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阶段转换是规律使然
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增速放缓。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我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回升，2010年达到一个高点后，增速逐步回落。如何正确认识这一轮增长放缓的含义，对于我们理解、顺应、引导新常态都很重要。
在这个问题上，一种观点较为消极，主要理由是去年三季度增速降至7.3%，为近些年来的新低。这种观点着眼于增速，由此形成的判断就不大乐观，甚至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和前景疑虑甚多。如果换个角度，着眼于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的大背景，判断将会大不相同。
我国经济已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从国际上看，二次世界大战后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在内的一批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当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这是一种购买力平价指标）左右时，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速的回落，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表现出较强的规律性。其原因，从供给角度看，主要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接近完成，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趋于稳定或下降，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明显上升等；从需求角度看，则是大多数工业品的历史需求峰值相继出现。我国经济增长与上述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有较强的可比性和相似性。据测算，目前我国人均收入已经接近或达到了上面提到的增长回落的水平。事实上，前几年我国东南沿海一些发达地区已达到了这个拐点，增速率先出现调整。近一个时期来总体增速放缓，表明我国已进入了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
增速的这种放缓，是经济规律使然。能够在11000国际元而不是较低的收入水平上出现增速回落，是我国超越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较为充分利用工业化阶段增长潜力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恰是成功的标志。近年来我国逐步调低了增长指标，是主观决策顺应客观规律的表现。我们讲科学发展，最重要的是要遵循发展规律。但有一些同志不大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还想重回以往的高增长轨道。然而，当潜在增长率已下降后，想推高是推不上去的；即使人为将其推上去，很快还会下来，而且要付出很大代价。
尽管我国增速有所放缓，从国际范围看仍位居前列。在经济规模持续扩大的情况下，增速下调容易产生某种“数字幻觉”。与2000年时相比，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扩大5倍左右，那时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新增量约为1000亿元，而现在则要达到五六千亿元，即使增速有所回落，每年的新增量也远大于以往，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而且仍在逐步扩大。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潜能依然位居世界前列，对全球经济的带动作用至关重要。把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说成“衰落”乃至“崩盘”，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上世纪50年代初，日本人均收入相当于当时美国的21%，此后日本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目前人均收入也与当年日本与美国的差距相似，所以中国还有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
这种说法初看起来似有道理，其实混淆了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别。做一个比喻，一个人跑得最快的年龄是20~40岁，上世纪50年代初，日本是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而美国已经到了100岁，即日本的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21%。此后发生了日本高速增长20年的故事。而当下的中国，虽然人均收入也相当于美国的20%左右，但中国已40岁了，跑得最快的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而美国这时已经200岁了。再做个比较，中国目前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与日本上世纪70年代初增长放缓相比，按麦迪森方法计算的人均收入（购买力平价，1990年国际元）水平大体相当，是11000国际元左右。换言之，日本也是在40岁左右时进入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转换期的。用后发经济体与美国等先行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比重，来估计后者的追赶速度，在逻辑和现实中都是有问题的。中国在40岁以后仍会追赶，但速度和方式将与此前大不相同。
质量提升是更重要的发展
新常态下的速度放缓容易引人关注。然而，速度变化是相当表面化的，更重要的是速度背后的结构调整升级和增长质量变化。
过去分析我国增长模式时，经常指出的问题或弊端是过多依赖投资、工业、外需和要素投入。在过去一两年和今后一段时期，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具有长期意义的转折性变化。具体地说，消费的比重已经超过投资；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第二产业；出口由过去20%以上的增速降到5%~10%的平台上；要素投入中劳动力总量开始减少，环境约束进一步加大。我国经济正在呈现出更多依靠消费、服务业、内需和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新增长格局。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质量基本稳定，有些方面还有所提高。例如，尽管仍存在结构性就业压力，但就业形势总体较好，一些地方还有“招工难”的现象。随着经济总量规模的持续扩大和服务业比重上升，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吸收的就业人数，2010年约为80万人，目前则达到了170万人。企业速度效益型的增长模式开始转变，随着增长速度放缓，行业间、企业间盈利水平出现分化，总体盈利水平有所回落，但近一两年趋于稳定。财政收入出现波动，部分地区承受压力较大，但总体上仍保持了一定增速。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与GDP增速大体同步，农村居民收入增幅略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得以提高，民生持续得到改善。在增长下降的背景下，部分地区和领域的金融财政风险累积，有的问题较为严重，但守住了不发生全局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环境压力继续增大，特别是大面积雾霾气候带来不利影响，但从全国看，节能减排、绿色发展还是取得了较大进展。
