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互联互通的提出及内涵
在当今的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东亚的范围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规定，约定俗成并被广泛使用的一个看法，即包括东北亚地区6国和东南亚10国。因此，本文所讨论的东亚的互联互通问题重点放在东北亚和东南亚这16个国家，其他国家虽然也可以参加互联互通的建设，但不是本文所探讨的范围。
东亚互联互通战略的提出和内涵。互联互通最早是在东盟内部提出的。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浪潮，东盟加快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从自由贸易区向共同体迈进。东盟推出互联互通战略，是以东盟区域一体化加速发展为时代背景，也是实现东盟共同体的关键战略。2009年10月，第15届东盟首脑会议讨论了东盟互联互通建设问题，发表《东盟互联互通领导人声明》，提出东盟应该寻求所有对话伙伴、其他国际机构和发展伙伴的支持，以实现东盟互联互通的愿景，包括建立东盟基础设施发展基金。2010年10月，东盟第17届东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了《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东盟互联互通是物质的、机制的和民间的连接纽带，这些纽带构成实现经济共同体、政治安全共同体、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基础支持和便利措施。自此，互联互通和自由贸易区一起成为东亚合作领域的高频词，范围也从东盟很快扩展到整个东亚乃至亚太地区。
东盟提出互联互通建设后，中国政府给予高度重视，互联互通建设项目成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优先领域。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为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双方成立了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中国成立了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海上合作基金，还提议创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东盟海洋伙伴关系、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重点推进同东盟国家互联互通建设的同时，中国将互联互通建设拓展到南亚、中亚以及东北亚等地，倡议建设中印缅孟经济走廊、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等。中国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被写进了“十二五”规划纲要和党的十八大报告。每一次多边外交场合，互联互通成为中国领导人讲话中的高频词。
2014年11月8日，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题为《联通引领发展 伙伴聚焦合作》的重要讲话，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并提出了加强互联互通、深化“一带一路”合作的一系列建议。我们要通过亚洲互联互通建设，共同编织和平、富强、进步的亚洲梦。“一带一路”与互联互通相融相近、相辅相成。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
两只翅膀和血脉经络的比喻，深刻地揭示了“一带一路”和互联互通之间的关系。“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适应亚洲发展的新型区域合作机制，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基础，是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从“一带一路”到“互联互通”，中国方案体现着一以贯之的中国周边外交理念：建设命运共同体，坚持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共创繁荣。中国不但是亚洲互联互通的倡议者，还将成为实实在在的重要贡献者。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是为互联互通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服务，而这恰恰是互联互通的瓶颈和薄弱环节。习近平表示，中国将周边国家作为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践行亲、诚、惠、容的理念，愿意通过互联互通为亚洲邻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这体现了中国周边外交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风范。
2014年11月13日，李克强在缅甸内比都举行的第九届东亚峰会上指出，关于发展合作问题，关键是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中国同东盟国家的发展互为机遇，我们要加快东亚的互联互通。从东盟到周边再到亚太，从基础设施到机制对接、民间交流再到命运共同体，中国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建设范围不断扩大、领域不断增多、内容不断丰富，逐步朝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互联互通网络迈进。
东亚一体化是东亚国家之间加强经济合作的过程和状态，自由贸易区是东亚一体化进程的阶段性合作形式，而互联互通则是推动一体化建设的一种路径和战略举措。
