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缺什么？
《新民周刊》：前段时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您觉得距离这一目标，我们的智库还缺什么？
章琦：最关键的是深化体制改革。否则，中国无法出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智库。我们中国首先要完成依法治国进程，科学治理。有宽松的环境，才能让真正的民间智库，独立地发声，独立地建言，而且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收取回报。这样才能够生存下去，发展起来。
第二是资金问题，官方机构与民争利。
中国很多企业都认国外的咨询机构。很多上市公司愿意花上千万请麦肯锡、兰德，就是为了一个品牌，在公告上可以写上战略是请麦肯锡做的。中国的民间智库则接不到活，有活也被官方智库抢走了。我们的权力机构下面养着很多所谓的机构、公司，它们就去揽这样的活。但它们做不到位，不出彩，也不需要出彩。官方智库有国家财政支持，不像民间智库是走市场的，完全要以智慧和能力与市场交换。我们还算好。我和院长艾丰原来都是体制内的，因为有很多积累，渠道通畅，加上我们熟悉政府运作程序，了解决策机构需求，所以才把“凝聚智慧，影响中国”作为我们的理念，不断去求索、创新。所谓新型智库，就是和原来的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都不一样。官方的有些智库应该退出，纳入到市场化来运营。
第三是人才之忧。
西方的智库有政－商－学“旋转门”的说法，不经过官场的历练，没有这个经验，对官方的程序、规则、运作，以及语言都不懂，就无法展开充分的交流。但在我们这里都是关上门的。我原来是政府官员，90年代下海出来的，后来就没人愿意出来了。新毕业的大学生都想考公务员，或者到社科院去吃官饭，有保障。这就是人才不能流动导致的问题。政府有些部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造成人才巨大的浪费。应该让高端的人才出来，走向市场。
最担心的偏差
《新民周刊》：您在策划时最重“势”。您认为中国下一步的大势是什么？
章琦：深化改革开放，这条路是人间正道。如果能够成功，中国是可以实现复兴梦的，屹立于世界之林，但是一定要不出偏差。
《新民周刊》：您最担心的偏差是什么？
章琦：最担心极左复辟、“文革”复辟。对世界好的东西，我们应该是敞开胸怀去学习。在给中央领导的信里，我写了：“‘普世价值观是存在的。’喜欢自由、民主、富裕，这是人类共同的。再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也有自由、民主、富强，不要自己否定自己。”
“右”的还翻不了船，“左”的绝对会给中国带来颠覆性的灭顶之灾。我现在给中央建言选择的是既不左，也不右。
眼下反腐是必要的一步，也要讲策略，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大国治理。
我最近思考给中央提议的是，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贪欲是人的本能。据我看，现在的反腐还可以更加彻底，换一批新人，如何确保他们不腐败？根本性的问题是要建立制度，一个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人；一个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人。其次是放开媒体监督，让媒体起到应有的作用，当然媒体也要依法治理。第三是让人民来监督，把举报法制化、制度化。先让新的官员不敢腐，有畏惧之心，最后养成习惯，转变到不想腐。第四是给官员高薪和高退休金，让他们活得有尊严。
出类拔萃才有机会
《新民周刊》：您从事智库业，看来和您从小的理想——追求“著书立说，成名成家”大有关系。这种抱负，和您小时候的家庭教育有没有关系？
章琦：我父母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每天忙得不得了，在工作上拼死拼活，没有精力来管我。但我从小就是很乖的孩子，闷头学习，老师给予了我很多帮助。小学一年级就让我当班干部，还派我到上海市少年宫学习。更重要的是，我喜欢读书。四年级就开始读长篇小说，看得最多的是古典文学。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位卑不敢忘忧国，让我很钦佩；管仲、张仪、诸葛亮，给了我很大的影响。《约翰·克里斯托弗》我读了两三遍，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人家都能够这么奋斗，最后成为大音乐家。我一边吃饭一边看书，睡在被窝里面打着手电筒看书，上学走路都看书，有一次差点撞到电线杆上。没办法，就是痴迷到这个程度。这些书籍鼓舞了我，让我从小就立下一个志向，人生一次，要把光和热发挥出来。
《新民周刊》：您遭遇过很多磨难，但最后都闯过去了。回顾过去，您最受益的人生信念是什么？
章琦：一个是任别人说三道四，我走自己的路，还有一个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即使让我章琦扫大街，我也要扫成一个劳模。
当年我已经被保送到了北大中文系，被“文化大革命”断送了。后来我去了大兴安岭。上世纪60年代末，去大兴安岭对上海人而言，意味着前路渺茫，有可能一辈子就扎根在荒山野岭。我是豁出去了，但我所看到的场景，火车开的时候，很多人哭昏在地。这让我想到了杜甫的一首诗《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我在最艰苦的筑路队呆了一年。修路完全是体力活，一个连队只有一台压路机，其他全部靠人工。只穿一条裤衩，挑土篮、抡大镐，跟劳改犯一样。我当时被锻炼得能挑200斤的担子。