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增长动力和机制转换、矛盾和风险集中显露或释放，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以往明显增加。从可借鉴的国际经验看，不少经济体正是在这一时期出了大的问题，甚至陷入严重危机。在这一时期，问题、矛盾和挑战比以往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而且更复杂，判断和应对的难度更高。在这一时期能够保持经济增长基本稳定，没有出现大的起伏，能够守住不发生全局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没有出不可收拾的大乱子，尤其是能够在结构调整、增长质量改善上取得具有长期意义的进展，实属不易。
从不同角度看形势，所引出的结论迥然有异，这实际上反映了对新常态下发展观内涵的理解。毋庸置疑，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但不能把发展仅仅等同于增速。我们仍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发展的环境和条件、机遇期的内涵和实现途径都发生了重要变化。那种脱离潜在增长水平、风险很高、代价很大的过高速度，是不具备可持续性的，即使短期内勉强为之，也将损害长期发展和社会进步。日本高速增长期后泡沫经济的经历，就提供了反面例证。新常态下的发展更多要依靠质量提升，其核心是全面持续提高要素生产率。如果不实质性提高质量，即便是较低的速度也难以维持。速度是发展的必要条件，提高质量也是发展，而且是更重要、难度更大、更具挑战性的发展。速度放缓不能成为不作为的理由，提高质量需要实实在在的更大作为，还需要以往未曾有过的新作为。
新常态不是自然而然从天上掉下来的。适应放缓了的增速，最重要的是要形成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增长结构和动力机制。从这一意义上说，已经出现了的结构和动力变化尤其值得关注，并给予积极评价。以往我们多是看到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中危机的弊端，其实，正是通过危机冲击，市场经济才逐步“试错”和“补短”，成熟起来了。我国实行市场经济的历史还不长，在经济转型期暴露一些问题，甚至出一点局部、可控的危机，并不一定是坏事。不经历转型期的风浪、不经过困难局面的磨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大可能走向成熟和稳固。
实施发展质量导向、以质取胜的新战略
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变是一个过程，目前这个过程还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中高速增长的“底”或者说均衡点是多少，现在尚未探明。这正是近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原因所在。
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探底”？这里有一个简化的分析逻辑。中国的高增长主要依赖高投资，高投资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三个领域的投资。近些年来，基础设施为20%~25%，房地产为25%左右，制造业则在30%以上，三项合起来可以解释投资的80%~85%。其中，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出口。所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要调整到位，主要是高投资要调整到位。通俗地说，也就是出口、基础设施、房地产这三只靴子要相继落地。
目前，基础设施建设和出口都基本触底。房地产2014年已经出现了回落，有人认为是周期性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拐点。根据研究测算，构成中国房地产70%的城镇住宅年需求峰值是1200万~1300万套，这个数值在2014年基本达到了。此后，房地产增长将会在这个水平上维持一段时间，然后还要回落。房地产并不存在全国统一的市场，区域差异明显，但总体上看中国房地产的历史性拐点已经出现了。我们希望房价能够逐步调整，最好是以时间换空间，能够实现软着陆。当房地产这只“靴子”落地后，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底”就基本探着了。如果这样的速度能够稳住并持续较长一个时期，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将顺利实现。所以，“十三五”期间将是新常态形成并得以巩固的关键时期。
实现这样一个过程的平稳转换，需要在发展目标和机制上做出重要调整，实施发展质量导向、以质取胜的新战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已经讲了多年，之所以落实不到位，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往的高速度容易掩盖发展质量方面的问题。当增速放缓后，质量问题便会水落石出。新常态下我们仍需要保持一个适当高的增速，但仅就速度论速度是无解的。以往存在着“以速度论英雄”的倾向，先定速度指标，再以此安排其他指标，往往扭曲了速度和质量之间的关系。
在经济增长更多依靠生产率提升的新形势下，重视并切实抓好发展质量，才有可能争取一个较高的增速。打不好发展质量的底子，要么速度上不去，要么上去了也难以维持。质量指标优先，以质量倒推速度，才能摆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关系，实现充分利用增长潜力且具可持续性的增长。为此，应精心研究和确定反映新常态下发展质量的指标，例如，按照“就业可充分、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民生可改善、风险可控制、资源环境可持续”的要求，形成若干有利于提高发展质量、切实可行的指标。然后，以质量指标倒推或确定速度指标。也就是说，适应提高发展质量要求的速度才是一个合适的、好的速度。
与发展质量相对应的速度有一个合理区间，速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对发展质量产生不利影响。在目前情况下，速度过高将会加长杠杆，增大一些领域本已较为严重的金融财政风险或产能过剩；过低则会降低企业效益和财政收入，进而影响到就业增长。保持与发展质量相适应的速度区间并不容易，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更具挑战性的要求。
宏观调控中的刺激政策是一个中性概念，不能将其负面化、妖魔化。近期经济中出现的通货紧缩苗头值得关注。如果出现增速快速下滑迹象，适度的刺激政策仍是必要的。但要明确，转型期推出刺激措施的目的是“托底”，防止严重偏离潜在增长率，损害增长质量，而非“推高”、重返高增长轨道。刺激政策只是有助于恢复短期平衡，并不能解决中长期的结构问题。
坚持发展质量导向，必须把防控金融财政风险放到比以往更重要的位置。过去长时间的高增长，一定程度掩盖或推后了金融财政风险。在增长阶段转换过程中，随着增长环境和机制的改变，房地产、严重过剩产业、影子银行、地方融资平台等领域的风险有可能累积或显露。从国际经验看，不论是老牌发达国家，还是后起的追赶型经济体，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后，大都曾出现不同类型的金融危机。增长阶段转换期，同时也是金融财政风险的集中释放期。只要我们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全局性风险的底线，平稳转入中高增长轨道，即使其他指标短期内“难看”一点，从大局和长远看，也是值得的。从国际上说，我们也将创造出现代经济发展历程中有价值的新鲜经验。
有的观点认为，我国仍然具有高增长的潜力，只是体制障碍制约了这种潜力的发挥。换言之，只要改革到位了，仍可以重回以往的高增长轨道。这种观点对改革与增长的关系的理解并不准确。改革与增长的关系相当复杂，有些改革比如放宽市场准入，确实能释放增长潜能；有些改革比如反腐败，则可能短期内限制一些浪费性的消费。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利于提高效率。放宽准入“放”进来一些有活力的投资者，固然可以带来投资增量，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投资效率。减少浪费性消费后，把资金用于扶贫、改善民生等领域，将会大大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提高增长质量归根结底要靠深化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否真正深入、是否取得成效，一个重要的判别尺度，就是要看发展质量是否真正得到提高。切实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开放，打牢提高发展质量的基础，我国经济才能把握和利用好新常态下与以往大不相同的战略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