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工业强国是中华民族百年来的不懈追求，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根在基层·中国梦”2013年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干部调研实践活动工业中国专题组织了中央国家机关162名青年干部，组成了15个调研团，深入航空工业、高铁制造、供电公司、煤炭企业、烟草行业、路桥建设等多个领域深入调研。调研中观察到，工业发展成就非凡，但与此同时，一些关键问题也制约着“工业强国”梦的实现。包括原创性发明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关键零部件和设备长期受制于人；品牌塑造能力和影响力还不够；产业发展没有形成错位发展，一些即将过剩的产业，尤其是一些重资产行业发展重复建设严重，甚至新兴产业也因为种种原因在还未进入成熟期即出现产能严重过剩现象；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尚未理顺；国际竞争力不足；职业教育缺失造成的技术人才短缺等。
针对这些问题，课题组建议：
一是全面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把中央精神贯彻到工业领域改革发展的各个领域，加强顶层设计，全方位建章立制，系统推进改革发展。
二是打造服务型政府。推动政府处理好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加快简政放权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三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政府层面动用财税、金融、重大项目等手段，在企业层面上通过技术、产品、服务、管理创新等方式，让企业通过升级进入新的市场。
四是强化创新驱动。加快建立完善技术创新体系，将创新主体应用于企业，引导创新要素在市场需求吸引下向企业聚集，优化技术消化吸收机制，加快科技产业化步伐。
五是打造全球知名的自主品牌。鼓励企业创造品牌，树立品牌意识，走过“来料加工”，仿造等时期，让中国制造向品牌化发展。
六是提高技能人才输送能力。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引导企业完善规范化，科学化用人机制，形成人才喷涌而出的大好局面。
七是化解产能过剩。鼓励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发展优势产业，支持过剩行业的龙头企业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提升产业集中度。
八是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让国内有条件和能力的企业走出去，提升本土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
按照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的部署安排，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信部、交通运输部和国务院国资委机关团委作为“工业中国”专题牵头单位，组织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干部走进一线，与基层职工“同工同勤、同吃同住”，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增进与群众的感情，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履职能力。调研领域涉及航空工业、装备制造业、采矿业、烟草行业等多个领域。
调研发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工业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亦存在不少亟需解决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工业企业改革发展做出了新的全面部署。下一阶段要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不断深化工业关键领域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共同助力中华民族百年工业强国梦的实现。
一、当前我国工业发展的基本状况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多数企业的现代化工厂已基本形成，充分体现了精益化、敏捷化、柔性化、模块化和高质量这“四化一高”的先进设计理念，并在制造管理、节能环保等方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准。先进的设备和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创造出一个个强大的工业企业和健康发展的产业。2008年以来，工业经济总体上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等重大挑战，“十一五”期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11.3%，特别是在2010年，我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我国有220种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位。2012年我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达73家（含香港），比2002年增加62家，位列世界第二位。2011年粗钢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粗钢产量的44.7%。2011年电解铝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占世界产量的40%，造船完工量位占世界市场份额的42%。汽车产量由2005年的570.49万辆增至2011年的1841.9万辆。2011年我国彩电、手机和计算机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出货量的比重分别达到48.8%、70.6%和90.6%。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超过1.88万亿元，在国际上的地位明显提升，中华民族的百年强国梦正在逐步实现。