但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我很能安慰自己。我得奋斗出去。我是整个连队里第一个离开的。这要归功于我的第三个人生信念：成功就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个作家，经常给《解放日报》投稿。你想一个小孩能写什么稿子，但《解放日报》对写稿者非常好，不刊用会回一张明信片。我就跟他们建立了这么一种联系。他老给我寄明信片，我还给他写，最后积攒了有上百张明信片，把那位编辑给感动了，终于给我发了一篇稿，还让我成为了《解放日报》年龄最小的通讯员，当时我才15岁。我凭自己的努力，打开了另外一片天地，专门有作家、记者给我们上课，教怎么写稿、抓新闻。经过专业指导，后来我的稿子就写得很好了。
后来我的这套本事，在大兴安岭就用上了。我参加了《大兴安岭报》办的通讯员学习班，他们一看我的稿子写得最专业，就刊发了。这下大家都知道了，大兴安岭还有这么一个人。主管的宣传干事，将我留了下来，协助他办报。
后来我们农场改为区，要成立区文艺宣传队，又把我调过去当编剧。不到一年，文艺宣传队要解散了，区政治部主任发现我是个人才，安排我到区广播站当编辑。区广播站当时只有两个编辑，我是知青里面唯一的一个，另一个编辑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从此我就真正走上了新闻的道路。
我在大杨树广播站发了很多文章，小说、散文、通讯、消息、诗歌，十八般武艺全派上用场，就这样，我在大兴安岭很出名。后来大兴安岭要成立广播电台，就把我调去当记者了。这就应了一句话：机遇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否则整个大兴安岭那么多知青，怎么会选到我？你得出类拔萃，才有机会。
《新民周刊》：对年轻人，您有什么想说的话？
章琦：我们当年当下乡知青的时候，是看不到希望和前途的。不知道四人帮能被粉碎，以为自己这辈子已经完了，更根本想不到后面还能回到上海，还能上大学。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坚信一条：天生我才必有用。拼命地武装自己，相信总有一天能用上。
在我眼里看起来，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条件好得不得了了，很幸福啊，不少人都受过高等教育，跟我们比起来，有择业、搬迁、言论、婚姻、读书、出国的自由。年轻人要珍惜现在的生活，不要一个劲地抱怨现状，要力争通过奋斗去改变自己，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也是我这一生都持有的信念。首先是自我完善，然后是替天行道。
相关阅读：
章琦与他创办的中国式智库
中国需要智库吗？
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问题。
智库被誉为一个国家的“智商”。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委员长吴邦国曾经说，中国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引以为佐证的是世界银行的估计，从“七五”到“九五”，中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损失大约在4000亿到5000亿元，而西方发达国家却只有5%左右。
中国有真正的智库吗？
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
全球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主席桑顿曾言，智库三要素是质量、独立性、影响力。该行业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案例是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前夕，兰德公司认为中国将出兵朝鲜，想将这份报告以500万美元（一架战斗机的价格）卖给美国国防部，被婉拒。其后中国出兵朝鲜，美国遭遇大败。后美国国防部以250万美元购买此报告。
但被所有大国都视作“软实力”的智库，跑到中国来却闹起了“水土不服”。鄙夷者认为，中国智库如今由“包养”型、愤青型、赚钱型“三分天下”。
有人甚至认为，官办智库是有话不能说，民间智库则是有话不敢说，也没地方说。
有家咨询公司的董事长告诉我：“都说自己是智库，他们有高层渠道吗？对战略和公共政策有多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中国智库刚起步，现在还是非常原始的状态。”他的同伴则将这些智库戏称为：一麻袋土豆。
但在刚刚结束的莫干山论坛上，有家一直非常低调的民间智库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
12年来，这家智库以超前的胆略和敏锐的思维，共向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建言献策几十条，采纳率高达95%；积极为地方政府谋划发展，撰写地方政府发展报告、调研报告、规划报告等近百份；帮助几十家企业起死回生，其中十几家成为行业的知名和品牌企业，用智慧、汗水，脚踏实地地走出了一条“参与改革、建言献策、影响中国”的国家智库发展之路。如今他们正在探索一条国际化、智慧产业与金融、实业相结合的新道路，未来将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由研究会、研究院、基金会、产业基金、产业联盟紧密相结合的全新模式。
