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80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几十年来，除了模糊性的“北京共识”，中国的尝试并未形成一套有体系的方案。而如今的中国将面临一系列困难的挑战，其社会资本与发达国家并不能相提并论。
丰富的社会资本能够鼓励居民和企业最有效率地利用现有条件和基础设施。而在发展中国家，他们的贫困往往是因为缺乏一种高效利用经济基础设施和资源的无形品质。而这也是由于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各自的国情所决定，在发展中国家，我们难以施行一种进入发达阶段的具体方案。
要想成功地进入发达阶段，发展中国家必须要实行两套方案。其中一套方案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政策都着力于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培养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
第二套方案却难以开展，它要求能够精确地改善社会资本从而使得个人和企业能够高效地利用国家资源。这些包括对创造性生产力的激励机制，强大、高效并易于执行的法律法规，高效的资本分配方法，政治干预的减少，寻租行为的抑制，以及创业或创造社会经济价值的便利等。注意，在任何一个国家，构建社会体系的改革都是非常独特的，它依赖于该国特定的文化与历史。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一发展理论在其他国家与其发源国的运作往往不相一致。
了解中国当前面临的挑战有助于了解为何上诉两套方案有着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由于第一套方案经常涉及到核心资源的配置，因此它得到了从政策中受益的精英的支持，这往往是一种自我强化的支持。更多此类政策的支持，能够使得这些精英更为强大，反过来又能促进精英们对于政策的支持力度。
相对地，第二套方案难以实现，因为它需要一种破坏力，去解除为精英们谋取利益的市场摩擦与扭曲，从而取缔与精英们能力成长不成正比的利益增长。一个好的金融体系取决于是否有效地分配资本，例如是否根据能力或者增长额的基础来分配资本。公正、明确并可预测的法律并非是一种让一群人高于另一群人的特权。假如任何人都能够创业的话，利益的垄断与寡头经济将被彻底根除。
因此，除非能够从方案中可能带来的受益或者生产力增长中分得一杯羹以弥补损失，精英们往往会抵制对他们利益有损的方案，这样，社会化改革与改善社会资本有可能是很不得人心的。这或许能够解释我在书中提出的难题——为何在国际流通性很强的时期，也就是当资本流向高风险的科技产业、房地产业与发展中国家时，发展中国家往往会走向自由化经济道路。
自由化改革通常会破坏精英们谋取不合理的利益，但相对地，在发展中国家走自由化经济道路时，政府往往会鼓励大量的外国资本流入，那些精英就可以通过控制价格来获利，这样改革的阻力就小了很多。如果这种想法没错的话，那将意味着自由化改革试水的成功是基于国际流通性的强势周期。这就有可能会对中国造成冲击，尤其是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支撑各地资产泡沫的大量流通资产将会被各国央行收回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