结构重要的特征。安全结构按其性质又可以简单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对抗型，国家由于受到外来威胁而根据它们的安全需要，组成的具有对抗性的同盟关系，这往往是由两个同盟之间形成相互竞争和对立的一种矛盾体，如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的两大军事集团的抗衡和冲突；第二类是统一型，区域内国家之间具有共同的安全利益，而谋求集体的安全合作，建立安全合作的机制，以实现区域内安全形势的缓和，并达到维护区域内的稳定与和平的目的，如欧洲安全合作会议；第三类是复合型，区域内国家的安全利益尚未协调，但并非是完全对抗性的，合作与竞争共存，因而形成不同类型的安全关系，它们相互牵制，相互影响，构成较为稳定的结构，使得地区的和平得以维持。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属于第三类。目前，在世界其他地区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集体安全机制的形式，形成了相对统一的安全结构。但在亚太地区，“安全结构并不总是那么具有启发性”。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地区安全结构就是地区“权力分配”的直接体现。亚太地区安全关系较为复杂，各国的安全政策变动较大，安全结构与大国权力关系的此消彼长较为一致。
从冷战开始，以美国为核心构建的军事同盟体系一直是亚太安全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称之为多层次的“同盟型”安全结构。美国国会早在1951年10月10日通过的《共同安全法》以及为它的有效实施设立的《共同防御援助控制法》中就明确表示，美国通过建立“增强自由世界的共同安全、个别防务和集体防务”，以便“有助于这些国家实际有效地参加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系”。此后，美国在欧洲、东北亚、东南亚，乃至于南亚和中东等地区建立了一系列双边和多边的军事同盟。在亚太地区，美国的同盟体系被称为“轮辐体系”，美国居于轮辐的中心，而同盟国位于辐条的末端。这一体系的特点是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双边合作，缺乏彼此之间的横向联系。对于这一体系的解释美国学者往往套用“威胁—反应”的范式，也就是同盟体系是建立在共同威胁基础之上的理性反应。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D.Blackwill）认为美国保持双边同盟体系是为了“对冲”中国崛起以及俄罗斯复兴对美国亚太霸权地位的冲击。如果进一步解构，中国军事力量不断增长带来的“威胁”导致了美日同盟关系的扩展以及美国与东南亚盟友战略关系的强化。而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威胁显然是美国为日韩提供核威慑的主要原因。当然，美国与其他同盟关系的形成也与日韩类似。
冷战结束后，这一架构逐渐难以适应美国亚太地区安全利益的需要。2001年美国兰德公司发表战略报告明确建议：“美国应深化并扩大其双边安全联盟，以便建立一种全面的伙伴关系。这种多边化安排最终可能包括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也许还有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美国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通过吸纳盟国参加“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制与部署，从技术的层面上将这些盟国连接成网络；二是直接将它的盟国拉在一起，就地区安全问题进行多边协商，争取使之机制化，从而形成事实上的多边同盟安排。经历了小布什时期战略重心的转移和对亚太地区的“忽视”，奥巴马政府从“转身亚太”到“亚太再平衡”战略中都将同盟关系的加强视为必不可少的“支柱”。可以看到，近年来美国亚太双边同盟体系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网络化发展态势，也就是盟国之间安全合作机制化，横向联系大幅增加，美国与盟国、盟国与盟国之间开展小多边合作，使得单线联系的“轮辐体系”变得纵横交错，交织成网。这一联盟网络不仅强化了原有的美日、美韩、美澳等双边联盟，而且构建了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美日加东盟等盟友和“准盟友”之间的多个三边合作框架。有学者将其称为奥巴马政府的“少边主义”外交。
在乔治城大学车维德（Victor Cha）教授看来，美国的双边和多边同盟体系是“亚洲正在形成的地区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经过奥巴马两个任期的“精心打造”，美国原有的同盟结构已经实现了“转型升级”。首先，原有盟国内部出现了分层。日本的地位迅速上升，已成为美国在亚太地缘安全格局中的“次轴心”。澳大利亚、菲律宾也在美国亚太军事再平衡中的地位有所上升。韩国则在朴槿惠执政之后，一直试图保持着在中美之间巧妙的平衡。其次，提升了“准盟国”及伙伴国家的战略地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同“两印——印度和印尼”关系的升级。