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社会学家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1]]贝克从社会发展与转型的角度将风险划分为三个阶段：前工业社会风险，工业社会风险比如生产安全风险和环境风险，以及风险社会风险包括贫富差距加大、网络犯罪等社会风险和新兴技术风险等。在贝克看来，工业社会虽然解决了前工业社会的风险，但是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风险。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对于分析中国社会风险状况而言，相当具有启发性。
由于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不均衡，且仍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之中，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风险具有时间、空间多层次叠加交叉的特征。从时间维度分析，中国既有工业社会风险，也有后工业社会风险，甚至一些前工业社会风险在未得到有效治理的情况下也会导致糟糕的局面。风险的复杂性会增加风险治理的难度，“风险社会的风险不仅来源于自然灾害，更多的则是由于人们缺乏远见的或偏差的决策或行为导致的灾害”[2]，风险治理本身也成为了风险之一。从空间的维度分析，中国面临外部的全球化和自身的城市化所带来的双重风险挑战。一方面，“全球风险治理碎片化、低效率现象严重，现有的公共管理、国际治理不能适应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要求”[3]，导致中国面对国内多层次风险的挑战的同时，又要承受全球风险社会中的政治冲突、金融危机、环境危机乃至核风险等风险挑战。另一方面，由于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较大，处于产业链的轴心环节，社会流动性和复杂性均较高，城市成为复杂风险汇聚的空间场所，超大城市更是全局性风险的潜藏地。
从社会发展和转型的角度，不论在时间维度上，还是空间维度上，中国社会都正在进入高风险社会阶段[4]。尽管作为后发的转型国家，中国可以吸取或避免历史上发达工业社会风险治理所积累的经验教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或规避风险的成本，但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的背景下，面临新兴技术的复杂风险挑战，中国则要承担缺乏“前车之鉴”的风险治理成本。在这个意义上，智慧社区的风险治理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基础价值。因为，社区治理作为城市治理的基础单元，既是风险的第一现场，也是风险治理的最前线。本文所主要研究的问题即：高风险社会已然来临，面对新兴技术所带来的复杂风险，智慧社区的风险治理变革向何处去？本文将首先回顾历史上技术革新、城市转型与风险治理变革的关系，随后对新兴技术风险的敏捷治理展开分析，最后讨论智慧社区的敏捷治理变革。
从更大的历史视野来审视，工业革命以来的重大技术革新、城市空间与组织形态的转型以及社会风险治理变革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互动的联系。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以来，每一次技术革新均推动着城市空间形态与组织结构的转型，这又进一步推动着传统风险治理模式的适应性调整。
在前工业社会，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为城市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手工业、商业和贸易塑造了城市的最初形态。前工业社会的风险，主要以自然灾害风险和公共安全风险为主，如公共卫生、军事安全、自然灾害等。前工业化时期风险治理模式则以行政命令为主，人们普遍缺乏风险意识和风险认知能力。
前两次工业革命，标准化和规模化的机器生产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也加速推进了城市化进程，城市空间形态与组织结构随之发生了巨变。“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村地区涌入城市，人口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增长起来，且增加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阶级”[5]。随着电力革命和交通技术的突飞猛进，城市的规模优势越发明显，生产要素进一步向城市中聚集，城市经济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越来越高，城市空间结构则围绕工业化生产而布局。工业社会的风险则主要包括生产安全、环境污染、卫生健康、经济危机等。工业社会的风险治理的核心特征是以官僚制为依托的风险控制。这种控制导向的风险治理模式，在社会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处于较低水平的工业社会的前期与中期有着快捷的优势，但随着后工业社会转型时期的到来，这种治理模式逐渐走向失灵。[6]
