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早就想写的书评。
几年前，当我读到《失败的帝国》英文原著时便感到，这是一部恢弘大作。读书时产生的，是一种心灵震撼。在我读过的关于苏联及其解体历史的著作中，还没有哪一本像这本书那样，对苏联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和具体的历史过程——以及位高权重的主要领导人在其中的个人作用——做过如此明晰、又如此具有深度的分析和讨论。书的写作，就像祖博克其他论著一样，是以扎实的档案甄别研究为基础的，并辅之以一系列属于“批判口述史”（critical oral history）的访谈记录的支持。书中处处闪现着思想的火花，透露出一种深邃的人文关怀。这种心灵震撼，在几年后我读到祖博克的另一本著作《日瓦戈的孩子们：最后一代俄罗斯知识分子》（Zhivago""""s Children: The Last Russian Intelligentsia）时， 又再次闪现并更为强烈。祖博克自己，其实也是“日瓦戈的孩子们”——俄罗斯具有高度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员。他是同时用大脑和心灵来解读和讲述过去的故事的；他的历史叙事的主人公中，也包括他自己。
《失败的帝国》中译本的译笔很好，文字相当流畅（当然，书中一些表达还有进一步推敲改进之余地），看得出来，译者和书的责编花了不少功夫。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能够认真地做好这件事，是不容易的。
书中仍有小疵。例如，第113页，朝鲜二号人物朴宪永的名字被译成了全然不相关的“朴洪瑛”，就是不应该的。其实，只要稍微多花一分功夫，这个错就不会出现。不过，我不想苛求译者。我自己也做过译书的事，深知此事不易。翻译一本书，要不出错是很难的，而要出错则是很容易的，稍不留神就会发生。
“革命”和“帝国”的悖论
祖博克贯穿全书的讨论，围绕着他称之为“革命-帝国”的框架而展开。
革命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俄罗斯发生，本身有过巨大的历史正当性，其本质，则是对于走向现代性“替代性选择”的追求。在《失败的帝国》中，祖博克从一种“欧洲视野”来看待问题，因而提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出现和发展，本质上是一种欧洲范围现代性追求的变种，也是在西欧普遍成长起来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远房表兄弟”。人们不必同意这种看法，但却不能回避由此带来的思考。
俄国的革命，确实曾经带来过历史的震荡与转折。1917年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俄政权（1922年以后则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亦即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来看，它的产生，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在当时的实践中无法通过自身所拥有或能够产生的手段，解决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迅猛推进所带来的种种基本问题——尤其是涉及公正、平等和正义的基本问题。苏联的出现，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是振聋发聩的，并通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扩展，对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统治提出了颠覆性的挑战。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通过列宁和斯大林所领导的实践，从书斋中的学问转变为一种席卷世界的实际运动时，人们再也不能将资本主义制度当做人类通向现代性的唯一可行之路了。这成为整个二十世纪资本主义本身深刻而广泛的变革历史的一个基本动因。肇始于此的全球冷战，不仅是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也是关于通往现代性的不同道路和选择之间的竞争——是对不同“道路”和“选择”本身在何种意义和程度上更能够改善自身的历史性测试。
革命的理念和想象，为苏维埃国家建设所提供的，是一种意在同近代以来出现的“民族国家”范式相对抗并取而代之的含有普遍性意义的新选择。苏联的名称，同地域和民族没有任何特定的关联，有的只是基于革命想象的各加盟共和国的“自由结合”。俄罗斯是联盟的最大成员和实际上的核心，但在联盟的框架中，同其他加盟共和国应该是平等的。从道理上来说，每一个加盟共和国既然是“自由”加入联盟的，当然也可以自由地退出。构成这一切的底蕴和愿景的，是关于“世界革命”的遐想——总有一天，革命会席卷天下，苏维埃国家联盟是要涵盖世界的。