2015年10月，在印尼总统佐科访美期间，双方从“全面伙伴”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而印美战略伙伴关系也开始逐渐提升到了新的层次，同时印度也是所谓的“亚洲民主安全菱形”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美国同亚太地区意识形态不同以及采取过制裁国家的安全关系迅速改善。这里面最突出的是越南。最近几年，随着美越关系跳出敌对后的迅速升温，已经有越来越多美国和越南学者开始讨论美越同盟关系的可能性。尽管短期内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出于“对冲”中国的需要，越南已经在美国编织的亚太同盟网络和未来的安全架构中占据越来越大的分量。有学者将奥巴马的亚太战略描绘为“雁行安全模式”，在这种模式中，领头雁是美国，第二梯队是美日、美韩同盟，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等盟国的关系，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关系。笔者对这种所谓“雁行安全模式”排列中具体国家的战略定位并不完全认可，但从中可以明显看出的是美国对于同盟、准同盟和战略伙伴体系的重塑几近完成，这将彻底改变亚太安全架构的原有形态。
与此同时，以中国、俄罗斯为代表的传统陆权大国，经过冷战结束后安全关系的一次次调整和协调，逐渐形成了不同于美国同盟体系的“伙伴型”安全架构，而且在机制化建设方面也持续深化，并不断取得进展，这构成了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另一番图景。
从理念上来讲，这种安全协作架构与美国的同盟安全有很大的区别。有学者将按照多数国家的意愿实现地区秩序与和平的进程称为“中国式的协作安全”。这包括了共同体观念、行为体努力维护或推进这种秩序目标的实践以及作为社会的基本机制框架以协调各行为体的互动。尽管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这符合亚太地区复杂的安全关系的需要。从1997年“新安全观”的提出，中国领导人也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亚洲安全架构理念的看法。2014年5月21日，在上海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旨发言中提出“我们应该积极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对此，部分西方学者认为亚太地区已经出现了“安全观上的冲突，中国正在重新定义安全”。安全观是安全政策的基础和指导，“亚洲新安全观”的提出将对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架构的转型提供理念支撑和目标指向。
从具体实践来看，中俄安全关系的不断强化和提升尤为突出。冷战结束后，中俄拥有推动世界多极化、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共同追求和一致目标，从政治、经济到安全等方方面面双边关系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从叶利钦到普京，中俄双方共同安全利益日益增加、不断扩大，两国在政治和安全关系逐渐上升到一种互相信任和友好协作的高度。伴随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和持续推进，中俄两国都面临着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带来的压力甚至安全威胁，而且作为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两国也有责任与其他国家一起构建更为公正合理、能够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地区安全架构。2010年9月，中俄两国在发表的《中俄关于全面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提出建立亚太地区安全与合作架构，倡议遵循国际公认的基本原则。2013年3月，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在发表的《中俄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指出，“在遵循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在亚太地区建立开放、透明、平等、包容的安全和合作架构，是当前本地区的首要任务。……双方同意继续开展工作，以便通过《东亚峰会关于加强亚太区域安全合作的原则宣言》。”此后，在2013年10月第八届东亚峰会上，中俄正式提议建立亚太地区安全与合作架构。当然，中俄对于新的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设计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对于亚太地区新秩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直以来，中俄两国以及中亚、南亚等国建立起来的上海合作组织也是“协作型”安全架构的一种直接体现。上海合作组织不是军事上的结盟、同盟和安全组织。即便是走得越来越近的中俄两国，也并非同盟国，同时也没有建立同盟关系的意愿。这种多边安全合作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也不直接出兵干涉他国的内部事务，而是通过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来维护地区安全。