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信息化逐渐改变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这种改变在本世纪初出现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得以延续并变得格外明显：互联网、便携式计算机、智能手机、传感器等技术创新与普及再次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社会组织方式和运行方式。然而，当高度的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技术成为城市社会运行的轴心之时，正如贝克所言，技术风险成为了当代风险社会的主要风险，并且它还会与其他社会风险之间发生相互纠缠或转化。[7]正是因为信息通信技术让整个世界连为一体，而世界在政治和治理方面仍处于碎片化状态，所以新兴技术的复杂风险变得更加突出且令人担忧。毫无疑问，这种技术风险的治理难度更高，而且技术风险所连带产生的叠加风险效应是当前风险治理模式所难以应对的。
当然，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可能发生的技术创新不只在网络和移动通信技术方面，但其核心特征是“互联网变得无处不在，移动性大幅提高；传感器体积变得更小、性能更强大、成本也更低；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也开始展露锋芒”[8]。清华大学薛澜教授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概括为物理空间、网络空间、生物空间三者的高度融合[9]。例如，可植入芯片能够检测被植入者的身体状况各项指标，这些身体数据被实时上传至数据处理平台，当数据处理平台发现被植入者身体状态数据异常时，则可及时响应，这些就是生物空间与网络空间结合的典型。物联网则属于典型的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的结合，指的是将各种传感器将实物进行数据化处理后上传至互联网，将物理空间的存在转化为网络空间的虚拟存在。这三种空间的融合将极大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并重构未来城市的空间形态。
在上述背景下，作为城市的细胞、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单元和城市治理单元，社区的组织形态和定义将首先被改变。一切新兴技术对于城市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改变，均会灵敏地体现在社区这一场景之中。从社区的层面来看，智慧社区建设的实质正是在传统社区基础上经由互联网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而融合了上述三种空间。例如，智慧家居、智慧交通、智慧政务、智慧医疗等方面的探索就是智慧社区中三种空间融合的典型表现。然而，正是由于新兴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以及难以预测性，基于新兴技术而融合三种空间的新型智慧社区，其智慧化本身，就已经成为一种核心的风险来源。更进一步，在当前的风险治理模式中，重心下移已经成为风险治理领域中的一种显著趋势[10]。因为，在一定程度上，“社区既是风险产生的第一场所，也是风险后果最直接的承担者”[11]，所以社区也必须是“事后恢复与发展的直接参与者”[12]。因此，在新兴技术风险所叠加催生的高风险社会之中，智慧社区将在风险识别、危机应对和灾后恢复方面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在这一意义上，智慧社区建设亟需新的风险治理模式变革。
针对新兴技术风险，当前的风险治理模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这个问题实际上需要先分析新兴技术风险的特性。基于上文的论述，概括而言，新兴技术风险的最大特征是复杂性。风险复杂性是由技术主导社会的程度所决定的。技术主导社会的程度越高，社会风险的复杂性也就越大，那么风险治理的难度也就越大。具体而言，技术风险复杂性表现在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总结的现代技术风险特点：“飞去来器”效应、难以预测性以及高度隐蔽性。首先，“那些生产风险或从中得益的人迟早将受到风险报应，风险在它的扩散中展示了一种社会性的‘飞去来器效应’，即使是富裕和有权势的人也不会逃脱它们”[13]，“在现代化风险的屋檐下，罪魁祸首与受害者迟早会同一起来”[14]，这种效应意味着新兴技术风险一旦变成现实的危机，那么其影响将会是系统性的，任何人，包括生产风险的中心或是社会精英都难以逃脱或者避免。其次，由于技术风险是社会现代化、技术化、金融化等进程不断叠加所产生的，无法像工业社会风险那样能够通过建立事前治理机制来预测，因此技术风险具有难以预测性。最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其可能造成的风险可能已经超出了人类能够感知的范围，即使目前有的风险已经被人认识到，但很多风险仍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当灾害发生了，人们才会意识到这也是风险的一种，而后才会进入政策议程，因此技术风险具有高度隐蔽性。[15]