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动力
目前来看，东亚经济一体化总体上还处于一体化合作的初级阶段，远未完成制度化建设的过程。东亚区域合作的动力主要包括如下几个因素：
外部压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主要趋势和潮流，并对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在双边或多边的多种层次经济合作中寻求发展的契机和动力。作为全球三大板块之一的东亚地区明显感觉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从而在一体化进程中活跃起来。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趋势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得到进一步强化，成为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各种区域化组织的成立，让东亚国家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中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当然最重要的是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以下简称TPP）对东亚一体化的刺激作用。对于美国推行的TPP战略，很多人将其视为东亚一体化的破坏力量，认为美国通过TPP可以制衡和牵制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防止该地区形成一个稳定、强大的贸易集团。不仅如此，如果TPP不断扩大，东盟将难以保持在东亚合作中的“轮轴”地位，东盟在地区一体化中的影响力将受到削弱。可以说，TPP是刺激东亚一体化进一步发展的新变量。在2012年11月举行的东亚峰会上，由东盟提出的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的建议得到了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多个成员国的支持。这是自2009年奥巴马政府在亚太地区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来，东亚国家作出的最为意味深长的一个决定。美国推动的TPP非但未能阻碍东亚合作，反而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刺激东亚合作的催化剂，唤醒了东亚合作的制度化意识，并有可能将制度化进程提前。②
内生驱动。东亚国家内部发展产生的驱动力包括四个方面：第一，经济市场化成为全球范围内主流的改革趋向，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奠定了体制基础。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实践认识到，只有选择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加快本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提高经济的运转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在国际政治格局变革和新技术快速发展的条件下，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生产分工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生产社会化、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使各国的设计、生产、流通和贸易活动进一步越出国界。这就必然要求消除阻碍经济国际化发展的市场和体制障碍。尤其是在地区范围内，各国消除商品、生产要素、资本以及技术在国家之间进行流动的障碍的要求与日俱增，促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东亚国家当然也不例外。
第二，世贸组织这个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本身存在天然的局限性，导致近年来多边贸易谈判裹足不前，刺激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虽然世贸组织是推动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力量，但由于自身庞大，运作程序复杂，根据世贸组织“一揽子接受”方式，其成员对各项议题的谈判只有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才能进行，从而注定了短期内所有成员达成共识和消除矛盾并非易事。比如，2001年11月在多哈发起的首轮多边回合谈判一直举步维艰。多边贸易谈判的久拖不决和前景的不可预测性，为双边和区域性贸易提供了发展空间与机遇。
第三，共同应对经济危机的需求推动了东亚一体化进程。东亚合作的思想由来己久。比较引人注目的是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建立包括东盟和中日韩在内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设想。不过由于该倡议带有比较明显的对抗美国霸权的倾向，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致使日本和韩国态度暧昧，此倡议被束之高阁。东亚合作的真正启动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为了克服危机，加强共同应对金融冲击的能力，东盟和中日韩三国产生了密切经贸联系、加强经济合作的需求和意识。这就促成了东亚领导人的非正式会晤。1997年12月15日，东盟－中日韩领导人（当时是9+3）非正式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这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会晤。