在具体领域方面，一是通信业平稳健康发展。“十一五”期间，全国电信业务总量实现年均增长21.3%；电信业务收入年均增长9.2%。2011年，全国电信业务总量达到11726亿元，同比增长15.2%；完成电信业务收入达到9880亿元，同比增长10.1%。以互联网为主要平台的应用创新速度快、规模大、草根性强，每年创造出大量新应用新服务。我国展现了本土化应用创新的巨大能力，不仅多个领域的市场规模位居全球首位，在国内搜索引擎、即时通信、电子商务、社交网络等主要应用领域也形成了对国外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二是工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行业着力加强企业技术改造，先进产能比重不断扩大。节能减排工作成效明显。“十一五”期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26%。企业兼并重组步伐加快。2011年汽车、钢铁、船舶和水泥行业前十大企业产业集中度分别达到87%、49.2%、47.7%和26.5%。区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推动产业集聚发展，着力提升工业园区化的产业集聚化发展水平。三是中小企业发展环境不断完善。2009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截至目前，相关部门已出台了45个配套文件。2011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了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财税支持力度加大。国家先后出台了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等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融资难问题得到缓解。三是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依托“核高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大型飞机等科技重大专项实施，一大批重点领域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四是两化深度融合经济社会信息化深入推进。目前，主要行业大中型企业数字化设计工具普及率超过60%，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超过50%。基于信息基础设施的新兴经济迅速发展，互联网服务市场规模超过2000亿元，形成了一批初具国际影响力的骨干企业。
调研中，我们走访的企业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对近年来党的政策高度评价、充分认可，干事创业的激情不断喷涌。工业企业发展势头良好。
（一）技术创新成为企业发展首要任务
一批国有企业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技术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得到逐步稳固。世界经济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自主创新能力的高低，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前途命运。经济竞争背后是科技竞争，一个国家要真正成为科技强国、经济强国，就必须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将直接关切到国家未来的前途和命运。
正当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完成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之时，中国还处于阶级斗争时期。错过了大好时机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加快了引进吸收西方国家先进技术的步伐。虽然在一些关键零部件技术上还受制于人，但已经有不少领域在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能力上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近年来，我国购买国内技术和引进消化吸收活动不断增加。有数据显示，2000年、2005年和2009年购买国内技术与引进国外技术经费支出比分别为0.11、0.28和0.44；引进消化吸收与引进国外技术经费支出比分别为0.07、0.23和0.42.这表明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在引进国外技术的同时，越来越重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以及重视本土使用技术的获取。
其次，以产品结构调整为核心，瞄准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不断加强创新和研发。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企业，以市场导向来生产制造产品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在某一类产品大小欲求的阶段，新产品吸引更多资本和企业进入对于市场的成熟来说是有益的。我们调研团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越是竞争激烈的行业企业的这个认识愈加深刻，也走得更为前卫。对于激励企业进行产品创新和研发的作用也更加明显。
第三，构建“三位一体”研发体系。近年来，有条件和能力的国有大型企业，包括一些大型民营企业也都在建立自己的技术研发体系。在我们调研的公司中，近年来就着力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建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相应的技能工作室，构建起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三位一体的技术创新平台。通过与一流高等院校和知名科研院所的横向合作以及一定范围的国际技术合作，充分利用国内外各种智力资源，服务于产品研发，形成了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技术研发体系和合作发展模式。