新兴技术是在已有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已有技术风险来推断新兴技术风险的感知和预测，但由于人工智能与网络通信技术创新的本质属性，导致技术迭代速度明显加快，因而很难预料新技术在更新迭代的过程中是否会造成什么新的风险，以及这些新、旧风险在社会运行中又会产生怎样的后果。简言之，风险的复杂性程度随着技术迭代而提高，现有的治理模式和政策工具甚至可能赶不上技术迭代的速度，这就可能导致传统风险治理模式难以应对技术快速迭代的所带来的技术风险。以5G通信技术为例，5G技术与4G技术其实有许多共性，比如都是采用接入层、核心层和应用层三层架构。目前公认的风险包括设备安全边界模糊，开放端口易造成数据泄露，不同终端的安全能力差异大等，但谁也不能确定人们所能列举的就是5G的全部风险，甚至有些风险方向就算被察觉也无法进行预测。有学者指出，“5G融合应用业务发展模式尚不明朗，其面临的风险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才会逐步显现，有待持续跟踪研究”[16]。
新兴技术风险除了技术本身的风险，还有催化传统风险所产生的复杂风险。例如，贫富分化以及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已经是当前引起社会冲突的重要风险因素，而网络通信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将可能加剧这种风险，并且使得这种风险的后果变得更加难以预测。互联网技术推倒了知识围墙，但是那些拥有技术特权的人完全能够通过技术获得更高品质的信息和教育，而无法获得技术的人们则被遗忘在时代之后。网络通信技术的大发展还促进了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的消解，人类社会变得比以往更加透明，这很有可能促进社会阶层之间的激烈冲突，而不是缓和。此外，生命科学的突飞猛进所带来的伦理道德风险和社会两极分化的风险甚至比知识和意识形态对社会解构的影响还要猛烈。显然，这种催化效应并非简单地乘数效应，而是有可能以一种未知的方式产生作用。因此，理论上，新兴技术风险的挑战很可能因为超过了已有风险治理模式的认知范围而导致风险治理的失灵。
传统的风险治理模式建立在“事前预防”的基础之上，并通过法治、合作治理和风险意识培育等措施加以实现，其基本原则建立在早预防、早发现、早响应、早恢复等之上。但新兴技术风险的复杂性特征则要求更高，无法预防的风险甚至更为复杂的风险，均已超出了现有风险治理体系的认知能力和防控能力。例如，日本和美国被公认在风险治理和应急响应方面具有较强的能力，但是这是建立在对传统风险的评估和预测基础上的。2010年，东京所发布的《城市防灾规划》将生化恐怖袭击、强烈地震等巨大灾害以及这些巨大灾害导致的火灾、应急避难场所事故等作为值得关注的次生衍生风险，并出台《东京都赈灾对策条例》规定东京都的抗灾预防计划必须以历年地域危险度调查评估结果作为基础进行今后的预测工作。[17]再如，美国将减灾规划作为风险评估的重点并且在风险管理中积极推动多元合作治理的防灾模式，但这种多元合作的基础仍然是风险认知。纽约在2009年发布了第一版减灾规划，由纽约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多家私人部门、研究机构、社会组织参与其中，每五年更新一次。[18]不可否认，这些经验在应对部分社会风险时能够起到一定效果。例如，日本对地震风险的防范以及宣传，使得日本社会在应对地震时更加从容、不必遭受特别巨大损失。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经验都带有一种“事前精确计划”的思路，意图通过多方头脑风暴、大量信息获取来排列出各类型风险出现的情形，并对事中应对响应方式进行具体规划。但这种思路只在应对已经发生多次的、不具有变化性的传统风险（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的风险）之时才能够起到作用。而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科技发展速度达到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高速变革期。关于如何应对这种技术发展所可能带来的复杂风险，目前没有任何直接经验能够给我们加以借鉴。想要守护我们的城市与社区，就必须充分意识到新兴技术风险的复杂性，而当前的风险治理的系统性变革也势在必行。
在应对新兴技术风险方面，敏捷治理作为一种针对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进行监管而提出的治理理念，不失为一种探索风险治理变革的新思路。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提出了敏捷治理的概念。[19]敏捷治理的基本涵义是“一套具有柔韧性、流动性、适应性的行动或方法，是一种自适应、以人为本，以及具有包容性和持续性的决策过程”[20]。清华大学薛澜教授撰文指出，敏捷治理的核心思想是针对人工智能产业技术迭代更新速度超过治理变革的速度而提出的一种治理理念和改革目标。[21]那么，沿着这一新思路，敏捷治理理念也完全可以扩展应用到更为广泛意义上的新兴技术风险的风险治理之中。尤其是，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快速推进，社会也随之技术化乃至智慧化，这种敏捷治理的新思路也就完全可以应用到智慧城市风险治理系统之中。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新兴技术风险的敏捷治理并非排斥技术治理，而是完全可以运用新的技术治理手段以实现精准的风险感知、灵活的危机决策和快速的应急响应。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在传统风险治理中，新技术的嵌入式应用可以提高风险识别能力。