尽管当时领导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如何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但也涉及到深化地区经济联系的问题，对加强东亚地区的合作发出了明确的政治信号，使它成为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的一个新起点。1998年，在马尼拉举行的东亚领导人会议就推动东亚合作的原则、方向和重点领域达成了共识，首次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此后，不仅一年一度的领导人会议被固定下来，而且还逐步增加了多个部长会议，使“10+3”机制（东盟10国加中日韩3国）成了东亚地区各国开展对话与合作的主渠道。可以说，东亚合作是在东亚遭遇共同危机和国际社会无意也无力提供有效帮助的情况下，东亚国家依靠自身力量，根据内在需求而建立起来的区域多边合作。
第四，共同维护东亚地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大环境是东亚各国对东亚合作的政治需求。有研究表明：区域贸易协议除了促进贸易流动，也对缓解政治冲突具有一定的作用。欧洲国家合作的初始动机和最终目标就是政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磨难，欧洲人意识到不能再发生战争，必须通过合作、联合与一体化，才能实现欧洲的长治久安。东亚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国家之间存在着领土、领海边界争端以及各种政治、安全领域的矛盾，在区域层面上加强政治合作成为东亚国家的必然选择。1999年东亚领导人关于东亚合作的联合声明，明确提出了开展政治、安全对话与合作的议题。当然，安全和政治领域的合作难度远大于经济合作，但是作为负责任的领导者，各国领导人不可能完全撇开政治而专谈经济合作。目前看来，非传统安全可以成为东亚政治安全合作的突破口，因为各国在这方面都有比较大的共同需求。另外，加强区域合作，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增强自己的话语权，在政治层面抗衡其他区域集团或者超级大国的压力。
理念的牵引。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有什么样的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东亚合作的进展，离不开先进理念的指引。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在某个历史节点上，需要有时代的精英和战略家为社会指出前进的方向。东亚国家的领导人中不乏具有长远眼光的政治家，比如马哈蒂尔首倡东亚合作，鸠山由纪夫大力推广东亚共同体建设等。
长期以来，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形成了一系列周边工作理念，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发挥着重大的指导、规范和牵引作用。新一代领导人主政后，对周边合作提出了许多新的理念。在2013年10月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习近平强调，要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在对外访问中，习近平也多次提到命运共同体意识，可谓其外交理念中的一大亮点。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海峰会上，提出并全面阐述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强调中国将同各方一道，推动在亚信基础上探讨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这是中国从中国自身发展需要和亚洲安全形势的要求出发所做出的一项至关重要的政策宣示，体现出中国作为大国的担当。
东亚合作虽然由东盟主导，但是中国是最重要的推动力量，这是不言自明的。中国领导人理念的更新，带来了中国对周边合作的积极变化，不仅态度上更为积极，而且实际的、可操作的战略措施也是层出不穷。
互联互通新动力。当前东亚一体化建设的重点之所以落到互联互通，原因是我们要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建立东亚自贸区，需要有一个合理的、现实的路径，也就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实现一体化的诉求。从目前的东亚地区的现实条件和国际环境的大背景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推进互联互通无疑是一个最容易被各方接受、最具有现实可能性和操作性、最有长远价值的战略选择。由于东亚互联互通已经有了宏伟的蓝图，因其庞大的市场规模、涉及多个国家和多种产业，尤其是铁路建设的大干快上必将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大发展，所有国家都表现出积极进取合作的意向，因此互联互通必将成为新的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强劲动力。
其他区域一体化对东亚一体化的启示
欧洲和东亚的一体化发展的共同之处是：在合作的基础条件和环境方面，欧洲和东亚都有着基本类似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和价值观多元化的特征，并且两个地区都存在着区域认同需要进一步提高的问题；在合作理念上，都秉持求同存异的合作精神，共同克服一体化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在合作步骤上，无论欧洲或是东亚都遵循的是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基本原则，先从局部的、功能性的合作入手，继而逐步进行合作的拓展和深化；在对待合作方法的态度上，东亚也和欧洲一样，非常重视长远、有效的合作机制建设。④
