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民主党众议院议员前原诚司。今日承蒙北京大学邀请，有机会来到这里演讲，我想向王缉思院长、袁明副院长，以及有关各位表示衷心的敬意和感谢。这次我与其他七名民主党国会议员，接受中日友好协会的邀请，访问了大连和北京。我也想借这个场合，向以唐家璇会长为首的中日友好协会以及其他相关单位的诸位表示感谢。
我出生也成长于日本的古都京都，1982年考入京都大学法学部。大学期间，我师从日本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高坂正尧教授，学习国际政治。当时正值美苏冷战末期，美国所提出的战略防御倡议（SDI）备受关注，然而我更关心的是当时的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转向了改革开放。首先是深圳、汕头、珠海、厦门等城市被指定为经济特区，通过吸引外资渐渐走出了停滞，变得朝气勃勃。我对此进行了研究，并以《中国的现代化》为题完成了我的毕业论文。在大学毕业进入松下政经塾后，我对中国愈加关注。从1989年8月开始，我花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走访了深圳、广州、厦门、上海、青岛、北京、哈尔滨、大连等八个城市，考察了五十余家合资企业与乡镇企业，得以亲身感受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
在走向改革开放的近37年中，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虽说中国原本就蕴藏着这样的潜力，然而当我看到在政治家施政有方的情况下，国家竟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长，再次让我认识到了政治的重大作用。2008年我有幸与来访日本的胡锦涛国家主席会面，他的一席话我至今还留有深刻印象：“改革开放已历时三十年，然而这还不够。改革开放要坚持五十年，如果不能持续五十年，就不是真正的改革开放。”我认为这才是政治家之所言。
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周恩来总理，以及向改革开放转舵，强力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邓小平先生，这两位都是我所尊敬的政治家。令人遗憾的是，我不曾有和他们直接见面的机会。不过，我有幸三次面见朱镕基先生。在我22年的国会议员生涯中，令我印象最深的领导人之一是朱镕基总理。他曾说：“中国需要通过改革增强国力。为此就需要进行国企改革。要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引入世界标准，以坚决地推进国企改革。面对阻力，也在所不辞。”从这番话中我感受到一种真正的改革者所应具有的诚挚气魄。
虽然在中国存在一种看法，认为我是对华强硬派，然而正如我刚刚所讲到的，长久以来我都在关注着中国，并且很自豪地一直在致力于强化中日两国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我随后还会谈到。我认为今后中日应该就两国间的问题坦诚地交换意见，坚持不懈地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情况的需要，不仅加强中日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而且携手推进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安定与繁荣。
今日我演讲的主题是“亚太地区的安全保障与日中两国各自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今已有七十年。世界在经历了两次巨大的战争之后，进行了种种世界秩序的创制，以避免战火重燃，比如联合国（U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后来发展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等等。也就是说，通过制定世界通用的规则，并且各国共同遵守这些规则以防止冲突，以此促进问题的和平解决，实现共存共荣。世界为此付出了诸多努力。
然而，令我忧虑的是，近来出现了一些动向，试图以“武力”改变二战结束以来所确立的这种世界秩序：伊斯兰国（IS）否定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崩溃后根据赛克斯-皮科协定所划定的国界线，试图重新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俄罗斯不但控制了克里米亚半岛，而且仍在谋划分裂乌克兰东部，并将其置于自身的影响之下，这些都是其中显著的案例。俄罗斯对日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邻国，我本人在日本的国会中也担任着日俄友好议员联盟的副会长，致力于推动日俄关系的发展。关于克里米亚的问题，考虑到其历史背景，俄罗斯的心境不是不能理解，然而我仍然认为，俄罗斯应该采取一种能够被国际社会所认可的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眼下非国家行为体的恐怖组织散布在世界各地，在各国进行破坏活动。它们对主权国家构成了威胁，无视国际社会所界定的秩序，这种暴力破坏行为不能被容忍。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需要一个由各国共同制定的、以法治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维持这种秩序实为当务之急。诚然，战后秩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非一直都在有效运转。比如，在冷战期间，美苏两国曾就各种议题，针对彼此发动了否决权，致使联合国安理会在这期间很难达成协议。时至今日，协议的达成有时仍然是困难的。但是经历了两次世界规模的战争之后，为了保护与发展国际社会而建立起的这个国际秩序，在今天仍然至关重要。因此不得不说，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占据着一席之地、至今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所应承担的职责是极其重大的。