在投入方面，工业企业在“十一五”期间得到快速增长。在研发经费投入方面，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内部支出从2005年的1250.3亿元增加到2009年3210.2亿元，增长1.6倍；研发强度（经费内部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从2005年的0.76%上升到2009年的0.96%。
（二）民族品牌意识逐渐强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过了品牌经济启蒙阶段和品牌经济发展阶段，目前正处于品牌经济提升阶段。在2005年度《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中，中国仅海尔、联想、CCTV和长虹4个品牌入选。到了2012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23个。在2013年度亚洲品牌500强中，其中中国（包含港澳台）入选的品牌共计204个，占整个亚洲品牌500强的40.80%，再次超越日本，位居第一，其中大陆入榜品牌有118个。
没有品牌做龙头，必然处在国际分工的低端，我们所赚的那一点利润，是劳工的血汗钱，是靠消耗宝贵的资源和能源换来的。在一些国际融合走在最前列的行业，如汽车业，外资品牌和合资品牌汽车已经覆盖了中国的汽车工业。民族品牌发展异常艰难，但在这种形势之下，产业工人对于民族品牌的创造热情和忠诚度却有所提高。
在上汽集团乘用车公司临港基地，十多位一线工人的故事告诉我们，他们甘愿为自主汽车品牌奉献青春的热情。有的工人，其梦想就是上汽能借助在泰国建设基地的契机，抢占东南亚市场，让东南亚各国能认可并广泛购买荣威和名爵。一位在上汽工作了三年的青年人更是发誓，此生不离自主汽车品牌，愿用一生热血奉献中国汽车工业。
同样的现象在其他调研企业也存在。这些共性告诉我们，在国家梦想、企业梦想和个人梦想之间，这些一线工人深知：国家梦想、企业梦想和个人梦想是紧密相连的。只有国家好、企业好，个人才会好。作为年轻的产业工人，他们已将个人梦想与企业梦想、国家梦想绑定在一起，通过实现国家梦、企业梦，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完成自己的梦想。
（三）技术人才成为企业发展核心力量
企业发展要靠人才推动，一个不重视人才的企业是不可能有长远发展的。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退隐，企业在一线工人缺失的窘境之下也逐渐认识到技术人才的重要性。
首先，创造条件培养新人才。在不少领域我们国家的企业选择了从国外引进高技术人才的路径，但也有些企业坚持选择自己培养新人才的路径。
其次，“传帮带”式培养高端人才 在我们调研的企业中，越来越多企业注重生产技能与企业精神的“传、帮、带”，营造崇尚技能的文化，鼓励一线工人技术创新。同时，坚持“不惟资历惟业绩，不惟学历惟能力”的原则，竞争选才、合理用才、育才悉心，用才有道，实现事业留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尽其效。有一些企业则结合生产经营实际，组织开展现场“教学比练”、总结“五小”发明和优秀操作法、工人技师“三个一”（带一高徒、献一绝招、攻一难关）等活动。以一线工人中的技术尖子为带头人，设立了首席操作师工作站，带动高技能操作人才队伍梯次合理协调发展。
第三，一批国有企业坚持树典范，通过推举榜样的形式凝聚人心，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一些企业倡导“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以优秀技工为榜样，打造出独特的团队文化。在重视技术、崇尚技能的环境中涌现出大批青年岗位能手、技术能手、技能带头人。他们充分发挥自身技术特长，团结一心，奋力拼搏，勇于攻坚，完成的生产任务量多次刷新纪录。
（四）现代化管理理念扎根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企业进一步与国际经济接轨，通过与世界一流企业的竞争、合作和交流等多种形式，企业管理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一批中国企业开始推行现代化管理。尤其是在签订WTO协议之后，中国公司如果只是把眼光放在本国内，那势必要被国际同行所淘汰。近十年来，中国及国际经济形势风云变幻，一些企业逐渐向世界大型企业管理靠拢。这主要得益于在通过“走出去”、“请进来”以及合资建厂等过程后，国际化的管理方式逐渐成型。
找对标缩减差距。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强大，市场逐步完善，所有企业都面临着新的竞争机遇和挑战，都需在构建竞争优势中作出选择。工业发达国家中的成功企业，他们在构建竞争优势时采用的现代管理方法很多。其中对标管理是当前许多国际先进企业采用的比较成熟的一套管理方法，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一批企业通过加强对标管理取得了成功的发展，这也是美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效遏制日本企业的进攻，重回世界经济霸坛的重要手段。在我们调研的企业中，不少企业一开始就瞄准世界行业领军者，推行“生产规模化、技术现代化、队伍专业化、管理信息化”。在管理效能提升，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等方面也都开始呈现效益。
精细化管理提升管理水平。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中国企业在规模上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还未到质变为世界级企业管理的水平，这首先就体现在管理体制机制的效能挖掘上。一些有条件的公司开始推行“精益管理”项目，企业跨入了由传统粗放式管理向现代精益化管理转变的全新阶段，并带动了财务管理、技术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科研项目管理、售后服务管理等一系列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持续创新的制度保障体系日渐清晰。精益化管理逐渐深耕企业，那么，越大规模的企业从管理本身上着手进行改革，也同样能取得意想不到的利润点。
（五）物流配套服务和设施逐渐完善
交通条件的快速改善，使公路运输的时间和成本大幅降低，促进了传统产业的升级，加快了产业集聚，改善了投资环境，优化了区域分工，支撑了世界工厂的地位，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