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莫干山会议的发起者之一常修泽认为，其“发展理念和运作模式，为建设中国式智库开创了先河”。
这家民间智库名为“中国发展研究院”，灵魂人物乃是一位动过两次癌症手术、年近七旬的战略专家：章琦。他并非退休官员，却是民间智库中罕见的熟稔官方程序、运作、规则，可以用政府语言与政府沟通的人。
问君何能尔？
他说:“是我的特殊的经历，造就了一个特殊的章琦。”
按照大部分人的生活轨迹，他或许会成为一名会计，或者在大兴安岭筑路，也可能止步于新闻记者、驻外地办事处负责人、国有大企业研究咨询部主任、专职策划人、大学教授、房地产商、高级官员，海外华人学者……甚至履历上会永远背着一个罪名——“侵占罪”。但他一路前行，常于绝境中迸出生机。如果说前半生，他还是更多地为解决自己的人生问题在筹谋，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业余策划人的角色；后半生，政策建言已经成为他的主动选择，用自己的智慧和胆识影响中国。
“文化大革命的’三分错误’人们已清楚地看到了，……至于七分成绩呢？如果要让我讲真话，不讲假话，不讲官话，实在是一条也说不出来。”
——节选自章琦
《致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的信》
让我们把时钟倒拨回1978年。就在安徽小岗村18个农民按下血红的指印，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的前一天，大兴安岭广播电台，有个刚刚入党的年轻小伙子，拿起笔，垫了厚厚的一叠复写纸，写下一封信，收件人分别是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人民日报》和他在部队当团长的小姑夫。
信不长，措辞柔中带刚，集中于4点诉求：为“六十一个叛徒集团”平反、为彭德怀平反、为刘少奇平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在中国现代史上，1978年的政治气氛非常微妙。尽管两年前“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但“两个凡是”甚嚣尘上，报纸还在宣传“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刚复出不久的老一辈领导人邓小平，则试图推动中国进行一场“触及灵魂”的变革。
“我们在下面议论起‘文化大革命’，都是深恶痛绝。我觉得邓小平上去就有希望，但是必须要让他知道全国人民的心里话，给他一个抓手。大家都不敢说，我只能斗胆写这封信，捅破这层窗户纸。”
当时他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张志新不过说了几句真话，就遭到了非人待遇，被剥夺了生命；杨小凯写了篇《中国往何处去》，入狱10年。对那个时候的人而言，“四人帮”虽然倒台，谁知道会不会再次变天？章琦把信寄出后，对自己的小姑夫说：“如果我要出了什么事情，就是因为这封信。”
没想到仅仅过了8天，章琦就收到了《人民日报》总编室一封用毛笔书写的回信，告诉他已经将这封信送交了主席办公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则印证了他当时诉求的正确性和超前性。一年后，他的4项建议均成为现实。
“待业青年自谋职业，这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选择的一项好政策，政府各部门理应扶持支持，但市税务局某些人则因个人私利没得到满足，就用高征税去扼杀摧残姐弟裁衣铺这棵幼苗，这是万万不可以的啊!”
——节选自章琦写给陈俊生的信件
1980年，章琦从大兴安岭广播电台调到了齐齐哈尔日报社，成为一名工业记者。
“我调研了齐齐哈尔的很多大企业，像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第一机床厂、第二机床厂，所见所闻让我觉得很丧气。国有企业就是大家吃唐僧肉。市长把它当钱包，工人把它当自己家，厂里有什么，他家里有什么。但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天经地义。”
那个时候，章琦已经自学了经济学，了解到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经济体，人家还很成功。他萌生了一个想法，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应该向私营经济方面发展，他围绕个体经济写了一系列报道，但也给自己的职业生涯惹了一桩麻烦。
当时有姐弟俩开裁衣铺，章琦支持待业青年自谋职业，采写了报道，放在头版头条。过了一段时间，他再去那里，发现裁衣铺竟然关门了。原来税管员找他们裁衣服做衣服，不给钱，当弟弟的年轻气盛不给做，税务局就以偷税漏税为名罚款4000元。姐弟俩倾家荡产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只好歇业。
刚刚树立起来一个典型，就这么倒掉了。往大处看，这是一个涉及到中国经济发展方向，涉及到待业青年（自谋职业）能否坚持下去的问题。
那个时代的记者普遍有一种社会责任感，讲究要当一只“啄木鸟”， 给社会治病。章琦就把这件事写了一篇内参，“参”了税务局一把。“税务局大发雷霆，说我们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你一个小小的记者竟敢来摸，找我们报社总编说是失实报道。总编吓坏了，让我在内参上赔礼道歉。我很犟，坚决不写。后来编辑部主任代写了一封，我看到以后气坏了。拿着内参就跑到税务局去找局长，告诉他这件事情我没错，绝对要澄清。”