潘光总结了上海合作组织对于亚太安全架构具有的重要战略意义：（1）可以增强互信；（2）为复杂历史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经验；（3）促进反恐和能源安全方面的合作。事实上，上海合作组织并不应简单地视为一个地区安全机制，它使成员国间在一种实现共同利益的框架内，寻求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其目的是通过成员国间的协调、合作、稳定与发展，维护整个中亚地区的和平，从而最终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只有处理好安全同发展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可持续安全。这就是为什么上海合作组织可以机制化建设稳步发展，不断扩容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与俄罗斯“欧亚联盟”战略的提出，已成为在新的地缘战略态势下“协作型”安全架构整合与调整的尝试和开始。尽管这两个战略目前的交集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侧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但是在俄推行“转向东方”战略、应对美重返亚太战略及合作维护海洋权益的背景下，中俄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也具有较大的合作潜力和前景，该倡议将成为中俄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平台。这些新的战略倡议标志着中俄等新兴经济体对于亚太地区乃至整个欧亚大陆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重塑。在经济进一步融合的基础上，中国提出的相关安全理念和制度设计也将更加深入人心，推动亚太安全结构继续调整。
地区安全结构的稳定性与核心国家的力量对比及各自安全战略和政策有很大关联度。当前亚太地区安全结构的变动，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冲击了原有的地区权力结构。经典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制度供应实际上是以权力为支撑的，权力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地区安全结构的转型。中美之间不管是“权力转移”还是“权力分享”，都预示着亚太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伴随着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战略竞争的日益升级，人们开始出现对“新冷战”的担忧。“联盟型”与“伙伴型”安全结构之间的安全关系也被解读为“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宿命，海权国与陆权国结构性的矛盾等。然而，在亚太地区还存在小行为体建立和主导国际制度的情况。东盟通过对一系列多边安全机制的建设，已经成为亚太地区安全结构中的“第三股力量”，既为两种大国主导的安全架构提供了对话平台，也已成为实现未来亚太地区整体性安全架构的可行性路径之一。
一直以来，东盟国家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围绕东盟建立起来的“弱机制型”多边安全合作制度成为了连接“同盟型”和“伙伴型”架构的桥梁。如果将亚太安全结构视为“哑铃型”的话，那么一头是由以美国为主导的双边安全同盟，另一头则是东亚大陆的安全协调，而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主体的地区合作安全安排则由于这两部分的主要国家都参与了地区合作安全的进程，形成了连接两头的中间手柄部分。在尤素夫·瓦南迪（Jusuf Wanddi）看来，东盟国家在亚太安全领域的努力可以被看做地区中小国家在亚洲范围内对自由制度主义的尝试。随着亚太安全结构的变化，东盟在亚太安全合作中的角色也在发生转变。
从1967年成立开始，东盟作为东南亚国家共同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组织，始终负有重要的安全使命。作为冷战期间亚太地区唯一的次区域国际组织，东盟对内推动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促进和平解决了部分领土与领海争端，例如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在沙巴的主权要求；而对外一直避免触及敏感而微妙的国际政治和安全问题，并保证各国在应对共同威胁时能够展开有效合作，保证东盟对外的一致性、独立性和灵活性。这一理念一直延续至今。1971年11月，东盟五国通过了《东南亚和平自由中立区宣言》，决定使东盟成为“和平自由中立区”。1976年2月，东盟第一次首脑会议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东盟协调一致宣言》，前者成为东盟处理国家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后者在政治方面亦强调团结精神与和平途径。