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网的建成将为我国向工业强国打好基础。建国初期，我国公路总里程只有8万公里，到2015年末，中国公路总里程将达到450万公里，是建国初期的56倍有余。其中，高速公路总里程将达到10.8万公里，覆盖90%以上的城镇人口超20万的城市。
铁路建设方面，自2008年8月1日我国第一条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通车以来，2013年高速铁路里程将达3000多公里，普通铁路里程也将达到3300公里。铁路通车总里程将超过6000公里以上。物流设施的不断完善为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当前工业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尽管初步实现了百年来为之奋斗的工业化目标，但迄今中国实现的仍然只是一种比较粗放和低层次的工业化，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尚未完全摆脱被动局面，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等副作用阴影之浓重，已经给越来越多的人带来了越来越沉重的切身感受，过度的资源消耗更蕴藏着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核心技术短缺，国内增值率不高，品牌缺失和品牌营造中的误区……这一切使得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不得不较多地采用价格竞争和赊销策略，或是满足于利润相对微薄但回款较有保障的代工模式，由此造成了国内外市场拖欠、供货商与渠道商不平等关系问题日趋突出。在调研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中国距“工业强国”梦想的实现还有一定的差距。小到一家企业，一个产业，大到整个中国工业离真正的强大还存在的不少问题。
（一）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不容忽视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大量投入土地、资金、劳动力、原材料和能源等生产要素来支撑，企业的竞争优势相当程度来自于较低的要素成本，特别是资源成本、人工成本和环境成本。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内资源供给越来越难以支撑，资源能源需求外部供给依赖性日益加剧，石油、铁矿石、铝土矿、铜、钾盐等大宗资源对外依存度达到50%以上，海外市场略有波动，必将对中国经济平稳运行和企业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同时，这种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还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目前，环境资源约束不仅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环境污染的治理也在逐步蚕食着经济发展成果。
从1980年到2010年，我国工业三废排放总体上仍然居高不下，继续深刻、大面积影响环境，在社会公众中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反响。2011年，全国七大水系的398个水质监测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占56.3%，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占15.3%，下降2.0个百分点。在监测的330个城市中，有293个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含二级）标准，占监测城市数的88.8%；有33个城市为三级，占10.0%；有4个城市为劣三级，占1.2%。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总量总体发展趋势也一直是上升，1980年为4.8725亿吨，2010年已达24.0944亿吨。更令人忧虑的是，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的成熟产业正在大规模向中西部转移，如果没有伴随着相应的环保水平提高，没有伴随着相应的清洁生产方式改进，这种产业转移就会同时沦为污染转移。调研中涉及的企业近年来都加大了对环境问题的重视，投入人力、资金加强治理。但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经营方式过于粗放等原因，污染问题依然严重。中国工业化对资源的高消耗首先表现在资源消耗量大。作为世界工厂，需要大量资源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当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重点在于重化工业，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更大。与此同时，因资源高消耗而引致的大量进口资源也使得我们面临两难处境。应该确认，中国必须大量进口资源，这是因为中国国内资源禀赋不佳，国内资源难以长期满足大规模快速工业化和国民生活需求。
（二）核心技术欠缺，国内增值率不高
近些年来，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成效显著，但制造业整体创新能力偏低，产业普遍技术水平有待提高，原创性发明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从国际专利申请数量来看，2012年中国申请量为18627件，虽然与上年相比有较大增幅，但仍远远落后于美国（51207件）和日本（43660件）。由于技术瓶颈的限制，中国绝大多数制造企业仍处于全球产业分工链中的低端，利润微薄。以IPhone手机生产为例，美国的批发价格是178.96美元。其中：来自日本的闪存24美元、屏幕35美元，占33%；德国的全球定位系统、照相机、WIFI等30美元，占16.8%；韩国的处理器23美元，占12.9%；美国的蓝牙和3G技术12美元，占6.7%；中国的组装生产6.5美元，仅占3.6%。
由于中国工业发展起点低，所需技术都是国外成熟的技术，甚至是过时的技术，所以买技术很容易，使得很多企业养成了“拿来主义”的坏习惯，忽视了自主研发能力的培育，导致目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严重缺失，造成了产品收益率过低。假如一个后发国家决定将自主研发和“市场换技术”两种方式都列入选择，希望不同企业、不同地区在竞争中筛选出最佳方案，结果往往就不是激励各地区、各企业走长期看来更坚实的自主研发道路，而是纷纷挤上“市场换技术”的死路。