例如，在地震预测方面，大数据技术能够收集多维度、大量的相关数据，并且能够对这些数据进行建模并开展动态分析，最终提高地震预测的准确性。此外，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普及也给居民学习防震抗灾知识提供了新的渠道和路径，增加了普通民众的风险感知力和认知水平。比较有名的例子还有美国谷歌公司通过对网络搜索流感信息的数据进行分析，准确分析了美国H1N1流感的传播趋势，这也是运用大数据进行风险预测的一个著名案例。更进一步讲，新兴技术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还能够有助于化解社会冲突风险。例如，医疗服务资源分配不均是社会矛盾风险要素之一。智慧医疗在提高医疗水平和促进医疗资源公平分配上有着积极作用。“智慧医疗”最早出现在IBM公司的“智慧地球”发展战略中，大数据、物联网、便携式穿戴设备等是医疗智慧化的关键技术。与传统医疗服务相比，智慧医疗可以帮助医生诊断更准确，能够打破物理空间限制，降低低收入群体接受医疗服务的成本等。再如，在当前的全球“抗疫”中，大数据分析、智慧手环、无人机、电子支付、物流配送、网络直播以及社交软件等技术工具正在被更深层次地应用到整个社会运行和治理体系之中。总之，技术深度嵌入了社会，同时积极的技术应用也有助于降低社会风险。
正如薛澜教授所指出的，敏捷治理强调五个维度的治理变革：第一，意味着放弃传统治理对“效率”的片面追求，而是在面对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过程中提高决策的适应能力，也就是适应性目标大于效率目标；第二，注重多主体的协同治理，强调治理者与多元利益相关方协同合作，在面对难以预知的风险和复杂性的时候，多元合作治理是一种提高适应性并有效规避风险的治理机制；第三，充分运用大数据的分析和治理能力，利用大数据进行意义建构和政策分析，一方面增强风险的预测能力，另一方面也提高风险管控的精准性，这是敏捷治理中最为核心和关键的环节；第四，以助推式的政策推动政策执行，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利用弱干预取得强效果，这意味着政策干预的“力道”是面对新兴技术风险的一个重要追求目标，其主要考虑的是如何保护创新活力并最大限度规避风险；第五，建设创新型与学习型政府，提高公共部门的专业技术水平，并在政策设计之初就预设纠错机制，将技术创新环节纳入到政府的监管视野之中，但这种监管需要注意避免伤害企业的创新活力。
在当前如火如荼的智慧城市建设中，针对新兴技术风险的敏捷治理变革显得的格外迫切而重要。正如前文所言，中国已经进入高风险社会，面临着多重内外风险叠加的安全挑战。从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看，风险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而增加，这一点在超大和特大城市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与此同时，由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大幅度改善，网络通信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移动智能终端的大范围普及，以及其它技术与社会因素的影响，超大和特大城市的流动性和异质性比以往更大，因此超大和特大城市的社会风险也就是更为复杂，其影响甚至是系统性的、全局性的，也因此其风险治理难度也就更大。
具体而言，超大、特大城市的社会风险具有如下三个基本特征[22]：第一，社会风险源增多，由于人口异质性、基础设施脆弱性、经济功能复杂性等因素的叠加使得超大、特大城市的风险源更多；第二，社会风险蔓延的放大效应很可能引起次生社会风险或大规模恐慌，造成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大大增加，其风险蔓延扩散效应甚至可能呈指数增长，例如“新冠病毒”爆发在武汉市且在春节期间的全国人口大规模快速流动时期，由于风险的放大效应而极大地增加了治理难度。第三，社会损失的扩散和波及范围增大，存在着“飞去来器”效应，在超大、特大城市中发生的灾害损失后，这种损失也将快速波及全国乃至全球，而由于“飞去来器效应”，这些损失又会传递回来。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超大特大城市中的风险源不但相对其他区域更容易变成现实。“各类风险源日趋复杂多样，风险存量不断加大，风险流量大大增多，各种风险以更快的速度、更多样的渠道、在更大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进行非线性的连锁性、跨时空传播，并且不同风险之间还经常存在耦合传递的特征，从而造成更严重危害”。[23]因此，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初期，就需要充分考虑到技术风险和传统风险的复杂关系，完善智慧城市的风险规划和风险治理体系，推动智慧城市的敏捷治理变革。