但历史的力量比任何想象都更为强大。苏联的国家建设从一开始又是在继承了俄罗斯帝国的文化、疆域、人民和其他许多遗产的历史环境中发生并发展的。苏俄在革命中产生，但在自身战略和政策的制定中，在坚持“革命”名义的同时，面对着由强权政治统治并对苏俄高度敌对的外部世界，往往在不经意间，帝国的遗产便成为国家建设的参照和资源。如果说，在列宁时期，关于“世界革命”的遐想依然在苏俄 / 苏联政策制定中多少还占有一席之地的话，那么，在斯大林“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关于“革命”的想象越来越被“帝国”遗产的巨大阴影所笼罩，苏联的国家建设也越来越落入“帝国”的俗套。对此，祖博克在《失败的帝国》中作了详尽及透彻的描述：斯大林将“革命”话语和具有“帝国”特质的实践糅合在一起；随着他权力的巩固，苏联也成了一个披着“革命”的外衣，却保留“帝国”的内瓤的怪物。
在苏维埃国家这一蜕变的过程中，斯大林的作用至关重要。身为格鲁吉亚人的斯大林，在权力政治上有着超乎寻常的阅读和驾驭能力，对于俄罗斯帝国也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赞叹。当他终于通过惨烈的党内斗争登上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宝座时，情不自禁地便将在苏联重建并扩展俄罗斯帝国大业当作自己的历史使命；同时，这也是他自己以少数民族出身却能登上并保持苏联最高领袖地位的生存之道。
但从一个更为基本的层面来看，苏联之所以出现上述蜕变，一个深层次原因在于，“革命”想象在构建并支撑苏维埃国家合法性叙述时，存在着致命缺陷。以“革命”想象及相关叙事为基础的苏维埃国家的合法性叙述，固然曾为它带来了一种带有“超越性质”的普遍性意义，也曾是它的力量之所在，但同时也面临着绕不过去的种种根本性悖论的挑战。作为“加盟共和国自由结合”产物的苏联，却难以取代现实中人们仍然以民族、地域、历史、文化和宗教为基本参照的国家认同。更何况，革命的憧憬和想象，有着明显的乌托邦性质，因而难以面对并经受住普通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持久的日常生活经验的考验，也就难以产生持久性的动员效应。
在苏联的历史上， “革命”的名义从没有被抛弃，但从最高领导者到普通人，越到后来它就越失去了最初曾有过的理想主义特质以及人们对于它的“内在”认同和接受。这仍然是一个“革命”和“帝国”的“混合物”。就其合法性叙述的逻辑而言，革命和帝国本来应当是相互否定的；但在苏联国家建设的具体进程中，“革命”越来越成为“帝国”的遮羞布。当冷战时期到来时，在苏联内外政策中，在“革命”言辞的掩饰下，苏联“帝国”充分继承了帝国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的功能。苏联任何对外的强势行动，都成了对内加强管控的理由及后果。自斯大林时期开始发生的所有这一切，不断抽去曾经构成苏联“帝国”合法性表述底蕴的“革命”层面的普遍性意义，使得它在面对来自冷战后期自身不断获得改善的国际资本主义的挑战时，越来越陷入守势。
赫鲁晓夫难以超越的困局
在苏联历史上，赫鲁晓夫恐怕是仅次于戈尔巴乔夫的最具争议性的人物。赫鲁晓夫推行“非斯大林化”的最大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有必要走出这一步——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如何走出这一步，以及在走出这一步后有怎样的后续步骤和长远考虑。在这些方面，赫鲁晓夫极为勇敢——简直勇敢到了鲁莽的程度；但同时，他又极为肤浅——有时甚至肤浅得令人瞠目结舌。
某种意义上来看，赫鲁晓夫的解冻，作为一种政治决定，是做了一件斯大林本来在二战结束后应该做、但决不可能做也没有做的事情。在《失败的帝国》中，祖博克描述了二战结局对于苏联人精神及生活的巨大正面影响。在三十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摧毁的关于“革命”的信仰和信念，又获得了某种新的生命，但很快，这种思想的蠕动便被斯大林最后年代的禁锢性的高压政策所扼杀。言路基本关闭，苏联知识思想界陷于一片沉寂之中。
斯大林之死，带来了苏联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推动并实现大转变的历史责任落到了赫鲁晓夫这一代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领导人身上。赫鲁晓夫没有在挑战和机会面前却步。他根据自己对苏联当时情势（包括人们普遍向往改变的情绪）的阅读，同时也为了给他自己登上并保持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创造合法性，在苏共二十大上启动了“非斯大林化”的历史性进程。在这一点上，他功不可没，历史也会铭记他。
然而，他所释放出来的，是一个连他自己后来也被吓坏了的“魔兽”。冰雪融化后产生的汹涌洪流，冲垮了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志们在心目中为“解冻”设置的界限。尤其是，由“非斯大林化”所释放出来的思想界解冻后的巨大能量和冲击，在完全无法理解其中所包括的前所未有的契机的领导者的眼中，却成了对党和国家本身的致命威胁。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的应对之道，是重新拿起他们曾试图唾弃的斯大林主义的武器，对一切超越他们自身理解能力的意见，统统予以噤声乃至镇压。