还有一些企业对于关键零部件和关键技术的投资态度不正确，忽视关键零部件而追求整机效益，集成电路芯片、数控机床、汽车发动机等关键零部件和设备长期受制于人。在不少行业，企业不管规模大小，能力大小，挤破头也要进入整机生产领域，而对于关键零部件领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比如发动机，虽然发动机企业不少，但真正能与世界级企业相抗衡的却没有。不论是企业规模，盈利能力还是技术水平，乃至于产品质量，都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明显差距。也有一些企业最初专注于发动机领域，但在做出点成绩后，却开始追求规模，进入整机生产制造。这种“忘本”现象，不仅是加剧了整机行业的竞争，更弱化了自身在主业的发展能力。
（三）品牌塑造能力和影响力还不够
在现代产业竞争中，品牌已经是最重要无形资产之一；拥有品牌优势，就可以占据价值链上游，取得超额利润。在一些不存在很高技术门槛的日用消费品产业，品牌甚至可以成为企业最重要无形资产，以至于美国企业界有说法称，即使可口可乐所有工厂都被焚毁，只要持有可口可乐这个牌子，就能够很快募集资金，重振旗鼓。有资料称，美国排名前100家的企业，无形资产占资产总额的68%，品牌形成的无形资产占全部无形资产总额的72%。相比之下，在全球市场上，我国这个制造大国还只不过是个品牌小国，在2008年美国《商业周刊》发布的“2008全球最佳品牌排行榜”上，美国企业品牌超过半数，中国则无一上榜。品牌缺失，令中国制造业在利益分配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也损害了其可持续发展能力。最突出、最显而易见的问题莫过于由此造成的利益分配失衡问题，在对外贸易中尤甚。作为世界工厂，目前所谓欧洲奢侈品牌服装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实际上是在中国加工制造的，但中国制造企业在其中所得甚微。调研中，一位企业家谈到，一条意大利阿玛尼（Amany）品牌领带，零售价1800元人民币，我国工厂连工带料加工费合计7.5美元，按该年人民币全年平均汇率中间价1美元兑换7.6040元折算为57.03元，零售价超过该厂出厂价的31倍。
即使是一些业务规模和自主技术创新已经取得了相当巨大成就的产业，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品牌营造也存在显著缺陷。在2011年全球工程机械排行榜上，徐工集团、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均进入前十。然而在品牌建设方面却滞后于国外的竞争对手，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更有甚者，中国不少企业是拉洋旗作虎皮，假冒洋品牌。这种行为多见于服装、鞋帽等日用消费品行业，在以“高档”自居的假冒洋品牌中，又以假冒意大利品牌居多。假冒意大利品牌风气之烈，以至于意大利政府机构也来华打假。还有的企业塑造知名品牌、推动企业发展的方式不是依靠不断改进生产管理和技术研发，而是能够短期见效的高强度广告轰炸和作秀，“先建市场，后建工厂”的说法不胫而走，加之外部资本参与，从事营销、广告等行业的机构、学者极力倡导，更使得这种模式极为流行。这种模式内在的风险终有一天要暴露出来，让公司付出更大的代价。
（四）人才短缺折射中等职业教育缺失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工业企业当下普遍存在人才短缺现象。在人才密集型行业，不仅面临着高端人才短缺，也面临着工厂工人短缺问题。在一些企业的工厂内作业温度是在三四十度作业条件相对艰苦。在这样的工厂，甚至在室外作业而工资待遇却还不高的行业，人才短缺现象则更为严重。
在一些高技术企业，存在这样一种现象：50、60后有，80后有，但70后几乎没有，90后和00后则面临难招的考验。以上海电气核电公司为例，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助理、制造部现场技术处处长分别是1980年、1983年和1984年生人。
另一个问题是，一些行业从业人员整体素质较低，大学以上学历人员所占比例过低，一线从业人员中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比例也偏低；在专业职称结构中中高级职称所占比例过小；在年龄构成上是以中年为主。这种人才结构，制约了我国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据统计，当前我国获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及具有相当水平的技能劳动者仅占所有城镇从业人员的33%，包括高级技师、技师、高级技工在内的高技能人才则仅占技能劳动者的21%，而发达国家的这两个比例分别是50%以上和30%。
（五）产业发展没有形成错位发展
当前，产能过剩问题在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行业普遍存在，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之一。尤其是一些重资产行业发展重复建设严重。2013年前三季度我国造船业产能利用率仅为50%-55%，相较2012年75%的利用率降低了约20个百分点，远远低于国际造船业通常的产能利用率。
传统产业出现过剩的同时，新兴产业也因为种种原因在还未进入成熟期即出现产能严重过剩现象。比如煤化工行业，自2001年以来，煤炭企业尤其是大型煤炭企业纷纷进军煤化工产业，煤化工成为发展煤基产业链的优先选择产业，从而促进了煤化工产业的快速发展。受利益驱动，有些重点煤炭省区也支持上煤化工项目，甚至硬性规定煤炭开发必须有50%转化率等，大有逢煤“应化”、“必化”、“快化”、“大化”的势头，致使焦炭、电石、煤制合成氨、煤制甲醇等初级产品项目遍地开花，布局分散，产品雷同，形成大量的重复建设和过度发展，产能严重过剩。同样在光伏、风能、LED等行业也已有迹象或者已经出现产能过剩现象。
总体上看，我国目前的产能过剩是周期性过剩、结构性过剩、总量过剩和体制、政策性过剩并存。一是周期性过剩。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经过几年的新建、在建项目纷纷投产，但因国内市场分化严重，国际市场又远未恢复，导致供需矛盾更加尖锐，加剧了产能过剩。二是结构性过剩。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具有强烈的扩张需求，国有企业要做大做强，民营企业要快速扩张，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投资冲动，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些非理性的盲目投资，必然导致结构性失衡。三是总量过剩。我国产业处于追赶期，在世界产业链条中位置较低，形成吸金的投资洼地，在不成熟的投资环境下，这种聚集具有天然的盲目性，极易造成转型经济体制下部分投资领域过热的倾向。四是体制、政策性过剩。我国缺少对企业投资信息的动态引导，但一直存在产业政策，或称管制式经济政策，有管制就有利益，对于企业而言，挤进管制领域就可实现规模式发展；加之地方政府为了提升政绩，在发展经济中职能错位、过量主导，进一步激发了企业加大投资规模的冲动，助推了产能过剩。
