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资》：这一轮中国对非洲的投资热情始自什么时候？您对中国与非洲互动的研究主要包含哪些方面？
唐晓阳：中国对非投资自2000年后就有快速增长，2006年中非北京峰会更是引起世界瞩目。当时各家咨询公司、世界银行等机构也开始对对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在非洲的投资非常感兴趣，他们邀请我做课题对此进行研究，并以此为起点，扩展到更综合的课题，例如新兴经济体投资对当地的社会政治环境产生的影响以及政府的配套政策、政治政策等，虽然是以经济合作和发展为核心，牵涉到的领域包含管理、环境、政治等各个方面。我是哲学博士，我们知道经济是与现代化与发展紧密相关的核心概念，特别是中国在过去30年有很深刻的体会，过去我们讲发展也是倾向于经济，这其实就是我们在与非洲这么紧密地合作中为什么也是以类似经济为主要驱动力，为什么呢，因为经济与现代化社会是分不开的。在讨论经济合作的同时，也必须讨论文化、政治的现代化过程，这个现代化过程在现代社会里又必然和全球化相关，与国际互动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虽然是中非经济合作，里面牵涉到了非常广阔的层面。
唐晓阳：非洲目前还没有被充分开发，大部分中国人在非洲一开始进行商贸承包，但逐渐有些人开始实打实地做产业，做管理，他们在投资赚钱的同时，也给非洲国家面貌和当地经济和政治带来了影响。
《中国投资》：林毅夫老师曾经从经济学视角分析过中国企业为什么应该走向非洲，他提到劳动力成本低廉是中国制造业企业走向非洲的一个重要原因，您怎么看？
唐晓阳：我从去年底开始与林毅夫老师合作，我觉得从劳动力成本来分析是一个角度，但是因为当地目前为止劳动密集型企业因劳动力成本低而投资非洲还没有形成主流，今后会不会是主流也需要观察。目前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大多仍是以发展当地市场为目标的，这些企业虽然规模比较小，但他们的灵活度、生存能力比大型劳动密集型企业更强，而且更实际，更能够在短期内获利，他们能带动非洲的工业化，为大型的工业转移打下一个基础。
林毅夫老师是从宏观经济角度讲了一个方面，不过经济学的模型抽象了很多实际情况，从综合的角度来看，这种宏观预测的实现需要一个大的环境，那就是非洲逐步进入工业化的大环境，类似当初亚洲的工业化过程，只有在那种环境下才能够实现这种模型的转移。怎么样推动一个传统社会进入工业化，这需要很多准备工作，这种准备工作用经济学不能完全解释，需要社会的转型。往往在非洲做了10几年的中国企业讲得最多的一点就是投资最难的是要改变当地人的观念，让工人们适应现代工厂，适应工业化生产的纪律性，培养技能，让政府官员改变观念，理解应该如何招商引资，怎样促进私人投资——只有这些工作做好了，大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才有可能转移过去，不然的话，当地没有条件吸引这些企业，大型工厂投资往往是要看几十年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非常重要，典型案例是埃塞俄比亚的华坚鞋厂和在坦桑尼亚投资的东奥服装厂，这两家都是在全球雇佣了2万~3万工人的大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在非洲进行了试验性投资，但目前来看成果还不能说完全成功，东奥3年了还没有赚钱，很多问题也没有理顺。而且他们所处的东非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从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又都是比较好的国家，其他国家甚至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所以说要进行一个大规模产业转移的条件目前还不成熟，但要坐等是不可以的，前期的准备工作就是需要那些大量的针对当地市场的小型企业慢慢完成，这种企业在非洲有很多，每个国家有300~400家，他们做了一些真正改变当地社会整体发展的工作，如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和工人的教育等，都起到了让非洲从各个方面与国际接轨的作用。
《中国投资》：过去容易把非洲当前的经济状况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进行类比，但这么看来，二者的状况还是存在很大的不同？
唐晓阳：非洲很大，有50多个国家，有些国家政体与中国相像，比如，埃塞俄比亚有人说它是“非洲的中国”，因为它也拥有非常强有力的政府，有数千年的历史，只要政府开始改革，就能实行下去。他们的前总理梅莱斯有点像中国的邓小平，我去了几次之后，感觉这里确实有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形势。
但更多的非洲国家就没有这样的条件，或者是选举制政府，受到很多牵制，或者是联邦制政府，中央对地方没有强有力的控制，很多政策也无法推行下去；很多非洲国家还面临恐怖主义、国家不稳定等问题，有些则是货币大幅贬值，波动剧烈，都导致基本的投资环境非常脆弱。例如加纳，前几年的发展看上去很好，这几年货币大幅贬值之后投资者纷纷外撤。卢旺达也是最近几年表现比较好的国家，但因为它小，在内陆，潜力也很有限。