从当前中外智慧城市建设的实践路径来看，大多采取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思路，其中智慧社区建设是突破口和关键基础。显然，智慧社区作为一个独立模块如果能够成功，那么智慧城市建设也就能够顺利推进。然而，需要特别指出，智慧社区建设与智慧城市建设不可割裂看待，二者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性的治理模块。这是因为智慧社区担负着前端感知和终端服务的基础性功能，而智慧城市则担负着数据传输与智慧大脑的关键性功能，二者之间具有高度关联性和功能互补性。在风险治理方面更是如此，智慧社区的风险治理不可能离开城市大脑的风险研判，否则任何难以预见的复杂风险都会带来系统性的负面影响。这一点哪怕在传统的风险治理模式包括社区治理模式中都值得高度重视。例如，在“新冠病毒”开始发生传播的初期，武汉市著名的百步亭社区根据市政府指令依然举办了后来被广为批评的“万家宴”，结果导致集中感染，引起了网络舆论的激烈批评，这一事件反映出如果缺乏决策层的风险研判，再好的社区治理也只能导致更糟糕的灾难性后果。因此，在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和智慧城市建设联系起来统筹推进，而智慧社区的敏捷治理变革也需要具有这种整体性思维才能真正发挥实效。那么如何推动智慧社区建设的敏捷治理变革呢？
四、 智慧社区建设中的敏捷治理变革
(一)智慧社区与传统社区的差别
什么是智慧社区？在技术革新的浪潮下，人的生产生活方式被技术所改变。社区作为重要的生活空间成为了新兴技术应用的重要场景之一。简单讲，运用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对传统社区加以“改造升级”的社区就是智慧社区。这方面比较早期的典型例子是美国的迪比克市。迪比克在意识到该城市的一个重要风险是发展的可持续性之后，于2006年提出了“可持续的迪比克倡议(Sustainable Dubuque)”。为了更好将倡议的精神落到实处，迪比克在2009年与IBM展开合作，提出了对整个城市的设施和管理进行智慧化改造，将新兴技术在迪比克内充分利用，以使这个拥有6万人口城市成为美国首批“更智能”的可持续发展城市之一。迪比克的做法是将城市的水、电、天然气、公共交通、公共服务等所有资源都数字化并由此进行监测、分析和整合各种数据，再据此给出合理的节能建议。作为智慧城市的一个单元，迪比克智慧社区管理接入城市系统，而改造后的智慧社区与传统社区的最大差别即社区生活的数字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社区管理的智慧化。
如果我们将智慧社区的本质进一步概括为网络空间、生物空间与物理空间的充分融合与互动，那么做到这一点则首先要打通系统之间的连接，这就涉及到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以及多层次治理之间的整合。例如，智慧医疗、智能车位分配系统、智能家居、智慧安防等均需要其背后的一整套社会治理体系的数字化以及系统间的协同配合。也就是说智慧社区与传统社社区的最大不同则在于智慧社区建设需要接入整个城市智慧系统，需要整合到整个智慧城市的管理体系之中。在这个系统整合或者说是智慧社区建设的过程中，信息成为技术治理的核心。因此，与定义传统社区的所谓三要素或五要素说法不同，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智慧社区增加了新的要素，也就是信息。信息的生产、获取、传输、利用、分析与回应，乃至信息的安全性、扩散性均对传统社区治理及其风险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还是治理结构层面的，甚至也是我们思想意识深层次上的挑战。进一步讲，当整个社会进入到了一个网络信息化的阶段，智慧社区已然嵌入于整个网络社会之中，那么智慧社区的风险治理也就必须从更为宏观和整体性的角度加以理解和分析，才能得出新的思路。在这个意义上，智慧社区的敏捷治理与智慧城市的敏捷治理实为一体。
(二)智慧社区的中国实践及其双重影响
中国在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的建设方面，虽然是后起之秀，但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中国的智慧社区建设是在整个国家的一系列基础设施投入和建设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网络通信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入和建设，以及智能移动终端的大范围普及，当然也包括全国范围内的交通基础设施整体性提高。在此基础上，中国互联网产业取得了爆发式的增长，平台经济、物流快递、移动支付、共享交通、科技金融等新经济业态在近年来尤其亮眼。在城乡社区发展层面，社区商业、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的数字化发展也十分迅速。以浙江省的杭州市为例，依托阿里巴巴构建的杭州智慧城市体系和未来社区发展议程，正在塑造着一个数字化城市治理新模式。在同在浙江省的嘉兴市中，城市大脑的数据集成和系统联网并网正在快速推进，政府治理从电子化阶段迅速推进到数字化阶段乃至智能化阶段。类似于浙江的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建设，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深圳、成都、北京、上海、武汉等多个城市都正在启动其智慧城市治理的建设工程。而且，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推进，新兴技术的应用正在向着更进一步的智能化治理方向快速进展，许多城市也陆续成立了大数据管理机构。总之，中国的智慧城市与智慧社区建设已经从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开始逐步迈向智能化治理阶段。