报纸一甩章琦就走了。“这口气非要争不可。否则我就成了写虚假报道了。 我给市委书记，也就是后来的国务院秘书长、国务委员陈俊生写了一封信，请他的秘书转交，那时候我们记者到市委去很容易。陈俊生看完以后就做了批示。他知道中央的一些想法，站在全局的角度，认为我做的是对的。没想到税务局很强硬，说陈俊生不懂税法。”
在这期间，陈俊生调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章琦继续向新任市委书记反映情况，同时给《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写稿揭露此事。
“《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准备发我的稿子，传了一个小样给齐齐哈尔市委。市委书记给了我两个指示：第一，请你转告这些待业青年，让他们安心工作，尽快复业。第二，你要相信我们市委，一定会把它处理好。后来市委书记亲自召开了市委常委会，做出了几项决定。其中一条就是要税务局作出检讨，扶植个体经济、扶植待业青年自谋职业，不允许用高征税的办法把他们搞垮。”
回顾当年，章琦认为他能反败为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看清主流，顺势而为，否则也不会有国家大报来支持。如果是站在大势上，即使中间有点曲折，那也要敢于坚持。
这些经历，也促成了他此后做战略时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顺势、借势、造势、成势。“一个人难成势，一个企业难成势。做势者，首先要顺势，并要善于借势，更要学会适势，最终才能成势。成势者必成大业！”
“各国商社均可在沪设办事处，而我国一个地级城市的市政府要求在沪设办事处不能获准，岂非咄咄怪事？所谓的上海对内开放岂不是成了一种掩人耳目的姿态？”
——节选自章琦《上海要向外省市全面开放——致江泽民市长的一封信》
税务局事件，让《齐齐哈尔日报》社总编辑为之退休。章琦则在民意测验时得票最高，提升为记者部主任。其间长篇报道《谬论是怎样走向世界的》，不仅改变了文中兽医的一生，也让章琦在全国新闻界一举成名，荣获了1983年全国好新闻奖。此前齐齐哈尔还没有记者获得过这样的大奖，市委书记特批给章琦涨一级工资，机遇也向他展开：一个是到新华社齐齐哈尔站当负责人，另一个是去做市委书记的秘书，但他最终却选择了一只“烫手的山芋”。
“当时我经常给市委书记写一些建议之类的文章，他们对我这些建议也很欣赏。有一次采访完齐齐哈尔市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成立的会议，我就跟市委书记、市长谈，能不能在上海设立一个办事处。齐齐哈尔比较封闭，经济落后，人们观念陈旧，需要走出去、引进来，到国内的大城市去，搞横向经济联合。他们说没有能负责的人，市委副书记到上海去都要坐冷板凳。我就提出让我去试一试，因为我是上海人，对齐齐哈尔又熟。”
就这样，章琦成为齐齐哈尔第一任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市里也不知道他行不行，只给了他差旅费和一张任命书，办公室在电线杆下。“我有两个兵，每天约定几点钟在哪根电线杆下见面，分配工作。”
事实证明，1984年初的上海，大门不是那么容易攻开的。
“上海市政府回了个函，国务院规定，省一级才能在上海设办事处，把我客客气气地回绝了。怎么突破？这就要凭智慧了。不让设办事处，叫联络处行不行？市里不行，区里行不行？我先后找了卢湾、徐汇都未果，后来找到了静安。协作办主任跟我说，静安区太小了，经济实力也不强，还是找杨浦这样的工业城区更合适。问清楚了区长在三楼，第二天一早我就堵区长去了，开门见山表明我想跟他谈谈齐齐哈尔和静安区合作的问题。静安区是个核心区，虽然地方不大，但可以对我们输出管理、品牌，我们则提供原材料，双方优势互补。恰好区长是位老革命，欣然同意。双方互签合作协议那天，我提前就跟上海市人大副主任陈沂打了招呼，请他务必出席。他原来是上海市市委书记、宣传部部长，当记者的时候我采访过他，关系很好。后来上海市老领导胡立教也专门派秘书打电话来表示祝贺，新华社、解放日报都做了报道。”
进入静安就等于进入了上海，但章琦觉得总这样下去还是名不正言不顺，决定给当时新上任的市长江泽民写信建言。
信的题目是《关于上海对内开放的若干建议》，言辞保持了章琦一贯直率的风格。“当时他到上海肯定想做几件像样的事情，而开放的上海，这是一个对上海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我托陈沂将信转送给江市长，他们是邻居。陈沂看完就说，你这份信写得很厉害啊，不过我想泽民同志不会生气的。”
果不其然，章琦这封信得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批示：“请市协作办研究处理并将结果报我。”但对内开放，总不能只批齐齐哈尔一家，最终这件事情得到了一揽子解决。上海市政府专门下文，地市一级全部都可以在上海设联络处。从此齐齐哈尔这么一个小市，开始非常密切地跟上海来往。章琦曾陪同由汪道涵、陈沂带队，集合了一大批企业家的上海市代表团访问黑龙江。后又罕见地以一名外省市干部的身份，高票当选为上海市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
驻沪、驻京办，按照常规的理解，基本上就是个迎来送往的活儿。但章琦在任上，却帮助齐齐哈尔市政府在上海开创了“四个第一”：创建了全国第一家驻上海的地市级政府联络处；开办了第一个外省市经理、厂长赴上海举办厂长、经理培训班；齐齐哈尔跟上海的经济技术合作项目有100多项；推动了整个黑龙江与上海市的经济技术合作。