（六）第三产业片面发展和资产泡沫对中国制造业带来不利影响
由于各种原因，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资产市场泡沫急剧膨胀，资产价格大幅度攀升，房地产市场的超级牛市影响尤为广泛、深远，从多个方面重创中国制造业。过高的房地产价格大大抬高了制造业的发展成本，把大批科技人才驱离本来产业发展条件最好的城市，对我国产业结构提升产生了深刻的损害。资产市场泡沫过度膨胀导致实体经济部门在吸引资本投入、人才的竞争中落入下风，削弱了实体经济部门持续发展的后劲。资产市场相对的轻松和高收益本来就对资本和人力有着较强吸引力，再加上资产价格过高大幅度抬高制造业发展成本，制造业预期利润率显著下降，流向资产市场炒作投机而非实体经济部门投资升级的资本、人力就会进一步激增。在新世纪以来的房地产大牛市中，抛弃主业投身于股市、房市的并不仅仅是中小企业，也包括我国许多产业的骨干企业，如联想、海尔、海信、雅戈尔都设立了专门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房地产业务对其近年利润固然贡献颇大，但许多企业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损害了本职业务的长期发展。
（七）和工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宏观管理体制尚未完全建立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提出应由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但时至今日，政府与市场边界仍不够明确，地方政府为保护地方利益，越位、错位干预企业经营现象仍很严重。一是越位干预。地方政府在部分重要资源要素配置中的话语权过大，在以GDP为核心的考核机制驱动下，部分政府利用掌控的资源，违背经济规律和现实需求，迫使企业大上、快上短期内能够提高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增加地方经济规模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工业项目，成为过度依赖招商引资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园区重复建设比率极高等粗放型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二是错位干预。在某些行业或领域，地方政府直接参与竞争性经济活动，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扭曲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导致市场公平、公正缺失。以土地市场为例，政府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一级市场唯一的买家、二级市场唯一的卖家，政府权力过于集中，且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衡，往往导致盲目决策、急功近利、权力寻租等现象。
三、建设工业强国的相关建议
建立企业百年老店不仅仅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更需要企业本身的诸多良好基因，比如创新精神，重视人才，坚持技术引领，管理制度稳固等等。对于当下中国工业企业，要实现“工业强国”梦，我们提出如下相关建议：
（一）全面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强顶层设计，全方位建章立制，系统推进工业领域改革发展
要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贯彻到工业领域改革发展的各个领域，整体研究推进各项改革的思路和措施，为工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新型工业化事业发展。准确把握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努力为新型工业化事业提供体制机制保障。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特别是要推动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激发非公有制经济和小微企业的活力与创造力。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大力推进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建立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善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深化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制度改革。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等。
（二）调整考核导向，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打造服务型政府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主要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府要处理好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加快简政放权改革，把该放的权力放下，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尽快改革地方政府考核机制，使其将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一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继续推动简政放权，减少和下放地方政府的投资审批事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等。二是创新和改善政府管理，变事前审批为事中监管、事后考核。重点加强市场监管，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把工作重点转到基础公共服务领域。三是建立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全新评价考核体系。将资源利用效率、节能减排、失业率、教育文化水平、社会保障程度、科技创新能力、市场秩序等新型指标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四是强化地方政府预算硬约束，改革财税体制，淡化GDP情结。严格控制企业投资风险外部化；同时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坚决遏制地方保护主义抬头。改革财税体制，推进对产能过剩行业企业进行兼并重组，转型升级，降低资源整合的税费负担。
