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新经济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智慧经济已经日益成为许多国家和城市发展的重要机遇，美国提出“智慧地球”战略，英国要打造“数字之都”，日本推出“智慧日本战略”。智慧经济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通过大数据共享开放营运，既带动传统经济转型升级，又催生出新经济、新业态，集科技、信息、知识、环境、文化、伦理、道德于一体的战略性和创新性经济。智慧经济代表世界科技与产业发展的一种新趋势。2014年7月，浙江省杭州市制定了《关于加快发展信息经济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快发展信息经济和智慧经济，以此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中央党校第14期中青二班二支部组织调研组，于2014年11月赴杭州市就智慧经济的有关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杭州市发展智慧经济的实践与成就，更加坚定了我们对基于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应用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的认识。
发展智慧经济，既是杭州应对新挑战、适应新常态、顺应新趋势的必然选择，也是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重要举措。智慧经济作为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的有效载体，既是方兴未艾的新一轮产业革命的突破口，也是杭州大力发展并具有竞争力的新兴产业之一，更是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的重要力量。
发展智慧经济是创新时代背景下杭州顺应新趋势的战略选择。党的十六大以来，浙江省大力推进实施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举措的“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战略，为浙江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期，浙江省又做出《关于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的决定》和《关于加快发展信息经济的指导意见》等决定，在全省开展20个智慧城市试点示范项目建设。杭州市从加快经济转型升级、促进生态环境改善、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完善城市治理体系等现实需要出发，提出把大力发展信息经济和智慧经济作为“一号工程”。2014年8月，国务院八部委出台了《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着发展智慧经济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顶层设计为杭州发展智慧经济提供了强大的背景支持。
发展智慧经济是杭州应对新挑战、适应新常态的必然选择。在新常态下，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转型升级。近年来，杭州经济社会发展虽然取得显著成就，但是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和挑战：经济结构性、素质性矛盾依然比较突出，经济增长动力减弱；资源环境制约加剧，产业层次不够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够强，等等。要改变这些问题，必须更加自觉地加大创新驱动力度，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步伐，其中发展智慧经济就是最好的突破口。
发展智慧经济是发挥自身优势的重要途径。杭州在发展智慧经济方面已经具有相当的先发优势。杭州提出发展智慧经济是建立在产业基础扎实、示范应用广泛、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完善等先发优势的坚实基础之上的。截至2013年，杭州高新区国家软件产业基地综合排名位居全国第三，其中产业发展水平位居全国第一，以网络信息、物联网、电子商务等为主体的网络信息技术集群总收入达970亿元。杭州不仅是全国第一个开通免费WiFi的城市，而且杭州移动4G站点已实现主城区、县城区以及机场高速、绕城高速、沪杭等12条高速全覆盖，全市90%以上常住人口全覆盖，保持全国领先。杭州已基本建成全国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符合未来政务发展方向的综合性政务云平台，已建成人口、法人、空间地理、宏观经济四大基础数据库，已有29个部门、60个项目在平台部署。更重要的是，杭州在网络建设、产业发展、应用服务等领域已经形成了阿里巴巴、海康威视、华数传媒、华三通信等一大批全国领先甚至国际一流的龙头企业，成为杭州发展智慧经济最宝贵的资源。
杭州提出发展智慧经济，已经为杭州在高起点上布局新一轮经济发展开了一个好头。可以说，智慧经济已经成为杭州乃至整个浙江省加速经济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载体和重要抓手，并且其强大的渗透性已经对整个经济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杭州发展智慧经济的实践表明，智慧经济不仅可以直接拉动投资、出口和消费的稳定增长，而且能够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凤凰涅槃”“腾笼换鸟”注入新的动力，智慧经济可以成为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型经济形态。
智慧经济下不同类型企业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杭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区）是杭州智慧经济发展最集中的区域。这里不光产生了享誉世界的阿里巴巴、华三通信等超大型外资企业（均为外资控股、中方管理），还产生了海康威视、华数传媒等业绩斐然的超一流国有企业，更有银江软件、宏杉科技、七巧板等数量众多、充满活力、发展良好的民营高科技中小企业。杭州智慧经济领域的企业取得成功有以下几个共性原因。