当时在上海的一些政府机构，还存在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的问题，各省市沪办牢骚满腹。章琦找到了在新华社的老朋友，跟他讲起自己任联络处主任经历的种种困难。这位老记者做完调查，写了一篇内参，当时中央主要领导都有批示。“上海市连开了三天1000人处以上干部会议，专门解决上海市三难问题。后来我还被选为上海市沪办的先进个人，让我在沪办大会上介绍经验。我做策划都是从高山上往下滚石头，滚下来大家都受益。”
“我们海南为什么不可以推出颇有特色的‘国际椰子节’呢？”
——节选自章琦1991年发表在
《海南日报》的文章
做了6年联络处主任，有领导推荐章琦到中央办公厅继续发展。他跑去请教陈俊生的意见，老领导一针见血地指出，章琦风风火火、敢于直言的性格不适合中南海，建议去海南。
1990年的海南，正处于最低谷的熄火状态。刚刚经历过政治风波，中资、外资纷纷撤离，曾经红极一时的房地产公司的执照，廉价转让还没人肯要。
新上任的海南省省长刘剑峰把中农信的几个人请过去帮助他发展海南，章琦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们组建了中国兴南集团，海南当年最大的央企，另一个名字叫世界银行贷款办公室，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我在那里担任研究咨询部主任。”
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正陷在史无前例的困难中，曾有人劝章琦另寻别枝，但他不肯轻言后退。他想为海南寻找一个兴奋点，重塑海南形象。这时候他的另一个身份起了关键作用。
有些人可能还记得，1985年有个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早年曾跟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接待外宾和出访各国的朱传贤，居然被袁庚挖到了蛇口当“公关先生”，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国际公关协会。而多数人接触到公关这个概念，则要到10年后的电视剧《公关小姐》热播。
在去海南之前，章琦做过一段时间的朱传贤助理，陪着他在珠海、深圳各地跑。从他身上章琦深入了解了国际公关的重要性，使来到海南的章琦产生了一个创意：举办海南国际椰子节。“要重塑海南形象，一定要借助国际公关，举办大型的国际性节庆，让世界各国的资源都能聚拢过来。”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章琦是在做梦，连他爱人都认为，在海南呆了一辈子的人也没有创造出什么椰子节，你能凭空给造一个节日出来？
章琦有把想法进行到底的韧性，但他需要一个突破点，这个“点”的不二人选就是海南最高长官、省委书记邓鸿勋。“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单位，都无法办得了这样的事情。只有省政府牵头，才有成功的可能。”
“我选了一个晚上，8点多钟就到他家去了，不巧邓书记有事外出。我想反正今天已经来了，索性等到底。从晚上8点一直等到11点，邓书记终于回来了，他一下车我就迎上去说有点事情要向他汇报。”
估计邓书记也被他这种执著打动了，连忙把他带进屋，落座后章琦拿出了自己的建议。首长们都很忙，如果长篇大论，谁有工夫理会？章琦的建议就一张纸。邓书记看完，抬起头笑道：“这个建议很好，我明天把它批给王厚宏秘书长，请他组织有关方面研究论证此事。”整个谈话过程只用了15分钟。
等待不是太靠谱的行为，章琦喜欢主动出击。
“既然省委书记有态度，就更要主动作为。第二天，我就跑到《海南日报》，找了一位我熟悉的记者，请他帮我发一篇稿子：《建议海南举办国际椰子节》。刊发之后，有不少人给《海南日报》打电话、写信，支持这一设想。”
接下来，章琦把同样的建议送给了海南省省长、副省长、副书记包括秘书长，再跟进一轮电话攻势，争取当面汇报。他当时有一个好条件——世行办是省政府很重视的部门，世行办主任当年还兼任省长特别助理。
获得了省长、副省长支持后，章琦又找到两位刚结识不久的朋友组建团队，一位是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副处长周文彰（后曾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另一位则是海南大学的讲师刘建华（后为职业策划人）。三人苦战多日，终于拿出了一份更完善的方案，又自费考察了深圳“荔枝节”、潍坊“国际风筝节”的运作经验。某海滨城市节庆的不足之处，也被他们拿来，作为前车之鉴。
在省长主持的研讨会上，上演了一幕舌战群儒。省旅游局拿出了“三月三”民俗狂欢节，跟章琦他们唱起了对台戏。双方PK的结果，民俗狂欢节成为椰子节的一部分。
此时的椰子节，班底豪华，省委书记任组委会名誉主任，省长担任主任，秘书长为办公室主任，办公室副主任则是章琦。但万事俱备，只欠资金。
椰子节如果没资金，那就要变成“空城计”。当时海南各级政府财力十分有限，省政府只拨了30万，剩下的自己解决。章琦把这个最重的活儿揽了下来，兼任筹资处处长。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展现了不仅能策划、能让项目落地，还有筹钱的本事。