其实，在后斯大林时代的一班领导人中，赫鲁晓夫也许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但他却仍然没有能够把事情做好。这里，固然有他自己性格和背景上的因素。但更为重要及根本的，却在于制度层面的原因。归根结底，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是思想的贫乏，尤其是掌握了党政大权的赫鲁晓夫及其他苏联领导人在思想上的极端贫乏。他们是在斯大林的极权统治下登上高位,并在惨烈的不断“清洗”中幸存下来的一代人。即便他们曾经有过关于社会主义宏大事业的热情和憧憬，也必须在克里姆林宫日复一日的“宫廷政治”中生存下来的严酷现实和日常经验中，被消磨殆尽了。他们的政治智慧，则被挤压并蜕变为首先为“生存哲学”所主导的犬儒意识。赫鲁晓夫能够成为后斯大林时代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不是因为他在思想深度和远大政治规划上比他的同志更为杰出，而只是因为他的粗鲁和狡猾以及对于高层政治力量对比的无与伦比的阅读能力，让他获得了一种具有“即时性质”的高层政治对峙中的优势地位。他走不远，是不奇怪的。
中苏分裂的巨大冲击
如果说，我对祖博克此书有什么失望之处的话，那就是，书中关于中苏从结盟走向分裂及其同冷战走向结束的进程——也是苏联帝国走向失败的过程——的分析和讨论，是太过简约了。
我以为，他应当将更多的关注和笔墨用到中苏分裂对冷战历史演进的巨大影响上来。祖博克的应对，用的是一种堵住我的口的办法。一次碰到时，他说：“陈兼，这件事你已经做过了，而且做得很好，还要我花大篇幅来做吗？”
这话其实不对。我做得最多的，是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角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毛泽东推动并实行“革命后革命”的宏大政治、社会与人心改造计划的角度——来看待中苏分裂何以会发生的历史动因的。对于苏联方面的原因，我很少涉及。
中国共产党革命于1949年获得胜利，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带来的巨大的推动效应，是不论如何估计都不为过的。斯大林曾经对毛泽东及中共是否“真正的共产党人”持有疑问。但在1950年中国入朝参战后，这一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朝鲜战争期间，苏联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军事及其他援助。到战争后期，苏联的援助越来越转向对于中国本身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的大力支持。1952年夏秋之际，周恩来率领一个庞大的中国代表团访苏，获得了斯大林对支援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全面承诺。周回国之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闻讯大喜，在毛的促动下，中共中央决定，将原定在十到十五年内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准备，改为十到十五年内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斯大林后期到赫鲁晓夫执政后的头五年，中苏关系中发生了世界历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从一个国家（苏联）到另一个国家（中国）的现代化 / 工业化“大转移”。苏联所基于的，当然有国家利益层面的考虑——同中国的结盟，将大大加强苏联在同整个资本主义西方对抗中的实力地位。但同时，这种“国家利益”的界定中，也受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亦即“革命”理念——的深刻渗透。
从祖博克书中的叙述来看，赫鲁晓夫这一班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领导人对对中国的全面援助，曾经是充满热情与信心的。中苏战略同盟关系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进入了“黄金时代”。然而，从五十年代中后期起，毛泽东却给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中苏关系开始出现严重的裂痕。毛泽东向莫斯科提出挑战时，眼中盯着的是国际共运领导权谁属的问题，但使用的武器，却带有对普通中国人极具感召力和说服力的爱国主义色彩。1958年，在苏联在中国海岸建设长波电台以及中苏建立联合舰队的问题上，毛泽东一下子就把两个盟国之间军事合作的问题，提高到苏联侵犯中国国家主权的高度，严厉指责赫鲁晓夫对中国搞大国沙文主义。这一行动由中国这个当时苏联最大和最重要的盟友发起，一下子就撕下了苏联帝国的“革命”外衣。此后，中苏之间爆发意识形态大论战，毛泽东始终坚持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批判，当他把“反修防修”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联系起来时，尤其是如此。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毛泽东正式给苏联扣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也彻底抽去了苏联在其自身合法性叙述中给“革命”及其普遍性意义留下任何空间的可能性。这对整个国际共运的冲击是巨大的，模糊了冷战不仅是大国之间的军事与战略对抗、更是不同制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的特质，也在实际上改变了全球冷战最后二十年间的走向。
