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这个月，来自联合国168个成员国的代表齐聚日本兵库县首府神户，讨论在印度洋海啸灾难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管理风险。印度洋海啸夺走了227,000等多人的生命。会议进行了五天，其中也包括了1995年神户地震纪念日，与会者起草了兵库行动框架（Hyogo Framework for Action，HFA），该框架包括了多条旨在“降低生命损失和国家与地区社会、经济和资产损失”的措施。
两个月后，联合国成员国将在另一座可作为灾难风险代名词的日本城市——仙台参加第三次世界灾难风险遏制会议（World Conferen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仙台是日本东北地方中心城市，即导致福岛核电站事故的2011年地震和海啸的重灾区。所有与会者脑海中都会带着这样一个问题：世界实现HFA的宏大目标了吗？
过去十年的证据相当令人沮丧。这十年爆发了不少史上最严重灾难。太子港在一场地震中沦为废墟。卡特里娜飓风摧毁了新奥尔良。干旱在非洲之角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洪水和地震影响了巴基斯坦和中国的数百万人民。热浪和山火在全世界各国肆虐。
这些灾难让我们警醒——我们需要HFA这样的工具，特别是在灾难风险助推因素仍无处不在的时候。土地的不恰当使用、建筑法规缺失或执行不力、环境破坏、贫困、气候变化，还有最重要的机构治理能力不适和不足，这些因素让灾难风险节节高升。因此，世界领导人需要在仙台会议上就修订HFA达成一致。
平心而论，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取得了一些重要（尽管不太惹人注意）的成功。亚洲集中了80%的世界灾难，但直接受灾难影响的亚洲人口数量在十年间下降了近十亿，原因就在于采取了印度洋海啸预警系统等措施。
事实上，在正确预测大风暴的基础上及时疏散让菲律宾和印度在去年挽救了成千上万生命。而在过去三年中，中国花大力气将经济损失限制在GDP的1.5%以内。
与此同时，土耳其将在2017年实现所有学校和医院的抗震改造。埃塞俄比亚开发了先进的数据管理系统帮助指导干旱和其他自然风险治理措施。土耳其和埃塞俄比亚——以及其他许多国家——都将灾难风险研究纳入了学校课程。
在拉丁美洲，厄瓜多尔的一项成本效益分析表明，投资于遏制灾难风险的每一美元，通过消除洪水和风暴的再发损失，最终可以为社会节省9.5美元。类似地，据欧盟测算，用于洪水保护的每1欧元可以为社会节省6欧元。
比如，在英国，防洪投资让800,000座房产在去年冬天的风暴中得到了保护，极大地降低了灾难响应和恢复支出。
但我们还必须做更多事。在过去44年中，天气、气候和水相关风险导致的灾难夺走了350万人的生命。尽管在降低灾难致命性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根据灾难导致流行病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into the Epidemiology of Disasters）的数据，灾难呈现升级之势，但灾难相关死亡人数在过去十年中没有增长——但死亡人数仍然太高了。
此外，即使人们的性命保住了，但生活往往遭到毁灭性打击。1960年以来，灾难给全球造成的损失超过3.5万亿美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付出了沉重的生产率降低和基础设施破坏的损失。
因此，在即将到来的仙台联合国会议上，世界领导人应该形成一致，通过修订HFA加大措施力度治理因海平面上升、全球变暖、大规模城市化和人口快速增加带来的风险。只有来自最高层面的强力政治承诺才能让世界朝更加安全、更加可持续的未来进步。
赢得对修订HFA的支持应该不是难事。毕竟，没有迫切——甚至理性——的理由让财政部长或CEO选择为灾后恢复买单而不是投资于灾前预防。
世界应该讲灾难恢复力建设纳入工业化进程和城镇和城市的开发，在此过程中考虑地震风险、泛洪区、海岸腐蚀和环境破坏因素。如果联合国会议能形成正确的一致，那么恢复力将成为2015年的标志，为今年晚些时候关于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协议奠定基调——后两者对灾难风险具有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