“首先我就找了省委书记、省长，每人出100元。200元拿到手，我马上请《海南日报》、海南电视台发消息，人家省委书记、省长都捐了，我们大家还能不捐吗？我又召集了各行业各系统的大公司开会，寻求赞助，派专人到各单位筹资，还委托大学生开展全岛大签名，每人掏1元钱签个名，一共筹到了1400多万元。后来我们搞了很多项目，三个月时间改造了海口的一条街，由海口市市长亲自指挥……这里面融入了很多艰难策划，脑子是高转速的运作，每时每刻都在思考问题。我的办公室就像专家门诊一样，大家排着队找我批钱，去做椰子节的前期准备工作。”
椰子节一炮打响，一共5天时间，上岛3万多人，投资与贸易成交额达到22亿元，全岛为之轰动。第二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出席了开幕式，引进资金232.06亿。而海南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集中在那几年完成的。
成也海南，败也海南。
2000年，在文化部第一届中国策划艺术成果博览会上，章琦凭借“海南国际椰子节”的策划，荣获十大策划金奖。2001年，他被北京大学、人民日报等单位联合评为“首届中国十大策划风云人物”。从这时起，章琦正式步入了策划界。
但海南的经历，也给他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1993年，章琦应邀担任海南海星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不久，他发现该公司董事长陈孝荣其实是设计了一个骗局。号称要上市，吸引投资。几乎一无所有，却弄到了一份总资产5000万的资产评估报告，骗到了政府批文。公司成立三年，一笔生意未做，数千万元的资产却被他挥霍了。上海华东汽车贸易公司基于对章琦的信任，入股了50辆车，被陈孝荣卖掉了40辆。
当章琦了解到内情后，他采取了非常手段，把那些个人和国有资产的股份都给退掉了。他觉得和诈骗犯没有道理可讲，压根没有跟陈孝荣打招呼，却没想到自己违反了正常的公司流程。
陈孝荣恼羞成怒，花钱收买了当地司法界的腐败分子，以“侵占罪”将章琦拘押。
在看守所里，这个原本满脑子都是策划的人，恶补了法律这一课。他让海南的朋友给他送了很多法律书籍，埋头苦攻《刑法》、《公司法》……
“看了《公司法》我才明白，我没有把公司任何财产装进我的口袋，何谈侵占罪？我是把本该属于华东汽贸的钱，还给了他们，不仅不应该抓我，还应该表彰我。我是抓小偷，保护了国有资产3000万。当时检察院领导一听我说这个就头疼，不跟我谈。”
章琦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官司一路往上打，惊动了中纪委、中央办公厅、人大常委会，甚至两位国家领导人都做了批示；但想把这场官司办成“铁案”的人也骑虎难下，不得不顶着“压力”往前走。最后一个经济官司演变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1996年和1997年，章琦两度身陷牢狱，看守所的人都劝他：“老章，你不要跟他们斗，会有生命危险的。”
“当时负责此案的检察院领导准备把我弄到他原来当检察长的地方文昌县，都已经下通知了，我以为死定了，没想到第二天峰回路转，反贪局的一位副局长反对，说办案不便，我又从鬼门关回来了。”
1998年，海口市公安局做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章琦无罪释放。经过前后长达5年的抗争和申诉，陈孝荣被逮捕法办，章琦则获得了海南第一个国家赔偿，共计2.1万元。他把赔偿金中的6000元交给了母亲作为老人的精神补偿，其余的15000元全部捐给海南省企业家协会维权委员会。
“若不及时拯救，10年之内，长江水系生态将濒临崩溃。”
身陷囹圄，断送了章琦原本顺风顺水的房地产事业，导致他的三个创意流产：耀如大厦、三琳花园和20集电视连续剧《一代风流宋耀如》。后者还曾得到了统战部的支持，与央视联合拍摄。但章琦也藉此反思，或许自己的性格，本就不适宜经商。
“我已经在新闻单位、政府机关工作惯了，对搞企业不太感兴趣，所以我这个董事长是空的，基本不管，一门心思在策划。”最后他决定，还是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经过这场磨难后，他决定举家移民澳大利亚。但不久章琦又回到了中国，去年放弃了澳大利亚绿卡。
“当年跟他们斗，我有那么多人支持，最后还只是打了一个平局，后来我就全家移民到了澳大利亚。但是我自己还想在中国发挥我的作用，用我个人的智慧，去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已经积累了大半生的经验。我的建议建言可以直达中央，中发院的研究成果可以影响到中央决策。我也知道这条道路是何等的曲折艰难，但是我已经找到了破解这种艰难的办法。当年我就像堂吉诃德拿着长矛在跟大风车作战，现在再也不会遭受这种灾难性的后果了。”
在他回国后的2002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这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一年，国内诸多领域亟待与国际接轨。而9.11的冲击波尚未过去，世界经济正遭受继70、8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和90年代经济衰退后最严重的一次衰退。何时复苏还是继续衰退，前景未明。
中国该如何发展？
改革应如何破冰？
地方政府需如何作为？
企业怎么样才能抓住历史机遇？
……
诸多问题，都需要明确的答案。
就在这一年，抱着破解这些问题的强烈愿望，就在这一年，章琦与两位老朋友，原《经济日报》总编辑艾丰和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厉无畏达成了共识：中国需要自己的智库，更需要像布鲁金斯学会、胡佛研究所和兰德公司这样的顶尖智库。带着这样的信念，三位智者组建了“中国发展研究院”，开始了国家智库的探索之旅。第二年即帮助江苏省实施了江阴、靖江跨江联动战略。经过8年的努力，江阴、靖江联动开发模式已成为中国突破行政区划、先富帮后富的典型案例，很多地区与城市纷纷效仿，中国就此开创了一个发展经济的全新模式。