冷战结束后，在迅速转换的战略态势下，亚洲国家开始考虑建立多边安全机制的重要性。亚太安全合作开始呈现出“独特的权力政治和机制化建设相结合的特点”。东盟为维持区域内适当的势力均衡，保证地区和平稳定的局面，开始积极探讨建立地区多边安全对话机制的途经，并试图发挥主导性作用。
东盟对地区安全架构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东盟地区论坛的建设上。1994年7月25日，东盟地区论坛首次会议在曼谷召开。东盟地区论坛是目前亚太地区最主要的官方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渠道，自成立以来，已经举行了21届外长会议。包括中美在内的地区内大国都参与其中，有第一轨道、第二轨道等合作层次，同时涉及领域包括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等方方面面。可以说，这是目前亚太地区最有影响的跨区域性安全架构。尽管还难以完全摆脱“清谈馆”的身份，但是对于当前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的亚太地区来说，它的重要性显著上升。
早在2008年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东道主新加坡就提出了对东盟主导的安全架构的设想。在新加坡总理和国防部长的演讲中，都将东盟地区论坛、香格里拉对话和东亚峰会归类为泛亚洲合作机制，将东盟、南盟和上海合作组织归类为次地区合作组织，而将六方会谈、海上搜救、马六甲海峡巡逻等视为功能性的对话合作机制。新加坡同时强调，要在东盟国防部长会议的基础上，开展与其他国家的防务对话，形成“东盟防长加X”的新对话机制，从而逐步建立“东南亚安全架构”。之后这一设想逐渐付诸实施。从2010年正式启动以来，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ADMM+）的影响不断扩大。如今，尽管还面临着一些障碍，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ADMM+）已经成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防务对话机制。除此之外，东盟+1、东盟+3、东亚峰会等围绕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机制也具有安全对话的重要战略定位，反映并影响着当前整体性亚太安全架构。
在看到东盟地位提升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亚太安全架构的转型给东盟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东盟自身的局限性将进一步突显。在对比欧盟和东盟之后，很多学者并不看好东盟。戴维·琼斯（David Martin Jones）和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L R Smith）就曾这样描述，东盟只是一个“假冒”的地区机制，一个“空谈馆”和“制度空壳”，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举动，与各国现实的外交决策关联性也越来越弱。2015年年底，东盟共同体正式形成，但很难称之为亚洲的“欧盟”。现在的东盟共同体主要是经济共同体，在政治安全上面的进一步整合并不容易。东盟转型面临的束缚是结构性的，深受各国态度的影响。东盟国家自身很少将其视为维护自身关键利益可依仗的机制。
其次，东盟在地区架构中发挥的作用深受大国安全关系的影响。东盟扮演的是一种“机制性”领导的角色。尽管不像美国的同盟网络和中俄构建起来的伙伴网络那样拥有大国的权力延展，但东盟成功使得地区相关国家走到一起，针对非常复杂、难以解决的问题展开持续对话和谈判，而自身尽力做到不选边站，推动达成各方都能满意的结果。这可以被视为另一种“领导者”。当然，经济学家们更多认为“东盟只是这些机制的中心，并不是领导者”，因为东盟内部进一步的一体化进程是东亚区域合作的前提条件。简单来说，决定东盟在地区安全架构中地位的重要因素就是这些多边安全机制是否有效。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对东盟造成了很大困扰，使得原有的多边安全机制成为大国竞争的舞台。马凯硕就清醒地指出“很自然，当前东盟国家正被带向不同的方向。东盟必须加倍努力才能在新的地缘政治下得以维持。”
由于南海等地区安全热点问题的持续升温，东盟正在逐渐转变一直以来受到各国认可的中立主义，而中立主义正是东盟得以建立各方都能接受的多边安全机制的重要原因。正如新加坡知名学者许美通（Tommy Koh）所说：“在过去的20年里，东盟将主要大国和其他地区国家一起聚在各种各样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机制和论坛里。目标是增强互信，减少相互猜忌，深化经济纽带，培育合作的文化。东盟之所以被各国所接受，成为地区内的召集人和调停者，原因就是东盟的中立主义和实用主义态度以及乐于接受各种事务。”而南海问题导致东盟各国分歧不断增大，从整体上来看难以继续保持中立立场，这大大影响了东盟在地区安全架构中的作用。
加拿大著名学者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也对当前东盟在地区安全架构中弱化的趋势感到担忧。他专门撰文警告东盟“亚洲地区的主要国家互信缺失，难以形成大国协调的局面。包括中美在内的各国已经接受了东盟的中心地位。但是如果东盟难以协调一致，在大国之间选边站的话，其中心角色将会受到很大削弱。因此，东盟应该在大国之间缺乏互信时，展现诚实、中立的中间人形象。”