对于上述这一切，祖博克在书中只是有所讨论，却没有展开，更没有深入下去——而以他的大手笔，本来是应该也可以这么做的。这是令我失望的地方。
勃列日涅夫时代“失去的机会”
祖博克书中，最值得注意的章节之一，是关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叙述和讨论。一向以来，学界都将这一时期看作“停滞的时期”。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这并没有错。祖博克亦未对此提出异议。但在史事叙述中，他把勃列日涅夫写活了。
勃列日涅夫是想把事情做好的，而且，他也并非没有信念和理念。在祖博克关于勃列日涅夫的描述中，最引人入胜并发人深省的，是他对勃列日涅夫的“山顶宝鉴”信仰——要不惜代价避免与美国的战争——的强调和描述。为此，勃列日涅夫真是费劲心思，不遗余力。也正是在这里，他展现出了自己作为国务活动家的最为精彩的一面。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在1970年代苏美两国在限制战略核武器问题上达成协议时，达到了最高点。
然而，从此后的历史发展来看，勃列日涅夫在战略军备控制上的建树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苏联帝国命运所产生的影响——却是昙花一现的。尤其到了勃列日涅夫后期，他本人垂垂老矣。恰恰在此时，面对着一系列的“机会”和挑战，苏联走出了包括入侵阿富汗在内的一步步错棋和险棋，其结果，则是使得苏联帝国越来越深地落入了过度扩张的陷阱。
勃列日涅夫的主要失误之处在哪里？祖博克认为，在于他对国内挑战的应对上的错误——对此，我完全同意。关键的问题确实仍然在国内。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总书记时，包括许多记者、作家、学者以及科学家在内的苏联知识分子群体尽管受到压制，但“解冻”的各种效应早已发酵扩展，自由思维的暗流非但没有被真正镇压下去,反而更加汹涌。事实上，甚至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思想最为僵化与停滞的年月里，苏联知识界也再没有重新回到斯大林时代那种高度封闭的状况去。但勃列日涅夫在国际上追求同美国及西方缓和的同时，在国内却实行了对“异见分子”实行强力压制的做法。也正是在他执政时期，后斯大林时期曾一度被削弱的克格勃的“国内安全”功能重新获得极大的加强。
在勃列日涅夫这一代的苏联领导人看来，对苏联国家与制度形成最大“思想威胁”的“持不同政见者”，不仅包括那些指望用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与意识形态来“改造”苏联、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变色”的知识分子，也包括那些其实真诚地希望通过纠正苏联制度的各种深刻弊病来改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苏联国家安全机器也参与了对这些知识分子的压制乃至镇压。其结果，不仅使得苏联国家本身失去了从他们的批判性意见中汲取改善自身的思想资源，也使得这些知识分子在自身理想破灭的同时，在同国家的关系中日益成为“他者”。
但是，政权与制度合法性的问题，决不是一个依靠国家（即便是一个“强国家”）所掌握的强力和强制手段便能够得到解决的问题。在历史上，真正具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是从来不会允许自己的批判性思维屈从于国家的强制力量的。在曾经充满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精神的“革命年代”中成长起来的苏联知识分子身上，这一点也许表现得更为突出。到头来，苏联国家与制度本来便已经处于危机之中的合法性基础，也因此陷入了更为深刻的危机。
此时，全球冷战越来越成为一种对峙双方“比试内功”的竞争，但勃列日涅夫却见不及此。而在国际关系实际运作的层面，直到勃列日涅夫末年，苏联似乎还常常会使人产生一种它仍处于“攻势”的印象（美国干涉越战的失败使得这种印象变得更为强烈），但处于苏联国家与社会深层次的内在矛盾却在不断发展。从表面上看，苏联似乎仍然是一个“硬”实力巨大的超级大国；但它向美国及其他西方大国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存国际体系与体制提出持久及有效挑战的“软”实力，却在实际上大大下降了。
《失败的帝国》最精彩的部分，是关于戈尔巴乔夫的入木三分的描述和探讨。