但就在这一项目前期调研的过程中，章琦却意外发现了长江污染极其严重。眼见地方政府、企业只知道向长江要GDP，污水直排长江。他有三位在长江流域居住的亲人被癌症折磨相继离世，而这里的老百姓对严重的江水污染却浑然不觉，仍然在捕食江里的鱼。
“我们中国发展研究院决定邀请一些专家，对长江进行全面调研。一调查果然吓一跳：整个长江已经面临深度危机，若不及时拯救，10年之内，长江水系生态将濒临崩溃。我们喝着污染的水，这一代人的健康会怎么样？孩子们会怎么样？但在当地，领导没意识、企业家没意识，老百姓也没意识。我一定要想一个巧妙的办法，把这个潘多拉的盒子打开，让大家看看该怎么办？”
深谙舆论先行的章琦，先是在《中国环境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将长江污染问题公开化。2004年4月28日，联合国第12届可持续发展国际首脑峰会在纽约召开，章琦又做了一个演讲。给他的时间只有5分钟，他只能临场发挥，做了一个短短发言：《中华民族将奋起保护长江，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反面文章正面做。联合国官员为之惊叹，为表彰章琦为保护长江所做的努力，把“全球生态与环境杰出贡献奖”的殊荣颁发给了他。
想要唤起民众，尤其是沿江民众的环保意识，还需要一个举国上下关注的聚焦点。章琦想起了艾丰80年代策划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曾引起很大反响，他就准备策划一个“保护长江万里行”活动。这类活动显然属于国家牵头来抓的公益型事业，中国发展研究院是一家不拿国家一分钱的民间机构，力量有限，也没有多少人会理睬。很多朋友包括他的助手都极力反对，当时甚至有种说法：“万里行是给国家添乱、给中国抹黑。”
“我们做长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为了办成此事，我找到了全国政协的副秘书长李昌鉴，汇报了活动构想，并提议由全国政协来主办。他觉得这个是好事情，给我介绍了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陈邦柱，我们俩一拍即合，干！”
此时横在章琦面前的还有一个拦路虎，那就是筹钱。这简直是一切创意策划顺利实施的决定因素和永恒难题。
“活动开始之前，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筹资处。工作人员当时决心很大：保证筹到50万启动资金，结果一分钱没筹到。我后来亲自出马花了两个月时间才解决这个大难题。我做了最坏的准备。我家里还有套房子，不行把房子抵押也要把这个事做成。”
这两个月章琦寝食难安。仅谈谈保护长江，大家都觉得重要，真要拿钱谁都不出声。
“我找到了江阴一家很大的企业，它是靠着长江发财的，产值上百亿，平时掏大笔的钱打高尔夫都是毛毛雨，但拿出几十万救长江却不干。这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之！后来还是宝钢、武钢、鞍钢三家给了我们45万，私营企业和平汽车的老板周和平，他个人拿了10万。我又召开了一个保护长江万里行活动冠名权拍卖会，澳籍华人环保专家刘光钊又支持了60万元。”
2004年10月10日，全国政协与中国发展研究院联合组成的“保护长江万里行”考察团终于启程。带队的是70高龄的陈邦柱，他们从长江上游宜宾出发，历时12天抵达上海，深入沿江21个城市实地调研，每个城市都要看污水处理厂、听汇报，连续作战，一幅幅长江污染的画面，怵目惊心。
考察团走到南京时，有位90岁的老同志坐着轮椅来签名，他说：我此生的愿望就是保护长江。我没有别的能力了，我只能签上我的名字。10月22日，“保护长江万里行”在终点站上海召开研讨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贵鲜说：“你们一路辛苦了，你们做了一件功在千秋的好事，我要向你们三鞠躬。”这位老同志站起来向全体考察团成员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环保是一个敏感的话题。2003年，知名“环保专家”董良杰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他曾在微博上，简单或者未经核实，发布过一系列环境污染的话题。而章琦把长江问题公之于世，把报告做到了联合国。不仅安然无恙，还被中央主流媒体誉为“长江之子”，获得了国家颁发的“中国十大环保人物”，中国发展研究院也由此奠定了国家智库的地位与荣誉。为何会有这样的天壤之别？
“我当年看到那些中国十大环保人物，他们太艰辛了。我做了那么有影响的事，我还好好的，没人来攻击我，这就是做事方式不一样，立足点不一样。做智库，就是需要智慧。”章琦告诉记者，什么叫做智囊？就是别人想不到的，你要能够想到；别人做不到的，你要能够做到。用你的智慧去影响决策者做出正确的决策，造福国家和人民。这才是智囊的作用啊！我做的课题都是三个有利：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也有利于发挥自己的长处。”
第二点心得，则是章琦认为做事情，只会批评不是本事，能拿出解决方案才是关键点。 在第一步唤醒民众、领导干部的环保意识之后，他主持撰写了题为“保护长江万里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调研报告并送交中央，指出了长江治理中存在的七大问题，并提出了十大建议。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对我国未来5－15年环保事业的发展进行规划和部署，调研报告中的多项建议被采纳。
