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智库建设正面临着极好的发展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从世界范围看，现代智库一般具有专业性、独立性、多元性、竞争性、建设性等重要特征。我国智库建设既要遵循世界智库发展的一般规律，更要从我国基本国情和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出发，准确把握智库建设的“中国特色”，探索一条更适合自身特点的智库发展道路。
党和人民事业的思想库
智库，一般是指研究公共政策的专业机构，主要职能是提供高质量的思想产品，为公共决策者解决重要现实问题出谋划策。目前我国各类智库已达2500多个，自上而下形成了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大学智库和民间智库的发展格局。我国智库多以“官办”或半官办为主，带有较浓厚的体制内属性，对行政机构的依附性较强。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我国智库的“官办”性质会不会影响智库研究问题的客观立场？理论界也有人提出，要把现有的大量官方、半官方智库去行政化，推向市场，使之成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真正主体。这种观点有很大的片面性，实践中也行不通。这是因为，客观性与党性、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马克思有句名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诚然，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利益格局，但不管利益格局如何演变，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也是咨政辅政的出发点落脚点。我们党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只有坚持党性、站在党的立场上，才能更好、更全面反映人民愿望。为群众说话与代党立言并不矛盾，坚持党性并不影响研究问题的客观性。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智库形式上超越政党之争，不专为某一个政党服务，但实质上也都是有政府、政党、利益集团、社会组织的背景，有意识形态底线或意识形态隐性化。像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世界知名智库，他们强调的“独立性”，主要体现为其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基于事实来说明问题，而不被政治走向左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上而下建立的各类智库，并没有因为自身的政府或官方背景而影响其坚持客观、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譬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型政府建设、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重大国策出台的背后，都有智库的作用，有些智库在国际上也享有广泛的影响力。因此，我国智库建设应坚持“中国特色”，旗帜鲜明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的心声统一起来，把服务领导决策与服务人民统一起来。
决策咨询制度化规范化
比较中西方智库发展状况不难看出，缺少一个需求旺盛的政策分析市场（思想品市场）是制约我国智库发展的重要“瓶颈”，而智库参与决策咨询的法律制度的缺失，则是形成这一“瓶颈”的关键因素。现代科学决策体系一般包括信息收集、研究（咨询）、决策、执行、监督等环节，其中决策体系和咨询体系应是相互独立、相互支撑，不能合而为一。西方国家出于权力制衡、选举民主和“政治游说”的需要，对智库的专业性政策分析和有竞争力的政策主张有着强烈需求，一般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催生了智库市场的繁荣。为保障智库发挥作用，西方国家以法律制度扶持智库发展。如在美国，咨询是政府决策过程中的法定程序，政府项目的运作、论证等各个阶段都必须有不同的咨询报告为参考。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先后制定了《中小企业指导法》、《中小企业诊断实施纲要》、《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法》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为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提供制度保障。而目前我国尚无明确统一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政府决策中的咨询环节和程序。因此，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加快法律制度建设，尽快建立起促进智库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使智库发展有法可依、有规可循。重点要建立健全以下几项制度：一是决策信息数据公开发布制度。除依法不得公开的决策事项外，社会公共领域的重要改革方案、政策措施、工作规划、规范性文件制定等都必须向社会公布，同时政府还应当公开公共信息，建立各种数据库和联机检索系统为智库收集、处理信息服务。二是决策咨询服务政府购买制度。智库机构是公益性、非盈利的，但智库事业需要投入。西方国家一般采取“政府购买”的方式来扶持智库发展。由于我国缺少竞争性的智库市场，政府决策咨询项目主要由官方半官方智库“内控”，很不规范、不透明。这就要求我们从法律制度上明确什么样的决策咨询服务应纳入政府购买范围，购买资金来源如何确立，购买流程如何规范，如何有效监督，等等。三是决策后政策实施的评估调整制度。一个科学的决策体制必须具有自我纠错能力。我国政府决策体制由于开放度不高、信息不完全、权力高度集中和科层制等因素，决策失误很难自我更正，往往是政策实施后出现了负面的社会影响，倒逼实现纠错，纠错的成本很高。这就需要对重要行政决策执行情况组织评估，而智库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优势，关键是要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对智库开展政策评估的方式方法，以及根据评估结果是否对决策进行调整作出界定和规范。
组织运行多元化市场化国际化
多元化的组织结构。多元化绝不限于智库的产权属性，还应包括智库的组织特点、专业特色、影响力范围等各层次、各领域、各类别。一是主体多元。官方、半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发展。当前应大力鼓励发展民间智库，推动官民结合，形成既分工又协作并有竞争关系的多元发展格局。二是路径多样。如以学者为核心，建立理论创新能力强的专家智库；以机构建设为重点，打破学科壁垒，建立具有综合性集成能力的新型智库；以重大项目为抓手，用课题带队伍，形成创新团队；以成果转化应用为依托，打造高端智库平台。三是专业分工发达。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类智库发展较好、其他专业智库发展滞后的状况，应重点发展政治类、文化类、社会类、生态类、执政党建设、外交与国际问题研究智库，重点发展为企业服务的智库。四是层次丰富。国家级、地方性、区域化、城市型、行业类等多层次、全方位智库差异化发展。
市场化的运作机制。这是传统智库与新型智库的根本区别。我国智库建设应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通过竞争提升质量。可选择一些发展基础较好、实力较强的官办智库进行市场化改革，一要加快形成高效的治理结构和组织形式，关键是改革科研评价机制，建立以政府、企业、社会等用户为主的评价机制，完善以贡献和质量为导向的绩效评估办法，倒逼智库内生动力活力，外生竞争力影响力。二要经费来源多元化，除了政府资金外，应引进公司团体、基金会、个人等多渠道资金。三要着力打造特色“拳头”产品，树立品牌形象，包括特色研究项目、一流学术刊物、高端发布平台、精英人才等。四要加强市场营销，通过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主要依靠信息传播即纸媒介、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等渠道，让政府和公众了解自己。
国际化的视野。适应智库发展国际化趋势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需要，我国智库建设必须确立全球化、国际化视野。一是主动设置国际议题，在能源资源、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公共卫生、低碳发展、恐怖主义等涉及人类整体利益的重大问题，以及人权保障、健康政策、社会政策、教育政策等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上，我国智库应发出中国观点、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二是积极发挥民间外交作用，加强国际合作研究，缩小分歧、增进共识、引导舆论、促进外交。三是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如举办国际会议、讲座，跨国组织项目研究，在世界各主要国家建立分支机构并拓展海外业务，建立面向全球的国际网站，吸收国际学者参与研究等，整合国际研究资源，扩大国际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