学术界对欧盟与东亚一体化发展差异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合作模式不同。世界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合作大体上可划分为三种模式：一是发达国家之间组成的北北水平型区域合作模式，它以欧盟为典型代表，目前已进人货币一体化的高级阶段；二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组成的南北垂直型区域合作模式，它以北美自贸区（NAFTA）为代表，从其运作的实践来看，也是比较成功的；三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组成的南南水平型区域合作模式，东盟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属于南南型水平合作模式。
第二，在治理机制上，欧洲重视超国家机构的作用，通过建立超国家机构来对区域内各成员国进行统一的协调，而东亚则更为强调各国政府间的协商与合作。
第三，在具体的合作方式上，欧洲习惯于制度化的协商与沟通，通过规范化的机制来制约和平衡权力，从而达成最大限度的一致，而东亚更多的则是体现其开放性和包容性，在卓有成效的具体制度建设和规范化建设方面还比较欠缺。
第四，在一体化发展动力方面，欧洲突出“法国—德国”组合的核心力量，推动欧盟一体化发展。而东亚合作虽然是建立在以东盟为核心和主导的平台上，但其区域整合的整体效果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的合作水平。法、德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是起领导作用的两个国家，两国在实现欧洲联合的过程中实现了和解，成为欧洲联合的“发动机”。在东亚地区，中日两国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亚太地区的局势，而中日两国因为历史问题一直存在“政冷经热”的怪现象。欧洲地区的一体化是大国起主导作用的，而东亚国家目前是东盟主导的，区域内大国没有发挥主导作用。⑤
第五，内向与开放的不同。东亚一体化过程始终是一个开放过程，东亚不太可能出现欧洲一体化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是内向型的经济合作。东亚主要国家的贸易无论是对美国还是欧洲都有很大的依存度，各国的安全需求和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之间存在巨大落差，使得对于外部安全关系的需求甚至于要超过对内部安全合作的需求。同时，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将是一个逐渐地由次区域的合作向区域合作发展的过程。⑥
第六，区域内集体认同的差异。欧洲观念是欧洲一体化的文化基础，而文化上的认同感有时比以经济或政治利益为纽带联结起来的一体化更持久、更深远。欧洲各国对欧洲的认同表现为欧洲文化，即基督教文明和法制、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共同的价值认同。这种相似的文化背景是欧洲一体化的坚实基础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东亚地区是在文化、文明上差异性较大的地区，有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和佛教文化，在地区认同上没有欧洲强。欧洲地区的相似文化是促进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条件，亚洲地区存在多种文化，还没有培育出一种共同的文化。⑦
第七，经济优势的互补性不同。区域内部成员国经济优势的非均质分布决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的大小，而东亚国家间经济比较优势的互补性比较弱，严重限制着东亚内部各成员国贸易创造效应的发挥。区内经济合作对各成员国的贸易活动影响有限。正是因为成员国之间经济互补性较弱，东盟不可能限制成员国对外进行单边的自由化，东盟的区外运作因之表现出开放性的特点。⑧
欧盟对东亚一体化的启示。尽管存在着很多的差异，但是欧盟的一体化还是为东亚一体化的进程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启示。第一，欧盟的发展基本上遵循着一条以功能性合作为先导，从局部到整体、从易到难、从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的路径。欧洲各国在审慎态度下，首先以区域局部功能性合作开始，继而在相对成熟的机制上进一步扩展合作范围，并在适当的时候深化合作内容，最终一步步走向联合共同体。在多样性和复杂性并存的东亚地区，要切实推动一体化进程，从易到难、循序渐进、从功能性合作到制度性合作是一条必由之路。
第二，重视法制化的制度建设。欧洲一体化发展道路实际上也是一条制度建设道路，制度建设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东亚合作制度性安排滞后，并且现存的合作制度都只是强调对话和协调，缺乏必要的强制约束力，导致合作效率不高。⑨制度化建设是今后东亚合作绕不开的课题，尽管困难很多，但是各国还是要迎难而上，争取找到一条适合东亚自身条件同时又具有较强约束性的制度化安排。
第三，应该学习的是欧洲精神，将地区合作的目标不光看成是一个与增强经济竞争能力有关的政策安排，还要看作是一个需要为之做出长期努力的社会理想。欧洲联合是一个从18世纪起就明确地提出其意义和目的的思想和社会进程，无论是对于康德，还是对于让·莫内，欧洲联合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社会抱负，而不止是一个政策目标，或者精心设计的战略，欧洲联合要实现的是“永久的和平”。⑩因此，东亚也需要形成一种“亚洲意识”。亚洲各国只有共同发展才能够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亚洲意识的精髓。东亚一体化的发展同样需要建立亚洲的价值观共识和亚洲认同感。亚洲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各领域的差别远大于欧洲。因此，在亚洲，特别要提倡国家间的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包容互信、合作共赢。习近平提出的把中国梦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正是东亚一体化合作最需要的理念，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的长远战略眼光。