在历届苏联领导人中，戈尔巴乔夫应当属于“异数”之类。他是第一位没有亲身经历过十月革命及革命后的动荡岁月，而是在二次大战后的和平岁月中成长起来的苏联领导人。从个人背景来看，戈尔巴乔夫似乎并不具备领导一场不仅将改变苏联的命运也将改变世界历史走向的大变革的基本素质：他长期从事地方工作，并没有建立在第一手经验之上的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他在苏共党内也并没有太深厚的组织根基，从表面上看缺乏推行大规模变革的政治力量基础。戈尔巴乔夫被选择担任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角色，从本质来看，正是苏联政权与制度所面临危机的深刻性的表现。
戈尔巴乔夫没有想过“好死”，但绝对不想“赖活”。戈尔巴乔夫就职后，当他将注意力集中到国际事务上来时，很快便意识到，同美国的核竞争决不是“有吸引力的选择”；要从根本上使苏联及其制度与体制得到改善与加强，便“只有通过对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实行严肃的改革”。比之他的前辈，曾经多次到西方国家访问的戈尔巴乔夫还意识到，从根本上来说，改革所要解决的是苏联国家和制度所面临的合法性挑战问题。正是这一意愿，成为戈尔巴乔夫所设想的“制度与体制改革”的逻辑出发点。
戈尔巴乔夫的最初计划，是要通过对知识分子和其他党内改革力量的动员，实现对社会主义的“激进的重新界定”，使得苏联的国家及制度焕发出新的活力。为此，他在百忙之中重新通读了列宁的著作（尤其是精读了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有关著作）。他曾说，他所希望开创的是这样一种局面：“共产党仍然要起到保护人民不致受到资本主义市场侵害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个人的创造性和私人之间的竞争应当受到鼓励。” 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许多看法以及相关的设计，则来自于集合在他周围的一群“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及改革思想家”。他们大都是在苏联政权与制度合法性危机已日益显露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并大都相信，只有通过一种由上而下的改革才能克服这种危机。他们接过了来自下层的种种变革的要求，通过戈尔巴乔夫所掌握的政治权力将之转变为变革的计划与实践，从而使得“自上而下的革命”开始实体化了。
戈尔巴乔夫错在哪里？他在哪里走上了岔路？祖博克将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威尔逊和印度圣雄甘地相比较，他们都是“救世”以及创造出全新规范宏大愿景，却都不是成功的国务活动家。戈尔巴乔夫最大的失策，在于他对“革新”作为一种实际的政治改造和社会乃至文化变革进程所必然出现的种种具体问题及挑战的忽视。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愿景本身，而在于在具体路径选择和实行中的一系列致命失误。
尽管戈尔巴乔夫提倡“新思维”，但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斯大林时代的产物。他的执政行为，也带上了斯大林时代的诸多印记。这在他在高层政治层面的“一言堂”的领导风格中也显示出来。戈尔巴乔夫虽然鼓吹公开性，但在实践中，他的“公开性”却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
这里，出现了一种悖论现象：大肆鼓吹“公开性”的戈尔巴乔夫，在决策及其实行的层面，却没有多少“公开性”而言。在这一点上，戈尔巴乔夫在很多方面同斯大林居然有相像之处。最重大的决策，往往由戈周围的一个很小的圈子做出，并在未加讨论及试验的情况下，就匆忙付诸实施。他关于变革思想和计划，从来没有在领导层内部获得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共识，也没有同他希望为之服务的千百万普通苏联民众形成共识。到头来，在政治的实际运作中，最初的轰动效应过后，“公开性”越来越沦为一句口号。它不仅同仍然掌握着苏联党和国家机器实际运作的干部和官僚无关，也越来越同“沉默的多数”无关。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在一些关键性的层面，却是极为封闭的。
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的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把经济搞好。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未能扭转苏联经济停滞不前的趋势，而普通人希望由经济改善而得益的期望值却不断上升。改革面临的局面，越来越带上潜在的爆炸性。