（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必须推进经济增长的方式由数量型增长方式向质量型增长方式的转变，聚焦到工业层面，就是要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从国民经济整体讲，产业进一步升级就可以获得新的增长空间，就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反之，如果升级不利，国民经济就可能出现停滞。从企业的角度讲，升级就会进入新的市场，从而避开现有产业层次上的恶性竞争，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如果突围不出去，停留在现有的产业层次上，就会长时间地被过度竞争所煎熬。首先，在政府层面上，应动用财税、金融、国家重大项目等一切资源和手段，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引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努力构建科技引领、协同高效的产业体系，打造高端化和生态化的产业结构。同时注意稳定经济发展，防止过度减速，实现规模、速度与质量、效益协调发展。其次，在企业层面上，要通过技术、产品、服务、管理和商业模式的创新，重塑企业竞争力的基础，通过升级进入新的市场，进入新的产业层级，占据全球产业分工有利地位。在这方面，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责任重大，应在技术进步、自主创新、优化布局、产融结合等方面率先突破，进而引领所在产业领域的整体升级。
（四）强化创新驱动，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企业科技创新
工业中国的核心离不开企业的技术创新，以建立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突破口，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大幅度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科技活动和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企业被边缘化。而今天在国际上展现国家竞争实力的恰恰是企业。因此，工业强国梦的实现关键是要将创新主体应用于企业。
第一，加快建立完善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面对我国关键技术自给率较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现状，企业要培育和提升核心竞争力，必须不断拓展创新路径，以求突破技术瓶颈，抢占产业技术制高点。引导创新要素在市场需求吸引下向企业聚集，引导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带头示范，进一步优化技术消化吸收机制，加快科技产业化步伐，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企业集团。
第二，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突破重大技术瓶颈，抢占全球科技发展制高点。加强研发平台建设，着力突破高档数控装置、集成电路、新能源、互联网等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一批各具特色、创新能力强的产业集群。
第三，增强中小企业也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科技资源，放开中小企业融资平台，引导中小企业加大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力度。完善创新引导机制，加强制度创新，营造有利于企业创新的外部环境，建立健全科研成果与关键技术快速转化为产品的体制和机制，促使创新成为企业的内生基因。尤其是要引导中小企业搭建产业集群发展平台，构筑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形成创新要素聚集效应。
第四，提高企业研发和设计能力。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是台湾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1992年为了“再造宏碁”而提出的产业理论，以作为宏碁的策略方向。经历十年多，施振荣将“微笑曲线”加以修正推出了施氏“产业微笑曲线”以作为台湾各产业的中长期发展策略之方向。微笑曲线的中间是指制造环节；左边是指研发环节，属于全球性的竞争；右边是指营销环节，主要是当地性的竞争。当前制造产生的利润低，全球制造也已供过于求，但是研发与营销的附加价值高，因此产业未来应朝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也就是在左边加强研发创造智慧财产权，在右边加强客户导向的营销与服务。对于一些有着良好工业基础和政策支持的地区和企业，摆脱制造本身向微笑曲线两端发展尤为必要。
第五，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发挥人才在创新中的第一要素作用，鼓励创新型人才向企业集聚，提高企业科研人员薪酬待遇，培育一批技术领军人才和创新型企业家。
（五）提升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打造全球知名的自主品牌