《中国投资》：非洲和中国的文化亲近度不如西方国家，同时他们又对欧美的一些企业在非洲的垄断性经营产生抱怨，希望中国的投资能改变这种状况。从您的角度看，中国、美国以及欧洲的投资对非洲的影响有何不同？
唐晓阳：非洲欢迎中国投资，希望增加更多的竞争者，从商业的角度讲也是很正常的，这可以促进价格降低和更多的选择。
从投资的行业来看，美国目前在非洲的投资更多是在能源和矿产领域，主要原因是非洲市场比较小，风又大，所以美国的消费品类、工业技术类公司在非洲没有足够的市场，因为当地购买力不够，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在非洲设公司和工厂。相反，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行业更广泛，日用消费类产品的小型企业在中国已经竞争非常激烈了，非洲虽然市场小，但中国企业本身也是小企业，所以对他们来说，非洲市场的高利润是他们在中国市场、美国市场得不到的，而且投资门槛较低，所以中国投资非洲很多是一些填补空白的产业，因为10几年前非洲几乎什么都要进口，欧美的企业都不愿意冒高风险去作这些附加值不高的产品。
至于和双方的思想意识方面有没有关系，我不能完全确认。因为西方去非洲更多的是以志愿者和援助的形式，他们对非洲感兴趣，主要还在于援助，而中国人则是带着很强的商业意识。这种意识上的不同与现代化在不同阶段里带来的不同反映有关系。从行业和产业利润来讲，中国的低附加值、低成本、低利润、低技术含量的产业符合非洲的市场需求。简单说，就是美国和非洲的差距太大了，美国先进的制造产业要转移也不去非洲而是亚洲，而中国在产业链上正好又与他们比较相似。
欧洲的情况要做一下区分，英国是东非国家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但很多在非洲投资的英国人其实是拿英国护照的非洲人，而欧洲本土白人大企业对非洲的投资与美国类似，稍微有些区别的是这里曾经是他们的殖民地，有些行业上有多年的积累和垄断优势，走高端市场。
《中国投资》：您提到西方去非洲更多的是以援助的形式，而中国人则是带着较强的商业意识，您能讲具体些吗？
唐晓阳：中国在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援助在整个对非经济往来中的比重比较少，我说的援助，是按照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定义来讲的，它有一系列的要求。中国在非洲的援助额也比不上美国和日本。中国在非洲很大部分贷款都是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买方卖方信贷，或国开行的贷款，这些都是带有优惠的商业贷款，这样的贷款，非洲人很多也都认为是一种帮助，因为当别的国家都不愿意与他们做生意的时候，获得中国的低价贷款他们还是非常感激的。
中国为什么能够提供这样的帮助，也和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政策有关。中国企业与非洲的交集比较多，所以为了支持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机构提供这些贷款，同时让中国的公司进行工程承包，非方也很高兴，获得了贷款还把工程队也带来了，中国的工程队价廉物美，双方两全其美。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起来，中国更愿意提供这种优惠性质的商业贷款，这是中非经济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和推动力。
唐晓阳：政治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商业上的考虑。对大型企业来说，中国与当地的关系很重要。因为这些大型的投资往往是长期投资，政治的保证是必要的。
唐晓阳：有，但更多的是欢迎外来投资。有些国家如阿尔及利亚，规定一定要当地人持股50%上，但这样的规定越来越少了，大部分是开放型的。如果投资者不愿去，主要还是经济环境不是太好。
热门产业的机会与风险
《中国投资》：您对非洲的纺织业进行了一个系统的研究，为何对此有特别的关注？
唐晓阳：纺织业是基本上每个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都需要的产业，它的市场普遍，是比较基本的劳动技能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不需要很高的技能培训，也正因为它的这种特性往往会形成过度竞争，利润降低，成为工业化中最先被淘汰的产业，纺织业被淘汰之后往往又会给下一波工业化带来机会。低门槛、初期工业化的催化作用是我对它感兴趣的原因。
唐晓阳：基本上上世纪60年代非洲就已经经历过进口替代的产业发展道路，那时并不成功，造成了产业流失，在南部非洲，经过这一轮进口替代战略原来的纺织工业反而在流失。因为政策的调整和当地的进口替代工业本身竞争力的减弱，进口产品反而越来越多。唯一的一个成功例子是坦桑尼亚的织布业，是近20年来没有流失反而增加的一个产业，但这和布的特性有关，这是一种民族服装的布料，是无法用进口来替代的。
纺织业本身而言，更多的是形成了一个全球化的产业链，所有产品都已经形成了在中国、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越南进行制造的模式，市场的统一化让纺织业的大机器生产必须到亚洲，非洲没有优势。