我下面所讲的内容，对于中国的各位来说可能有些刺耳。然而，我希望诸位可以理解，正是因为面对着一个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从强大的发展中国家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我才会怀着期待与敬意做出这番发言。
伴随着令人瞩目的发展，近年来中国的外交也发生了急速的变化。但是，许多国家尚不能理解“中国的真实意图”。中国的外交以什么为目标？如果二者择其一的话，许多国家还不能确认，对于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构建起来的世界秩序而言，中国是一个“拥护者”还是“挑战者”。
作为一个拥护者，中国履行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相应职责，然而，中国当下在南海的举措、两年前在东海单方面设立防空识别区的这类行为，被视为世界秩序的挑战者也在所难免。关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设立，虽然起初存在一些意见，认为AIIB对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等战后秩序的重要组成机构而言，是一个“挑战者”，然而如今在AIIB拥有了57个成员国，并与亚洲开发银行确定了合作融资的方案之后，这种举措已经受到了一定的积极评价，被认为这是在中国的主导下拥护现存秩序，同时进一步推动地区繁荣稳定的举措。总体而言，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举措呢？可否说，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落后就要挨打”），才是中国外交的核心呢？
前苏联最后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先生说过“外交没有敌人或朋友，只有国家利益”，这是我所喜爱的一句话。通过外交来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是理所应当的。然而，我们在过去70年里所积累的一个智慧，就是为了避免各国追逐狭义上的国家利益而引发争端，应该制定一套规则，以此作为各国追求自身利益的基础。中国在外交上主张“要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这个道理毋庸戈尔巴乔夫先生言明，对任何国家都是适用的，然而，中国是否把重点更多地放在了国内的大局上呢？就一些复杂的问题，中国的要人经常主张“问题的关键是（周边国家）能否接受中国的发展”，我不得不认为，这种意见反映了中国的外交姿态。
外界认为邓小平先生所提倡的“韬光养晦”，展现了中国坚持国际合作与协调路线的外交姿态。然而近年来，中国的要人往往使用“和平发展方针”这一表述，并在声明这一方针的同时，基本上每次都会加上一句中方也将坚持“捍卫主权”。“捍卫主权”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而言都是不言而喻的，为何中国要对此特别进行强调呢？许多国家对此怀有疑虑。
我特别提及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中日之间保持建设性关系对于东亚地区秩序的稳定是不可或缺的。而避免对彼此战略意图的误判是构筑这种建设性关系的基础。因此，我们希望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及维持亚太地区安定的关键力量，在外交上不仅仅是主张“周围国家应该接受中国的发展”，而且昭示出一种超越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公正公平的外交理念”。如果缺乏这种理念，不只是东亚、亚太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定都将无法实现。我们希望看到一种符合中国自身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身份的、符合“位高者责重（noblesse oblige）”精神的外交姿态。
既然向中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也有必要明确地阐明日本的战略意图。日本要做世界秩序的“拥护者”。接下来我想就日本外交特别重视的两个方向进行说明。