最后，东盟在地区安全架构的地位正在越来越多受到其自身战略取向变化和大国战略调整的制约。学术界一般用“搭便车”“大国平衡”“对冲”等几种不同的选择来描绘东南亚国家的战略取向。如今面对中国迅速崛起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带来的地区安全格局的变化，东亚各国纷纷采取“软平衡”或“制度性平衡”战略进行应对。东南亚国家也更倾向将“离岸平衡者”进一步引入地区安全架构中，这与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十分契合。一方面，在2010年夏威夷的讲话中，希拉里将东盟作为亚太地区架构的“支点”。这极大地提高了东盟在地区架构中的地位。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多尼隆（Thomas E Donilon）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演讲中也曾经提到，“我们不是寻求向亚太再平衡，而是在亚太内部的再平衡，也就是对东南亚和东盟投入更多的关注。在奥巴马总统勾画出来的新亚洲政策中，东盟处于核心地位”。伴随美国在亚太地区介入程度的加深和美国、东盟关系的发展，东盟借此也开始重新审视对华关系。不断深化和扩展的“对冲战略”成为这一时期很多东盟国家的对外战略特征。对此，前东盟秘书长素林·比素万（Surin Pitsuwan）提出警告：“如果想继续成为东亚乃至亚洲支点的话，东盟不能得意自满。”
另一方面，美国同盟网络的强化对东盟安全政策“一致性”起到了“解构”的作用，在以“协商一致”为特点的东盟内部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大部分非美国同盟国不愿意被美国的同盟战略利益所“绑架”；而中国在近年来强调以“亚信会议”为基础的亚洲安全架构建设，利用“一带一路”战略对于亚欧大陆安全秩序的重塑以及在周边安全中对于“战略支点国家”的打造，都让东盟产生了其在亚太安全架构中地位逐渐弱化的担忧。
总的来看，在当前亚太地区安全结构的转型中东盟的角色也在转变。这既是一种对地区权力结构变化的被动反应，也是东盟自身理念、实践方式与新的战略环境匹配的自然结果。过去东盟之所以可以塑造并主导地区多边安全合作，重要的原因是任何一个大国都难以单独主导安全合作进程，同时又具备基本的战略共识和合作意愿。当前中美再次站到了战略“十字路口”，过去35年建立起来的战略共识已经松动，而且有滑向“新冷战”的可能性。在这一背景下，东盟在地区安全架构中的地位也正面临着新的重大挑战。
归纳起来，目前学术界对于亚太地区安全结构的发展前景大概有三种看法：第一，排他性的双边同盟体系会最终瓦解，从而形成一种伙伴关系基础之上的共同安全架构。第二，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将与多边安全架构进一步融合。第三，未来亚太地区将实现各种安全架构的“和平共处”，形成一种现有机制基础上“拼接物”，继续包含各种原有的制度要素。
对于第一种看法，未来实现的可能性较小。伴随着美国亚太战略的持续深化，“同盟狂热者”越来越多地主导了亚太安全的话语体系。特别是在很多西方学者看来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咄咄逼人”甚至带有“侵略性”的外交行动，将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动“推入”美国的同盟体系中来，也使这一网络更加牢靠。当然一些西方学者也开始进行反思，随着亚太国家同中国经济关系的日益紧密，这一地区的同盟网络是否仍然合适和有用？亚太地区许多国家，例如澳大利亚，维持同盟的目的与同盟建立之初已有很大的不同。对与澳大利亚类似的这些“第二层级”的同盟国来说，支持美国霸权的主要原因是“担心未来的霸权国还不如美国”。如果这一分析成立的话，当美国霸权地位不再那么牢靠之时，美国几十年精心打造的同盟体系也肯定会受到冲击，甚至发生转变。
而对于“融合论”的倡导者而言，如何处理好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将是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著名的战略学家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看来，未来亚太地区需要找到一个中美两国都能接受的更宏大的架构，可以容纳美国的同盟体系和多边安全机制。同时，在这种地区秩序中，中国可以拥有更大的权威和话语权，而位于中美之间的国家感到满意。这样一个架构不是美国或中国可以完全左右的，日本、韩国、东盟将决定“我们希望美国介入多深，希望中国如何作为，如何找到一个可以让中美两国能够以建设性态度介入的系统”。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与东盟引导的多边安全机制之间从成员、功能到效果有一定互补性。而中国倡导的“伙伴网络”也已经部分依托于现有的多边安全机制。未来自然存在几种架构之间整合的可能性。根据苏浩教授的设想，要寻求适合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应该取消具有对抗性质的军事联盟安排，把原有“哑铃”结构中间的合作安全部分加以扩大，以“相互安全”的理念来实现大国间的相互安全保障，以“合作安全”的观念来建构整个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机制。这样，就能使中美两大势力逐渐相互协作以致融合，以“综合安全”观念促进地区各国间的安全合作，最终实现整个区域的“共同安全”，从而建构一种相互协调与合作的安全共同体。也就是说，应该将亚太地区的“哑铃”式的联体性安全结构转变为“橄榄球”式的整体性安全结构。当然现在看来这还是一种较为理想主义的设计，能否实现的核心取决于中美何时建立起新的稳定的战略共识。