所以非洲的情况不能简单地用一个进口替代或者出口导向来概括。这两条路非洲都走过， 上世纪90年代，有些国家发现保护产业就是保护落后，他们做了政策调整，鼓励出口加工鼓励比较优势，后来发现这条路也走不通，因为非洲比较优势都比较差，只有一个资源优势，这样资源优势的政策又让这些国家成为完全的资源输出国，本身丧失了所有的工业化产品生产，所以不能偏向单一的政策。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亚洲的投资者来了以后，非洲重新发现了发展机会，新来的亚洲投资不是跟随政策，而是由于他们本身的特性带来了新一轮的工业化。
《中国投资》：近年来，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加大了，您认为投资机会怎样？
唐晓阳：基础设施投资处于一个飞速发展的过程中，这很大程度上因为中国的作用。一方面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开行的贷款所带来的影响，有统计表明，中国进出口银行对非洲的贷款总额甚至比世界银行还高。不仅提供了这些贷款支持，中国的工程队在那里凭借低报价高速度建设使得非洲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比较快地增长。可以说中国的工程队在非洲每个国家都占据了建筑市场江山的50%~60%。这还是保守估计，世界银行估计，有些国家已经达到了70%以上。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中国的众多产业投资者也对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贡献，因为过去即便搞了基础设施建设也没有工业没有投资支撑，例如坦赞铁路，因为没有物流和运输，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而现在中国这么多的企业去投资，物流、电力的需求大大增加，同时也增加了税收使当地政府能够进行更多的投资。
《中国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中，中国主要是进行工程承包，从商业获利的角度看做得怎样？
唐晓阳：还是赚钱的。当然因为当地的建筑成本比较高，有时汇率波动，还有中国工程公司在非洲往往会有价格竞争，把双方的价格拉低，消减了利润率。总体来说，对承包企业来说非洲还是一个高风险高利润的地区。
《中国投资》：您谈到非洲能源和矿产领域的优势，这些领域机会如何？
唐晓阳：中国企业在非洲真正拿到矿产的并不多，只有几个项目，如中国有色在赞比亚的铜矿、中钢集团在几个国家的矿山。3家石油公司在不少非洲企业中拥有股份，不过能真正操作的项目只有中石油在苏丹和南苏丹的几个油田。
原因在于，品味高的矿山在很早前就被欧美甚至印度的企业拿走了，而中国进入非洲市场比较晚，只能通过并购得到一些股份，而且也都是较差的矿山。也有一些项目处在勘探阶段，如赞比亚的煤铁一体化项目，距离实际开采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中国投资》：那么制造业呢？
唐晓阳：制造业可以说对非洲国家影响比较大的一个产业，轻工、炼钢和建材都是非洲较有希望的产业。还是刚才的观点，大规模劳动密集产业转移时机不太成熟，兴旺活跃的是那些发现当地市场空白、可以替代进口产品的行业，中国的制造工厂已经把成本压得非常低了，非常有竞争力。这个趋势会越来越明显，因为还有非常多的市场空白。
重点国家可关注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尼日利亚，一方面是市场比较大，特别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劳动力成本比较低、政治又稳定，适合长期工业化发展。尼日利亚人口最多，有石油，比较富裕，有较强的购买力。企业利润率相当可观。
《中国投资》：农业情况又是怎样？
唐晓阳：目前中国在非洲的农业比较谨慎。农业的投资大，回报周期长，所以风险较大。去非洲的农业企业有过投资血本无归的案例。非洲有很多预想不到的风险，如果建工厂、做贸易相对农业回报更快。另外一方面，从政治性考虑，土地在每个国家都是敏感的话题，虽然非洲地广人稀，有很多荒地，如果一个外国企业在那里拿数万公顷土地，也会成为政治议题。对此，中国企业和非洲政府都非常谨慎。
目前已经有几个大项目，例如中非农投公司在赞比亚和坦桑尼亚各有一个农场，万宝粮油在莫桑比克有一个上万公顷的项目。中非棉业在赞比亚以公司加农户的形式进行收购，没有拿地。喀麦隆有一个橡胶园。
一般来讲，经济作物比粮食的收益更好，万宝粮油是个特殊案例，因为当地的粮食价格非常高，长期来看较有投资价值。但也遭遇过大堤垮坝的意外，收成少了很多。这就是风险。
《中国投资》：主要雇佣当地人种植吗？
唐晓阳：主要是当地人，最初要带中国工人去。因为最初需要建设一些工厂之类的配套设施，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就是农业需要整条产业链的配套，加工、仓储、水利设施等，而非洲的配套很不齐全，这些设施也需要自己投资。这就是为什么在非洲的投资比国内要大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