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和环境压力给商业带来的威胁日益明显。比如过去两年中，投资者、非政府组织、银行和智库就曾就化石燃料储备作为世界各大石油公司帐面资产的价值，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
正如国际能源机构指出的，如果世界各国领导人认真对待他们做出的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的承诺的话，“到2050年所消耗的化石燃料绝不能超过现有储量的三分之一...... 除非碳捕捉与封存(CCS)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用“碳跟踪计划”的话来说，这些石油储量是“不能燃烧的”碳；同时随着按比例缩减煤炭使用量压力的增大，煤炭储量也将处于类似的监督之下，以控制其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以及减少碳排放。
这些对市场和投资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风险。另外一些压力以各种方式体现出来：资源竞争和资源管理的改善需求；同时给能源和经营带来风险的水短缺；随着各国政府以新规则应对新的限制而带来的未来管理中的偶发事件。配额的可利用性和条件也受到气候风险的制约。
事实表明，产业界迄今还未对气候变化做出应有的反应。最近，致力于产业可持续性的非营利组织CERES就美国产业界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600多家美国主要上市公司(占美国股票市场总 市值的四分之三)中, 没有几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足够的进展，或者给予这些风险足够重视。
很多层面的商界领袖都明白，投资者、管理者、商业伙伴和客户将会越来越多地从环境角度来评判企业的业绩，这意味着负面影响将处于劣势，而对环境可持续性的积极贡献则会受到鼓励。全球会计巨头毕马威已经算出，2008年由全世界3000家最大的上市公司造成的环境破坏达到惊人的2.15万亿美元。尽管许多美国企业都报告说它们都将进行某种形式的气候管控，并表示它们已经开始将气候变化列入其财务规划，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几家大企业仿效联合利华的做法，后者公开承诺在2010年到2020年之间，实现销售额翻番的同时将气候足迹减半。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碳排放总量最大的国家，而且还是世界主要的制造业中心，同时还面临着长期存在的环境危机。因此，无论对于避免灾难性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还是对于中国建成习近平主席所说的“生态文明”的自身努力，中国产业界应对可持续性挑战的能力都将具有决定性意义。
中国对于环境危机给未来经济繁荣和人民健康福带来的威胁越来越关注，这在中国政府对于环境失责企业的坚决治理中得到了体现。如在冯安2013年的报道中，北京市政府关停了200家两高(高污染、高耗能)企业，投资方遭受了严重损失。即使负责任的企业也并非全无风险：比如清洁可靠的供水是企业的基本需求，但中国许多地方已经遭遇了极度的缺水问题；还有一些项目在规划的后期被迫中止，原因是遭到不信任感强烈并且日益活跃的中国公众的反对。在海外同样如此：比如在秘鲁和缅甸，由于对当地公众意见的误判或者没有达到当地环境标准，中国企业严重受挫。
为了在未来能够成功地经营，无论在国外的中国企业还是在中国的外国企业，都必须展示出它们在资源限制内经营的能力，以减少其造成的环境损害，并对此负责。环境治理和负责任的环境行为常常被视为产业的负担，但那些最富创造性和长远眼光的企业的实践证明，限制也可以成为刺激创新的动力，负责任的企业将得到眼光越来越敏锐的客户的青和回报。
自从2006年创办以来，中外对话记录了中国环境危机的方方面面，发表了中国国内外分析家、决策者和民间团体的各种真知灼见，以促进知识分享和合作。过去一年中，我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中外产业界在各个层面的行为和影响上，既揭露污染者，也宣传弘扬那些能够带来积极的未来希望的创新模式和最佳实践典范。中国是快速前行的未来实验室，中国和中国产业界的决定将影响我们所有人。在中外对话本期双月杂志特刊上，我们很高兴与您分享一些最新成果，我们将继续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进行报道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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