以强烈的市场意识抓住了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历史机遇。这些企业类型尽管不同，但一个突出的共同特征是把市场作为最重要的资源，一切都围绕市场，通过理解和满足市场需求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都要一样讲实效，不搞形式主义，真正把客户当作“上帝”，细心倾听客户的声音。同时，他们都紧紧抓住了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机会，实现了弯道超车。例如，阿里巴巴抓住了信息产业从个人终端阶段进入互联网阶段的机会；海康威视抓住了视频监控从模拟时代向数字时代转换的机会，利用数字化向网络化、智能化演进的契机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政府围绕提升市场竞争力支持企业发展。杭州各级政府对企业的支持都是围绕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尽可能为新兴企业和新兴业务提供先导市场，使企业专注于市场。目前，杭州又提出要整体下放市级行政审批权限，打造同类城市中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优的城市，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使杭州成为发展智慧经济的产业高地、投资洼地。同时，杭州重视人的作用，把激发人的积极性作为出发点和发力点，在留住人才上下功夫。杭州通过各种优惠扶持政策，帮助企业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即使像海康威视这样的中央企业，除了国资委和中国电科给予政策外，当地政府也提供了许多优惠政策，如个人所得税地方分成部分全额返还等。如海康威视的发展过程中，培育了不少亿万富翁、千万富翁的核心骨干员工。通过这些特殊政策，使人才安心在杭州创业，有效发挥了人才聚集效应，提高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企业之间形成市场化的内在性关联。智慧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产业生态体系的发展至关重要。我们调研的这批企业既有专业分工，又有协同合作。例如，阿里巴巴与海康威视已经在云计算和大数据领域开展了战略合作；阿里巴巴间接入股了华数传媒，阿里巴巴和华数传媒在原创内容、视频通讯、游戏、音乐等领域有业务合作；华数传媒和银江股份是海康威视的重要行业应用客户；华三通信又为上述这些企业提供了大量网络通信设备。紧密的协作提升了各个企业和区域产业板块整体的竞争力。在协同合作过程中，各种类型企业的文化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如国有企业原有的体制机制不够灵活，但通过向民营、外资企业学习借鉴，不断争取上级支持，已经逐步克服了机制上的主要问题，特别是有效的激励机制极大地激发了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民营企业一方面继续发扬机制灵活的优势，并利用财富效应带动更多的人创新创业创富，另一方面向国企和外资学习战略思维，加强战略定力，这批企业普遍扎根在高技术和智慧经济领域耕耘多年，没有被房地产等其他行业所诱惑而分散精力；外资企业在与本土民营和国有企业的协作过程中走出了一条本土化的路径，规避了一般外资企业不了解和不适应本土环境造成的风险。
混合所有制在各类企业中普遍存在。这些优秀典型企业自身也在发展中自然形成了多元的股权结构。例如阿里巴巴是外资控股，最大股东分别为日本软银和美国雅虎，在上市之际分别占34.4%和22.6%，但也有中投、中信等国有资本成分；海康威视公司国有控股44.68%，外资参股18.52%；国有控股的华数公司也有一些体制外资本的成分；外商全资的华三通信正在考虑引进国有股东。由此可见，作为杭州智慧经济领域的优秀代表，尽管这些企业有着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不同的优缺点，但都有着相同的特征，在观念、文化、战略甚至股权结构上都存在融合，无非是各有侧重，各有主次。
加快推进智慧经济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2002年在浙江工作期间曾说：“浙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中坚持不限比例看发展，不限成份看贡献，不限速度看效益。浙江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国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相得益彰、共同发展，完全可以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杭州智慧经济的实践证明，这一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杭州发展智慧经济的实践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与宝贵的经验。
“杭州经验”证明，各种所有制经济可以实现协同发展。在智慧经济领域，杭州已经在建立多种所有制协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进行积极的探索，而且取得了阶段性的成绩。无论是阿里巴巴和华三通信这些外资企业，还是海康威视、华数传媒这些国有企业，其核心人才都是本土的，核心技术也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为国企改革的方向以及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下一步发展方向提供了启示：首先，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融合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文化的融合；其次，要坚定混合所有制是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它将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再次，民企和外资企业也应向国企学习，取长补短，而且应消除顾虑，大胆地和国企合作。在市场机制下，坚持以市场为核心的理念和敢想敢做敢成事的理念，什么所有制都可能成功。
“杭州经验”是可以推广和扩散的。由于智慧经济是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型产业形态，对经济各领域有着很强的渗透作用，而杭州在智慧经济方面的理念与做法又走在了全国前列，因而“杭州经验”具有推广到全国的可能性。一方面，其他地区可以通过借鉴经验和发挥自身禀赋相结合找到使三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相得益彰的途径；另一方面，上述经验在智慧经济领域扩散的同时，也必然以其强大的渗透力扩散到各行各业，有望成为全国性、整体性的经济现象。因此，杭州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先导和示范意义。
支持杭州在智慧经济领域进一步探索，及时总结经验，为全国提供示范。杭州发展智慧经济的实践与探索已经走在前列，其经验、问题、模式、风险等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一方面，杭州市要大胆探索，敢于先行先试，打破“信息孤岛”，创新政府支持方式和机制，进一步做好提前谋划，巩固在全国智慧经济发展排头兵的地位，占据未来产业的制高点。另一方面，国家也要及时调整和解决智慧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法律和体制局限问题，比照上海自贸区的做法，赋予杭州这样一个“得风气之先”的地方以更大的自主权，允许他们打破现有的体制框框，探索建立一套适应智慧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为下一步改革提供经验和示范。
加大对智慧经济领域国有高科技企业的支持，关注外资企业数据安全问题。加大对国有高科技企业的政策扶持，不仅涉及国有经济做大做强的问题，而且涉及国家经济安全、技术安全和技术储备等更重要的方面，这是有关方面的共同责任。同时，对阿里巴巴、华三通信等外资背景的企业，由于其不断在发展和融合中呈现多元化特点，而且其核心技术和企业管理也一直控制在中方团队手中，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企业管理和文化现象，因此，对此类企业的发展走向、如何保障数据安全和增强其国家归属感等问题应该着力关注和适当引导。
注：
中央党校第14期中青二班二支部杭州调研组组长：凌卫；成员：孙秀春、李宏葵、余鸿纯、翟炜、杨弘宇、陈宗年；执笔人：翟炜。凌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