着眼短期，第三种设想的可能性更大。现有的安全结构还将维持较长的一段时间，而建立在这一结构基础上的制度安排仍将继续。多层次、交叉型的“意大利面条碗”式地区安全架构会并行不悖地发展下去。而且随着海洋安全等具体安全议题重要性的上升，新的功能性的多边安全机制还会不断出现。在这个复杂的安全体系中，东盟的中心地位将继续得以维护和强化。
东盟主导的多边安全架构是亚太地区中小国家在安全领域发挥作用的有益尝试，而且其倡导的协商一致、循序渐进、照顾舒适度等规范，已经为亚太地区安全架构未来进一步制度化建设提供了理念支撑。但在目前大国战略竞争的情况下，东盟面临的挑战也在持续加大。一些学者就对东盟未来的角色持悲观态度，认为东盟主导模式是当前亚太各国仍可积极利用的安全对话平台，但其未来的发展潜力有限，难以构成未来地区安全架构的基础。可以说，对“度”的把握将决定东盟在未来亚太地区安全结构中扮演何种角色。这既包括对大国实行“对冲”和“平衡”战略上的“度”，也包括在特定安全议题上的介入程度，例如南海问题。而从大国角度来看，对于以东盟为中心多边安全机制的支持需要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大国利益需要得到保护；二是东盟自身需要团结一致。一个“貌合神离”的东盟不可能在亚太安全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也不符合地区大国的利益。
我们在分析东南亚国家战略行为时常常使用“二元性”的说法，即安全、防务上依靠美国，经济上依靠中国。长期来看，这会削弱东盟主导亚太地区安全架构所需要的战略信誉和领导力。最近一段时间，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东盟国家担忧美国强化同盟网络，加大在亚太地区军事部署力度对于地区稳定和东盟凝聚力的负面影响。早在2011年，印尼副总统的政治顾问黛薇（Dewi Fortuna Anwar）就警告“东南亚地区可能成为另一个导火线。东南亚国家不希望回到冷战状态。印尼尤其不愿自己的后院成为大国之间的战场”。而现在的情况显然向悲观的方向发展，东南亚国家政治、经济“二元性”带来的战略负资产变得更加明显。
在此情况下，中美两国对东盟在地区安全架构中中心地位的“再确认”非常重要。中国驻东盟大使徐步2015年在《海峡时报》撰文，专门论述维持东盟中心地位对于东亚和亚太地区的重要性。而美国政府更是在近期宣布邀请东盟国家领导人于2016年2月赴加州度假胜地举行“美国-东盟领导人峰会”。在美国驻东盟大使贺琪珍（Nina Hachigian）看来，这正体现了奥巴马亚太战略的“新常态”。随着2015年底东盟共同体的正式成立，东盟国家自然希望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扮演更加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中美对东盟国家中心地位的认可程度决定了东盟可以发挥作用的大小。当下，继续成为制度的建设者和规则的制定者并不是东盟发挥作用的首要途径，能否做好大国之间忠实的掮客和“协调人”则是对东盟角色的又一次挑战。
四、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近年来安全形势和安全关系的变化，建立一套符合亚太地区利益的整体性安全架构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宣示已有很多，然而具体可操作化的制度设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学理层面来看，安全架构的设计可以有三种方式：一是暂时维持现有的安全架构；二是在已有架构基础上进行强化和提升，例如有学者提出可以将“部长级”的东盟地区论坛提升为“首脑级”，还有就是把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由原来的三年一次缩短为现在的两年一次；三是完全另起炉灶，构建新的地区安全架构和安全秩序。对中国来说，对原有安全架构进行建设性完善和升级将是未来的理性选择。
要实现这种选择，首先，需要中美两国对于彼此战略目标的再确认，特别是增强军事领域的互信。尽管当前中美关系面临一系列困难，但是双方军事领域的互动一直没有停止。中国连续两年参加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就是很好的开始。其次，需要看到美国同盟网络也不是铁板一块，并不完全针对中国。特别是要对越南、新加坡等国的“对冲”战略有清晰的认识。在亚太地区继续推行“结伴而不结盟”的安全合作模式，实行“反对冲战略”，寻求同美国同盟网络之间的制度性交流与合作。同时，要始终支持东盟在地区安全合作中的中心地位，积极参与东盟主导的各种安全对话机制，借此宣传中国的安全主张及政策，展示中国有担当的大国形象，并在这些制度中保持同美国的接触和互动；继续推动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制度建设，将其作为亚太安全合作的优先选项，建构跨区域、区域和次区域相结合的多层次和立体化的合作体系。而在一些传统安全领域，不能急于求成，不追求过早机制化，循序渐进，积累共识。特别是现在“一带一路”战略已经由倡导期进入落实期，未来中国对亚太安全架构的设计也应该与这一战略紧密结合，实现亚太地区乃至整个沿线国家在安全架构上的共建、安全议题上的共商和安全成果上的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