如诸位所知，日本是一个由众多岛屿构成的岛国。虽然一提及岛国，就会给人以封闭、闭锁的印象，然而借用我喜爱的幕末时期的志士坂本龙马的话来说，我们是一个“海洋国家”，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通过可以自由航行的海洋，与其他国家自由地展开交流的国家。而尽管近年来在日本近海发现了可燃冰与热水矿床的存在，日本基本上不具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也因如此，与外国可以自由往来的“自由贸易”对日本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也许有人会诧异，既然是讲安全保障问题，为什么先提到的是自由贸易？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在他的唯物史观中讲到“下层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下层基础是指诸类生产关系，也可以理解为各类经济活动。我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认同与人类生活相关的各种活动都会受到经济的影响，这是一个真理。借我的恩师高坂正尧先生之言，“诸国家都是权力的体系，利益的体系，以及价值的体系”。经济实力，加上军事实力和意识形态，是构成国家繁荣的重要因素，而我确信“保障自由贸易”是发展经济实力的基础。
前几天，在美国的亚特兰大，包括日本在内的12个国家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大致达成了共识。由于其中涉及到的许多信息还没有公开，我不想就协议的具体细节做出评价，然而在大框架上我同意这次协议的达成。而且TPP对日本的必要性，最初就是在民主党执政期间被提出的，我当时作为外务大臣、民主党政策调查会长，以及经济财政担当大臣，曾致力于推动TPP的谈判。
那么自由贸易为什么重要呢？随着自由贸易的发展，人员、物资、资金的流动就会更加自由，这不但会使各国自身的经济更加活跃，也将会促成国与国之间的互补关系。消费者可以更廉价地购得产品，各国也会致力于增强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只要诸国各自努力，就可以打造出一个共赢的环境。而当更多的国家得以享受自由贸易所带来的恩惠时，各国就会试图保护这种恩惠的基础，也就是去保护一个和平而没有冲突的环境，从而带来抑制战争的效果。
不过，我认为TPP只是打造更广泛的自由贸易圈的里程碑之一。我认为当前的任务是实现“茂物目标”。也就是在1994年11月，中日两国都作为成员国参与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上制定的“发达国家最迟在2010年、发展中国家最迟在2020年，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这一目标。我认为TPP是登上“茂物目标”这座高山的一个有益路径。然而，登顶的道路可以有很多条。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也应达成协议，东亚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也是我们希望可以郑重推进的平台。同时，中国正在独自与他国开展的各项自贸协定也极为重要。这些积累都会促进“茂物目标”的实现。我期望日本与中国可以携手实现茂物目标，并将为此尽力。
日本外交的另一根支柱是“和平外交”。日本在战后所制定的宪法中将“放弃战争”作为国是。面对种种争端，我们都将以和平的手段进行解决。这一决心不会动摇。
同时，作为自卫措施，日本一直以来保持了奉行“专守防卫”政策的自卫队，致力于提高威慑力，以备万一。长期以来，自卫队的自立自助与日美之间的同盟关系，一同构成了日本安全保障的两个车轮。我认为这个方针今后也应该坚持。日美安保条约的缔结最初起因于美苏冷战的激化，而其中的一个导火索是朝鲜战争的爆发。虽然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认为日美同盟作为维持亚太安定的公共物品，今后也会发挥其作用。不过，就日美同盟关系发展变化的动因，有必要特别向中国及其他诸邻国做出详尽的说明。
我目前身属在野党，并不处在一个对安倍政权所推进的政策进行解释的立场。不过，还是请允许我还从个人的角度，就之前不久在国会讨论的“安全保障法制”问题做一些说明。
从内容上看，此次安全保障法制，主要将在四个领域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
首先，通过改变对宪法的阐释，解除了过去日本只能行使个别自卫权的限定，使日本可以部分行使集体自卫权。
第二点是，在日本自身没有受到直接攻击，然而事态的发展对日本的安全构成了重要影响的情况，在现行法律中，我们称之为“周边事态”。如果当时的情况被认定为符合“周边事态”的界定，依据现行法律，自卫队可以为美军提供后方支援。在这次法律修正后，日本自身没有受到直接攻击但日本的安全受到重要影响的事态，被改称为“重要影响事态”。如果当时的情形被认定为“重要影响事态”，日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不仅仅对美国、也可以对其他国家提供后方支援。也就是说，（通过这次法律的修正）日本扩大了后方支援的内容，以及可支援的国家的范围，并解除了后方支援的地理限制。
第三点是，在过去，对于在没有被认定为“周边事态”的情况下，如果日本要为美军的军事活动提供支援，日本须每次根据必要的情况，制定一个特别措施法来进行应对，然而通过这次法律的修正，我们制定了随时可以对多国部队提供支援的永久法。
第四点是针对联合国的维和行动（PKO），实现了迄今为止不被许可的紧急救援警卫。关于这一点，我们（民主党）基本持赞成态度。
问题在于剩下的三个领域。通过修改宪法的解释行使集体自卫权，我们民主党对此也并非完全反对。我们总结发表意见时使用的表述是，“我们反对通过变更宪法解释，一般性地行使集体自卫权”。因为说的是“反对一般性地行使”，因此尚且留有认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场合的余地。
那么，我们认为现政府的方案存在着什么问题呢？首先，法律本身有违宪的嫌疑。日本国宪法第98条规定“一切违反宪法的法律皆无效”，在论及这个法律的必要性之前，首先政府应该提交一个不会被指责违宪的法律；还有一点是，如“在霍尔木兹海峡扫雷”、“为搭乘日本国民的美国军舰提供护航”等政府所枚举的这些作为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具体事例的立法根据，在现实中基本上是无法想象的。
