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长于二战的阴影和冷战的黎明中。
我的父亲是一位驻外事务处（Foreign Service）官员，这使我有机会以一双火眼金睛近距离观察历史：我永远不会忘记和他一起漫步在诺曼底海滩，看见烧毁的希金斯艇（Higgins’boats）的庞大身躯仍矗立在岸上，就在几年前，大批年轻人为了世界的自由慷慨赴死。类似地，我也永远不会忘记骑着自行车从西柏林通过布兰登堡门前往东柏林时的怪异感觉，目睹自由的人和被困在铁幕之后的人的反差。
多年以后，如今让我震惊的是一代领导人不但赢得了战争，还赢得了和平。他们齐心协力做到了这一点。美国和我们的伙伴努力建立了给西欧、日本和韩国带来繁荣与稳定的联盟。旧敌人成了新盟友，并一起引领了让全世界更繁荣的新全球经济制度。哪怕是在冷战肆虐时，领导人们也找得到办法在武器控制和阻止核末日等方面进行合作。
简言之，通过构建有效的、不可或缺的国际机构和战略合作关系，我们不但避免了又一场灾难性世界大战，我们最终还结束了冷战，提高了全球数亿人的生活水平。
这是20世纪令人瞩目的故事。现在的问题是21世纪的故事会怎样展开。
今天，世界秩序面临新挑战。俄罗斯的入侵让盟国震惊。从事宗教圣战的极端主义者威胁着政府和各处的人民。科技正在加速治国者和被治者之间的实力平衡，既提供了民主问责的机会，也形成了包容政治的障碍。
我们已经从权力呈现层级分布的世界来到了权力呈现网络分布的世界。但治国术还没有适应。战后时期出现的国际机构和合作关系既需要维持，也需要现代化。
面临所有这些动荡，有人认为美国应该转向内向。这不过是陈词滥调。二战后就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25年前柏林墙倒塌后又有人这样说。那时，他们错了。如今，他们也是错的。
对领导力的需要从未如此巨大，美国也从未如此深地参与世界。我们在阿富汗历史上首次和平的民主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提醒我们所有人，世界付出如此大的鲜血和金钱代价帮助阿富汗人获得在战争中获胜的机会，也有同样大的责任帮助阿富汗领导人在治国方面取得成功。
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亲力亲为地直接参与和坚持不屑，就不可能100%摧毁叙利亚宣称拥有的化学武器，正如没有这些努力，叙利亚令人骇人听闻的邪恶内战是不会结束的。亚洲也是如此，奥巴马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作出宏达承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有了真正的领导力，各国可以完成怎样的成就——也可以看到，要在明年的巴黎敲定成功的气候协定还需要多少领导力。
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也在随之改变。地图上的线不再包含最严重的威胁，各行动方也不再泾渭分明地分成两个阵营。
在21世纪，后门无处不在。因此，世界需要联盟外交（coalition diplomacy）。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单枪匹马击败恐怖主义。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单枪匹马解决生存危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依靠自己消灭极端贫困、战胜潜在传染病或改善核安全。
如果我们不直面世界，我们所有人都无法获得更安全、更富裕的生活。我们必须与政府、与公民社会——是的，还要与普罗大众——结成新的联盟，与盟友们一起构建历史。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针对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残忍暴行的国际努力。来自60多个国家政治、人道和情报工具被用于支持联合军事行动。成功不取决于一国甚至少数几国可以独力完成什么，而是取决于我们所有人可以通过携手面对这一共同威胁实现什么。
在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阵线，美国正在与联合国一起努力激励全球应对埃博拉病毒的威胁。我个人与50多位外国领导人讨论了这一问题，我们都同意，只有通过协调行动才能阻止西非的灾难和埃博拉的传播。
我们在这两个问题上都在取得进展，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让利益相互竞争、资源大相径庭的国家走到一起是一个艰难的工作。这要求大量外交投入、动员几十年来所构建和维持的关系以及与新合作伙伴的联盟。但通过克服差异、共同努力击败伊斯兰国、征服埃博拉，我们正在强化对基于针对共同问题的集体解决方案的世界秩序的支持。
对于巩固作为美国和其他国家战后繁荣基础的经济原则，合作也同样重要。不论哪个国家，沮丧都不会比机会发展得更快。比如，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表明了奥巴马与占全球贸易三分之一、全球GDP百分之四十的地区形成一致的决心。
不管是对美国还是对我们的合作伙伴，好处都是巨大的。据估计，光是在美国，TPP每年可以增加77美元真实收入、支持650,000个新就业岗位。正在与欧盟谈判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合作伙伴关系（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则提供了另一个促进贸易的一大步。
不管是为了共同安全还是共同繁荣，真正的伙伴关系都不是一夜建成的。耐心的外交和集体意愿是推进共同目标的必要条件，美国的目标与数十年来别无二致——和平、繁荣以及美国和我们的全球伙伴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