从积极的角度看，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弥补传统治理的不足，在降低或缓解社会风险方面，可以发挥相当程度的正效应。首先，在公共服务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短板或结构性矛盾，从而降低社会冲突的风险。其次，在日常生活的便利性方面，公共交通、快递物流、生活物资供应、基本生活服务供给等方面，网络通信技术和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提高社会运行的效率，降低了传统家庭生活中的生活成本。最后，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导致的“封闭”与“隔离”时期，可以观察到新兴技术正日益渗透到日常生产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网络购物、快递服务、复工健康码、网络教学、网络会议，“微信”、“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中对重要公共信息的传播和扩散等都比之前更加深入人心。这些变化，除了意味着传统社区的共同体正在演化为新的社区共同体，同时也意味着极大地降低了传统社会风险如公共卫生风险对日常生活和社区生活的负面影响。
但从消极的角度看，或者说从新的风险角度看，智慧社区中的新兴技术深入发展、无处不在，在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边界模糊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也模糊了。数据的价值极大提高，城市大脑的重要性空间提高，数据运营企业的重要性也极大提高。政府、企业乃至社会组织在为居民提供便捷服务的同时，也很有可能掌握了民众的各类信息，包括身份证信息、银行流水情况、信用记录、活动记录等等私密信息，这些信息能否合理合法地被使用构成了判断信息犯罪的一个基础要件。然而，这方面的立法也正处于一个探索和起步的阶段。毫无疑问，当社区的智慧化程度越高，提供技术支持企业或政府机构所拥有的信息权力也就越大，当这种权力不受制约或缺乏规范的时候，风险就已经孕育其中。例如，智慧家居数据如果出现泄漏，则可能导致社区犯罪和治安风险；智慧医疗数据的泄漏则可能引起人们对卫生健康安全方面的担忧。而且，政府和企业也完全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掌握个体行为规律并对个体行为施加隐蔽的干预或影响，同理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国际政治的冲突之中。在网络信息社会，微小的数据风险在适当的条件更容易被放大，而事实的真相则有可能掩藏在媒介爆炸的信息景观之中。基于上述分析，尽管智慧城市或智慧社区建设增加了便利性，降低了社会风险，但是也增加了系统性和复杂性风险，这尤其体现在数据与信息安全方面。
(三)智慧社区的敏捷治理变革路径
新兴技术给传统社区带来的改变是根本性的。一方面，社区治理主体更加多元化，信息技术和信息安全管理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社区共同性的形成中增加了信息要素，这不仅深刻改变了以往的社区理论，而且也改变了基于这种社区理论所形成的社区治理理念和模式。社区的数字化和智慧化发展使得信息安全风险成为了核心风险源，同时智慧社区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还是系统性的、无边界的、甚至是难以预测的。因此，面对智慧社区建设所可能存在的多层次风险，社区层面应对就需要更加充分地发掘敏捷治理的理念和政策工具，加快推动智慧社区的敏捷治理变革。与敏捷治理理念相呼应，智慧社区的敏捷治理变革也有五个维度。
第一，适应性治理理念。敏捷治理的核心理念是适应性大于效率。也就是基于风险的复杂性原理，强调治理尤其是决策过程的适应性原则。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既有的地方行政决策体系和风险分析和决策机制中，增加信息技术人员、风险管理专家、危机管理以及各类专业人士在决策过程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并给予紧急状态下的地方临时决策权，赋予现有的城市与社区治理体系更大的灵活性或适应性，以应对日益复杂和难以预料的技术和社会风险。
第二，风险响应的社区多元共治体系。当前的社区治理体系中，政府承担了全部公共服务责任，但实际上这增加了治理的风险，而不是降低了风险。[23]尤其是，智慧社区建设中，科技企业的作用非常重要，因此政府需要调整自己和科技企业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应该建立在风险共担的原则基础之上，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在风险响应过程中所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划分清楚，并共同形成一种基于风险治理的多元共治体系。需要强调的是，数据信息资源的利用和分析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私人部门或公共部门所掌握，这需要基于法治基础和道德原则。简而言之，多元共治的风险治理体系是有效分担风险的关键举措之一。