如今保护长江万里行已深深嵌入共和国的历史，成为世界水资源保护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章，使长江流域19个省、市、自治区的1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及 4亿人口受益无穷，章琦也因此获得了联合国“全球生态与环境保护杰出成就奖”的功勋。
“我个人认为，减一个字，能救一个产业，稳定上亿人，防控工作照常进行，孰重孰轻，一目了然。如果有关部门执意不改，也不给予补偿，最终可能会导致养殖户放鸡进山，其后果更为严重可怕。”
——节选自章琦写给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信件
“保护长江万里行“属于纯粹的 “打义工”。从80年代为小裁衣铺说话开始，章琦做过不少“打义工”的事情：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一度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回潮，企业主吓得纷纷移民。章琦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建言，请他到温州去实地看一看。2006年，方舟子、何祚庥、张功耀掀起了一场“告别中医中药，将中医药从医保中剔除”的舆论热潮，一时间“中医中药无用论”甚嚣尘上。
章琦做了一个月的调研，认为他们走得太极端了。当时没有什么有力的批驳性的文章。电视上反方振振有词，老中医被气得说不出话来。后来章琦在《南方周末》率先发表了《为中医药平反正名》的长文。8月26日，上书时任总书记胡锦涛——“中医药已进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一个月后，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学习会议上，强调要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由章琦拟就的“中医中药世纪行”方案，经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周铁农批示后呈国家中医药局，后改名为“中医中药中国行”，并于2007年7月7日在北京中华世纪坛隆重举行启动仪式。几个月后，中国发展研究院又与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合作举办了“首届中医药高峰论坛”，全国政协副主席周铁农、黄孟复、李蒙三位副国级领导出席会议，这次会议为中医药迎来了发展史上的又一个春天。
从章琦写下《致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的信》到如今，已经过去了36年。如今已近70岁的他，依然壮心不已，保持着给中央领导写信的习惯。几个月前的一封信，是写给全国政协的俞正声主席，只有200字，题目为《减一个字，救一个产业，稳定上亿人》。
很多人对去年上半年那场“禽恐慌”还记忆忧新。个别地区发生了人感染H7N9病毒事件。一时之间，禽类由原来大家每天离不开的食物，一下子成为避之不及的天敌。记者老家，一个“辣子鸡”、“鸡肉糁汤”深入人心的城市，一夜之间，不闻鸡声。
吃喝事小，这背后是家禽业遭遇到了灭顶之灾。
“H7N9导致全国的养殖业崩溃，已经持续两年了。北京最大的禽业公司华都集团找到我，反映了这个情况。中央若不采取紧急果断措施，不仅产值6900亿元、涉及4171万户养殖场户、7000多万从业人员生计的家禽业将毁于一旦。”
让老百姓担心、让养殖业闹心的主要原因，今年两会，有人大代表提出，就在于一个“禽”字——病毒命名存在重大失误。当时国家流感参考实验室检测表明，没有足够证据证明病毒是通过家禽直接传播给人的，养禽场也未检出H7N9流感病毒，家禽从业人员很少感染。而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三大国际组织，则建议媒体可用“H7N9”或“H7N9病毒”这样的词汇代替。
“两会过后，我的建言和夏有富等专家的数据及呼吁报告，以最快的速度送达了俞正声主席办公室。由于在疫情防控及产业保护方面找到了一个恰当的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引起了高度重视。过了不久，他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说主席已经批转汪洋副总理，要求尽快给以妥善解决。2014年3月末，各主流媒体基本停止了对‘H7N9病毒的炒作’，在跟踪报道这一事件时，将‘H7N9禽流感’换成了‘H7N9流感’。现在养鸡业已经复苏了。”章琦说，“去一字，能安天下，这就是智库的作用。”
不久前，记者与章琦通电话，得知这位愈活愈年轻的人刚刚从欧洲考察回来，还没落定，又准备马不停蹄赶赴海南，为在三亚举办首届“世界和平、环保与健康峰会”奔走。10月16日，联合国世界和平基金会主席刚坚为章琦颁发了聘书，感谢他在倡导和推动世界和平与人类健康做出的特殊贡献及影响力，任命他为联合国世界和平基金会副主席并兼任亚太事务委员会主席。
正如一位媒体人所言：“这个世界有种效应叫蝴蝶效应：一只智慧的蝴蝶，正在世界上某个热带雨林里轻轻地扇动翅膀，那股气流竟可能演变成改变世界的飓风狂飙。”如果把章琦的建言献策、智慧运作放进历史的长廊中观看，他的人生故事也许也可以化成数只改变历史的蝴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