最终，当戈尔巴乔夫所推动的改革达到了既不为苏联体制内的保守派所能容忍、又日益失去体制内外更为激进的改革派或革命派支持的地步时，在改革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种种矛盾都通过1991年8月由保守派发动的政变爆发出来。政变失败了，但这并不是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路线的胜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根基出现了动摇。在苏联七十年的历史发展中，关于“联盟”合法性的阐述——一种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愿景为基本诉求的阐述——实际上从来便没有得到过所有加盟共和国人民普遍的“内在认同”。同时，“联盟”阐述对于“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形式上的承认，也从来便同联盟的实际构成和运作受到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政治权力的全面控制的现实，存在着高度的内在紧张。随着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改革进程越来越陷入危机，长期受到压制的种种否定联盟的声音和力量被释放出来，并日益溢出了戈尔巴乔夫和苏共领导层能够控制的范围。联盟的最薄弱的环节之一——苏联在苏德战争前夕通过大国间的强权交易和赤裸裸的武力吞并的波罗的海三国——出现了分离主义的强大声音，触发并加剧了各加盟共和国同苏维埃联邦的分离现象。
在这一趋势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的对立，以及与之相关的“苏联”和“俄罗斯”之间的对立和分离。到头来，给苏联的存在以最后的致命一击的，正是叶利钦。在1991年8月政变后的几个月间，俄罗斯从苏联中分离出来、苏维埃联盟实际被架空的过程中，叶利钦开始取代戈尔巴乔夫，并宣称，他将为俄罗斯带来一场“政治制度革命”与“财产革命”相结合的“自上而下的革命”（然而，普通俄国民众在这场“自上而下革命”中更多的不是直接参与者，而成了旁观者——尽管他们在诸如1991年8月政变这样的转折关头的卷入对事态的发展是有很大影响的）。1991年底，当存在了七十多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瓦解时，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全球范围内的冷战，也正式走向结束。戈尔巴乔夫在不经意之中，“谋杀”了苏联。但就其深层次原因而言，在对抗和竞争中，苏联和苏联帝国并不是被自己的对手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所击倒的，而是由于自身的内在缺陷和自己在实践中的一再失误，才最终倒下的。问题的根子仍然在于，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失去的机会”及留下的后遗症。
戈尔巴乔夫——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叶利钦——还给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欧洲和世界留下了复杂和充满挑战性的遗产。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曾决心要进入由美国和西方居于主导地位的现存国际体系和体制。但问题在于，正如祖博克所指出，即便要进入这个体系并成为其中的一员，也是需要在国内外诸多层面（例如，在北约“东扩”限制问题上）“讨价还价”并达成相应的、有束缚力的协议的。但戈尔巴乔夫却没有这么做。在历史上留下的遗憾，总是要由后来者“埋单”。
是否曾有路？路在何方？
历史从来就热衷于同人们开玩笑。俄罗斯及苏联历史的发展，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在很多方面似乎又回到了革命发生前的原点。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在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政治与社会的空前动荡之后，以叶利钦向普京的转变为契机，重新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重建之路。“革命”早已死去，帝国也不复存在，但“帝国”的信念及相关政策实践，却成为后苏联时期，尤其是普京执政后内外政策制定及合法性攫取的最为重要的参照和源泉。但在二十一世纪，从长远看，这还走得通吗？
如果一定要问，苏联帝国失败最根本的教训在哪里？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我看来，那应该是，在探讨一条新路，而路的开端似乎呈现在人们面前时，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苏联大厦的守护者却没有从广开言路开始做起，来寻求真正具有超越性意义、可能也走得通的新路。
归根结底，大时代需要大思想。而大思想是不可能在封闭、压抑以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和讨论的环境中产生的。政治权力——不管多么巨大的政治权力——都不会产生大智慧。斯大林以下，以克格勃为代表的国家警察力量对公共知识领域的强行进入，从根本上阻隔了正常的言路，更使得所有人——包括国家本身和反对派在内——都不能不把对方视为“异己”，而全然无法通过心平气和并具有互启性质的交流和对话，来寻求关于未来发展及变革之路的“根本性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