未来中国工业的发展模式就是以品牌塑造为主。鼓励企业产品创新树立品牌，实现品牌化发展对于有条件的产业园区和企业，政府应该鼓励企业创造品牌，树立品牌意识，摆脱制造本身。品牌正是我们国家缺乏的，走过“来料加工”，仿造等历史时期，中国制造需要向品牌化发展。高端制造，极端制造更需要品牌化发展才能提高企业知名度，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保护中国制造的知识产权。
要把自主品牌作为企业软实力和无形资产核心组成部分，持续关注客户利益、需求与变化，以一流的产品质量、服务和研发为基础，实施有效的品牌规划、管理、推广和传播，建设具有持久生命力和全球影响力的强势品牌。有条件的企业要善于借助重大成就开展事件营销，包括直接参与了航天发射计划之类重大成就的企业。借助参与成功的高技术重大成就向国内外公众宣传，塑造自己的品牌，提升品牌形象，或是以赞助商之类身份参与奥运会、亚运会等重大公众活动。
在国家层面，还要塑造中国国家形象，搞好文化复兴和输出。中国制造要摆脱贫困化增长困境，要摆脱国内外众多消费者心目中一刀切的价廉物劣低档形象，就必须探求创造国际知名中高档品牌的关键所在。技术实力和质量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仅有这些又是远远不够的。对于日用消费品行业而言，既然那么多所谓的“世界名牌”都是以那么低的成本在中国生产，那么名牌卖的显然不是高精尖的技术和珍稀的原料，而是消费者对高品位生活的想象；而这种想象最终以来自哪个国家的品牌为寄托对象，取决于一个国家在消费者心目中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为什么消费品中所谓“世界名牌”、所谓奢侈品绝大多数出自欧美发达国家？为什么其他国家的消费者对欧美品牌趋之若鹜？这是因为在消费者心目中欧美发达富庶，所谓“高品位生活”，就是欧美生活方式的代名词。如果中国在国外消费者心目中只不过是一个充满落后、愚昧和血汗工厂的国家，他们就只会用猎奇的眼光看待中国的一切，而很难接受中国品牌是中高档品牌的观念。我国产业要想升级，要想开拓国际高端市场，一定要靠文化输出。特别是在提升传统产业增加值方面，文化输出的作用尤为突出。
（六）加强中等职业教育提高技能人才输送能力
技能型人才的缺失主要是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缺失。因此，首先是要加强中等职业学历教育。中等职业学历教育是中等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形式。两种形式在招生对象、学籍管理、教育教学等方面存在差异。中等职业学校面向未就业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开展的学历教育主要采用全日制形式；面向已就业或待业的青年农民、进城农民工、退役士兵、生产服务一线职工、下岗失业人员等城乡劳动者开展中等职业学历教育，主要采用非全日制形式。两种形式的中等职业教育应该同时推进发展。着力培养更多符合企业需要的技能型人才。与此同时，也要放开中等职业教育办学限制，正确树立中等职业教育观。
进一步引导企业完善规范化，科学化用人机制。人才选择不必唯学历分高下。这个在不少民营企业实践得相对较好，但民营企业由于各种考核体系未能与国家相结合，导致人才难以留住。这又是民营企业的问题所在。换句话说，中等职业教育还有待加强并逐渐引导企业招收中等职业教育毕业人才。
探索建立一套全国统一的企业人才考核体系。人才考核部分国企、民企，不分东部、中部和西部。在技能考核，薪酬待遇等方面，工从普通工人到中级工人，再到高级工人每一级在同一行业和相近行业的同一级工人应该有相同的标准，规范。这样既能实现人才的合理流动，也能规范人才跳槽。
（七）强化统筹和引导，化解产能过剩问题
“一窝蜂”，盲目发展是中国不少地方政府变相导致我国产能过剩，产业重复建设的根源。因此，要想避免重复建设就必须引导鼓励地方政府结合本地优势发展优势产业。在现有的产业现状之下，首先需要厘清产业布局现状，要大力提高产业集中度，培育行业龙头企业。积极支持过剩行业的龙头企业兼并重组，利用产权市场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提升产业集中度，培育一批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行业龙头企业。
制定严格的产能过剩行业企业退出政策机制，加快建设企业退出的制度环境，完善产能过剩行业企业退出机制。因此有必要提高产能过剩行业工艺技术标准，引导企业由产业低端向高端发展，以铁腕政策遏制“三高”企业的恶性发展。同时制定更为严格的环保法规和细则，加大环保执法和惩治力度，建立健全国家环保监控体系。
完善社会保障等配套政策，支持企业退出。完善退出企业职工安置的各项社会化配套措施，建立职工再培训补贴制度，帮助企业疏通土地等资源流转环节，缓解退出矛盾。
出台扶持政策，引导产能过剩企业“走出去”。通过对企业向境外转移的设备实施出口退税鼓励，对向境外转移的过剩产能进行补贴，改革外汇管理制度，为“走出去”的企业开辟绿色审批通道等政策扶持，鼓励和支持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尽快走出国门，开拓新的市场。
（八）引导和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
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发生深刻变革，为中国企业融入到新一轮全球产业整合重组、抢占发展制高点带来了难得的战略机遇，但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管部门要创造条件让国内有条件和能力的企业走出去，提升本土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要深化国际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为有条件的企业创造环境建设一支能够适应现代企业管理和国际化经营管理需要的数量充足、结构和梯次合理的优秀人才队伍，掌握国际竞争规则，融入世界经济大局。还要进一步优化产业链和价值链，调整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加快形成与资源性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互补共赢的长效机制，构建全新的互利发展模式。
注：
指导老师：
周健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
闫哲：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
执笔人：
肖隆平：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社
周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郑宗杰：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