对于是否有必要将“周边事态”专门修改为“重要影响事态”，我们也有所存疑。我认为，迄今为止的做法，即日本在有必要与美军展开合作时，通过制定特别措施法的方式来进行应对，并无不妥。无论如何，这次的安全保障法制的调整，不是针对特定的国家与区域，而是意在提高日本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对力与威慑力。我们要求政府与执政党对此向其他国家进行详尽的说明，防止这种法律修正造成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紧张，我们也希望为此不断地做出努力。
最后，我想就今后如何推进和深化中日关系发表一些看法。像我在前面所讲到那样，我对中国这个国家抱有深厚的兴趣与关心。这种心意至今未曾改变。在2009年日本政权交替之际，我出任国土交通大臣兼观光担当大臣。我当时想尽可能地增加中日两国之间的交流人数。我认为，如果双方的交流人数增加了，就可以增进相互的理解，有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基于这种想法，我为放宽中国人访日签证的发放做出了努力。针对当时访日签证只对团体旅行发放的状况做出了调整，以开放个人访日签证为切入点，着手放松了有关收入证明的限制，一步一步地放宽了条件。同时，将过去访日签证的发放地点从北京、上海、广州三处，增加到了七个城市。并且，为了增加可以使用中国银联卡的场所，我与旅游观光组织与商业部门也积极地进行了磋商。
虽然在我的任期之内没有最终实现，但在2010年作为国土交通大臣访华时，我与当时任副总理的李克强总理进行了会谈，达成了早日签订中日之间航空自由化协定的共识。现在中日航空自由化协议已经生效，中日各自的航班能够在两国几近所有的机场之间自由航行，我认为这实乃一大幸事。基于这些协议，访问日本的中国人数量年年递增，从而使更多的中国民众了解日本，我为此感到不胜欣喜。今后我希望进一步扩大两国间的相互交流，使两国间相互理解的基础更加稳固。
再者，我认为中日今后就双方所共同面临的“难题”开展紧密的合作，也将有益于强化两国的关系。中国拥有十三亿人口，面临着种种难题，作为掌舵这样一个国家的政治家，习近平国家主席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显示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心，我对此保持关注。我认为中日之间在环境问题上不断开展的合作应该继续深化，同时，我在思考中日间是否可以就整个社会所应有的状态，进行更加深入、直率的交流，促成合作。
现在，世界经济中“中国经济的减速”问题成为G20等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当然，这种现象可能部分是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所采取的政策组合方案仍然在发挥着影响，但是原本国家就不可能永远维持经济上的高增长率。中国经济正在从高度增长期进入到稳定的增长期，我认为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日本也曾经历了从高度经济增长期到稳定增长期的转变，当时不得不对产业结构进行了很大的调整。在这种经验的基础上，就中国应有的社会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交流，中日之间是存在着广泛的可以合作的领域的。
中国的人口规模大约是日本的十倍，但在人口结构的发展上却呈现出与日本相同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由少子高龄化带来的劳动力减少和人口减少，在晚于日本15年之后，在中国也会发生。日本的劳动人口在1995年前后、总人口在2008年前后开始递减，而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在2012年、总人口在2025年将开始呈下降趋势。日本作为应对这个难题的先行者，不得不以调整财政收入为基础，通过修改医疗、养护、养老金等社会保障制度，以克服少子高龄化的问题。我想与中国分享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希望对中国克服这个难题有所助益。
为了防止中国的沙漠化，日本有几个团体每年都会来中国植树造林。大约十年前，我作为其中一个团体的副团长，前往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叫科尔沁左翼后旗的地方，参加了为期数日的植树活动。前几天，和我当时一同参加植树的伙伴们再次访问了科尔沁左翼后旗，他们喜悦地告诉我，当时我们所栽种的树苗已经茁壮地生根发芽，成功地退沙成林。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中日两国互为邻国，是搬不走的。过去存在着不幸的历史。现在也存在着种种难题。但是立足于两国共存共荣与地区安定繁荣的大局，逐一解决横亘在眼前的难题是无比重要的。请大家一起来栽种树苗吧。将荒凉的沙漠变为青翠的山林。作为日本的国会议员，我将与诸位合作，誓将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更多的努力，以此作结。谢谢诸位。
注：本文为作者2015年10月17日参加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北阁对话”时在北京大学所作演讲的翻译稿，经作者同意刊发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