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无疑将会成为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新任领导人外交政策的主要焦点。这个东部近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及其委员会应该同等重视（甚至更加重视）一个更加遥远的东方国家。
自2009年末《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生效以来，欧盟(EU)专门负责欧洲的对外贸易和投资事务。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应该被作为要务，以反映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限制性的投资环境。
自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高于其他所有国家，而且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然而，中国长期对外国投资采取一种另类的做法。
与欧盟不同，中国保留着外国投资和国内投资的区别——欧盟甚至没有将在其边界内的投资归类为“外国投资”的专门用语。通过这种做法，中国为市场开放加了限制，即列出指导性的条件，只接受被其认为有利于国内特定行业政策的外国投资。
一年前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了所谓的《决定》，其中勾勒的庞大的改革议程以其广度和大胆性受到欧洲在华企业的欢迎。《决定》聚焦于进一步开放市场，如果得到坚决执行，它就有可能让中国日益下滑的经济实现再平衡，并为欧洲和其他外国公司创建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尽管该决定表明了中国领导人推进改革的政治意愿，但它们不会在一夜之间变成现实。
中国最近密集开展的反垄断调查表明，问题将会继续层出不穷。一个是中国如何调查税收问题，尤其是外国公司的税收。欧盟领导人在考虑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应该想到这些困难。
外国企业逐渐变得不愿对有争议话题公开发表看法，这是情有可原的。
因此，当中国欧盟商会成为首个对中国过去一年半时间里在执行反垄断法方面的不透明性和缺乏正当程序公开表示担忧的商会的时候，它被誉为勇气可嘉。
外国企业有必要公开表示担忧，原因不仅仅是近期的反垄断调查。但它们不应借此贬低中国改善反垄断法执行方式的努力。中国经济再平衡和升级需要良好的环境，反垄断法正是改善这些环境的基石之一。
然而，在反垄断调查中不坚持正当的法律程序可能会导致如下局面，即行政权力不仅会反常地扭曲竞争，而且从大了说还会影响中国加大市场开放的信誉，同时还令人怀疑中国让市场在经济中扮演更大角色的能力。
在去年三中全会闭幕之后，外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信心升至历史最高水平。会议传递出的重要的政策方向让中国赢得了赞誉，如果由于执行不力而破坏了这种赞誉，那就太可惜了。
反垄断调查表明，欧盟的政治领导层必须准备在政治上棘手的贸易和投资事宜上与中国正面交锋。此类战略必须建立在对中国商业环境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应该像美国那样，密切（且定期地）关注北京的贸易政策和举措，以便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能够做出明智决定。
这关系到欧洲的数百万就业岗位、对经济增长的一大贡献、我们创新的能力以及中欧友好关系带来的多重好处。
鉴于中国如今是超级经济大国，日益塑造着全球实践，同时还在海外大举投资，因此欧盟所有机构和成员国现在是时候把与中国打交道作为要务。
味着欧洲议会、28个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要以同一个声音说话，顶住屈从于中国经济实力，以放弃统一的、以结果为导向的战略为代价来换取短期利益的诱惑。
欧洲领导层的变更为调整对华战略提供了机遇。机遇中的机遇是，欧盟正在继续与中国谈判一项雄心勃勃的双边投资协议。这些谈判代表着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欧洲与中国在贸易和投资政策方面最为重要的接触。
它们也为欧盟定下与中国建设性接触的基调提供了良机。正如《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EU-China 2020 Strategic Agenda for Cooperation)中所说的那样，商谈并完成全面的中欧投资协议将传递双方签署全面深入的贸易协议的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