第三，风险预测与防控中的城市与社区联动机制。诚如前文所言，智慧社区建设已然不能够和智慧城市相互分割。智慧社区的风险治理本身也是智慧城市风险治理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因此，风险预测与防控体系需要将社区风险与城市风险联系起来，打通诸如社会治安、自然灾害、生产安全、公共卫生以及各类非传统安全方面的风险治理的数据系统协同，构建基于智慧社区和智慧城市双向联合的组织协同模式。简单讲就是进一步地整合风险预测与防控的数字系统，实现立体式的风险感知、分析、响应和恢复的联动治理机制。这一点，由于当前中国的应急管理体系和智慧城市建设都处于转型阶段，因此需要借鉴国内外经验进一步推动相关的整合工作以及建立更为完整的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这方面，超大和特大城市尤其需要高度重视。
第四，助推式的风险治理政策工具。对于城市政府而言，在推动智慧社区建设方面，由于其作为智慧城市系统建设的前期基础，需要考虑采取何种政策工具以取得最大化的治理效能十分关键。例如，在数据资源的利用与增值收益分配过程中，政府扮演何种角色，企业参与智慧社区建设的程度，数据安全的保护和维护责任等关键问题均是当前城市政府面临的重要政策选项。在这些问题上，城市政府需要采取助推式的风险治理政策工具，既避免伤害企业的创新动力，又避免危害社区居民的利益与安全。这种助推的政策工具需要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智慧”，这一点对于推进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建设而言至关重要。
第五，建立社区层面的首席信息官制度。“首席信息官”在敏捷治理中提供信息供给和风险分析服务。技术的复杂性和风险的不可预知性，决定了智慧社区建设中需要专业人士对社区各类风险加以辨别、报送和传递。他们能够成为社区风险的报信人、吹哨人和日常技术问题的服务者。这方面的措施完全可以利用当前的网格化管理体系，从人员调配、制度设计和岗位设置方面加以调整和改进。
五、 结论与讨论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到了较高水平，从风险角度看，中国已经成为高风险社会阶段。从时间维度看，中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经历了西方工业国家几百年的历程，因而也高度压缩并汇聚了工业社会的多重风险。从空间维度看，中国面临全球化与城市化的双重挑战，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碎片化等缺陷使得各国都处于全球风险之中；同时中国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上述多重风险也分布在不同省份和城市之中，因而形成了比较复杂的风险社会格局。其中，最为值得重视的是超大、特大城市成为了风险的集聚地，它们的风险一旦爆发将会迅速波及全国乃至全球。
在上述背景下，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5G通信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一方面推动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建设走向新的发展阶段，但另一方面也在已有风险基础之上叠加了新的技术风险。在高风险社会之中，这种技术风险的影响具有多重效应和特性，其中最主要的是风险的“飞去来器”效应、难以预测性以及高度隐蔽性。因此，智慧社会的风险更具复杂性，其风险治理难度也更大，而建立在“事前预防”基础上的当代风险治理体系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快速变化的技术风险及其系统性风险。
因此，高风险社会背景下的智慧城市与智慧社区建设，既需要充分挖掘和利用新兴技术所带来的治理效能，又需要规避技术风险的复杂性以及其与传统风险的叠加效应。这就需要建立一种适应新兴技术风险的新的风险治理模式。针对人工智能产业技术风险治理的敏捷治理理念和治理思路，完全可以应用到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的建设中来。作为一种探索，针对智慧社区的敏捷治理需要考虑五个维度上的变革：适应性治理理念、风险响应的社区多元共治体系、风险预测与防控的城市与社区联动机制、助推式的风险治理政策工具、建立社区层面的首席信息官制度，从而应对新兴技术风险的挑战。在智慧社区的推进环节，我们需要把城市与社区联系起来进行整体式治理，并充分考虑风险感知、决策分析、组织协同、合作治理、社区动员与科技赋能等多个关键环节及其衔接，从而综合打造高风险社会的智慧社区敏捷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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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金：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大数据的超大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公平配置与精准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8CSH005，主持人：葛天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理论研究”(项目编号：71734004，主持人：汪光焘) 的阶段性成果；研究受上海浦江人才计划支持（2019PJC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