第四，要有潜力巨大的实体项目合作作为推进经济一体化的突破口。二战后欧洲区域合作以煤钢同盟起步，最终演变成现在的欧盟。欧洲的空中客车（Airbus）是区域项目合作的成功典范。在亚洲地区，UNDP早在20世纪90年代即倡导图们江流域次区域合作，但由于该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成效并不显著。大湄公河流域次区域合作项目，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为主要内容，正在稳步推进。由于亚洲各国发展很不平衡，区域内很多国家基础设施十分落后，发展潜力难以释放。因此，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11)由此看来，作为一种覆盖整个东亚、各国都有热情和巨大需求、产值和规模足够庞大的互联互通建设完全可以作为东亚一体化合作的突破口。
东亚地区的复杂性对互联互通建设的影响
推进互联互通的有利条件。推进东亚的互联互通，所需投资金额巨大，加之各国技术经济基础差别巨大，技术标准不统一，互联互通的任务十分艰巨。尽管如此，总体来看还是具备一些有利的条件。
第一，东亚区域内互联互通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面对外部区域贸易安排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亚洲各国加快合作的紧迫感进一步增强，转化为推进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与互联互通的新动力。
第二，东亚区域内互联互通具有足够的能力基础。亚洲很多经济体拥有丰裕的外汇储备。中国、日本的外汇储备额居世界前两位。巨额外汇储备的存在，为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提供了财力基础。同时，东亚一些国家如中国、日本、韩国的企业还具备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是全球工程承包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企业。
第三，东亚区域内积累了一定的互联互通经验。亚洲区域内各国发展阶段不同，政治体制各异，推进互联互通需要探索有效的合作模式。多年来，亚洲地区在互联互通方面作了积极探索，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计划，将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作为重要内容，在国际航运、铁路、公路、航空、信息网络和电力网络的互联互通上取得了稳步进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2)
存在的问题与挑战。东亚合作与东亚的互联互通建设不可能是一条坦途，历史和现实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必然会对东亚的互联互通建设带来一些问题和挑战。
第一，从全球战略层面来说，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外部因素。出于维护霸权和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是不愿意看到东亚合作顺利前行的。美国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就是对东亚合作的一种强大的干扰因素。TPP对东亚地缘政治具有一种搅局效应。绝大多数贸易自由化协议都带有地缘政治意图，TPP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由贸易协定。奥巴马政府自2009年接过TPP的指挥棒之后，就将其作为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经济支柱，旨在重新平衡美国长期以来在东亚不对称的经济和安全政策，以维持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同时，TPP还具有对美国在东亚角色的重塑效应。TPP表明美国对东亚一体化态度的转变，从充当东亚的“离岸平衡手”转变为全面介入和掌控东亚事务。美国推行TPP战略，旨在打乱东亚一体化的步伐，将东亚纳入由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中。美国在重返亚洲过程中推行的战略明显与东亚既有的以东盟为核心的地区一体化机制存在竞争关系。(13)
第二，从东亚地区层面来看，中日之间的竞争和斗争关系不利于东亚互联互通的顺利展开，主要表现为：一是中日关系的长期紧张不利于整个东亚合作的开展。二是中日之间潜在的主导权之争。目前，中国的设想是与东盟国家形成“四纵三横”运输体系，而与之冲突较大的是日本的东西走向互联方案。日本的东西互联方案与印度的“向东看”战略相接近，与老东盟国家原有的利益也较为一致，得到的支持也较多。(14)三是中日企业对互联互通建设工程承包和设备出口的激烈竞争。
第三，东亚区域内各国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不同于欧盟和北美，东亚国家之间不仅存在着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而且存在着较深的历史和现实矛盾。南海争端是影响中国与东盟双边关系发展的障碍。东盟除了对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的竞争威胁忧心忡忡外，也担心互联互通完成后对中国的依赖会更严重，另外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也有较大忧虑。为确保自身安全，一些国家仍采取与外部大国军事合作以制衡中国，缓解安全担忧。台湾问题也是影响中国与东盟双边关系发展的主要难题之一。
第四，一些周边国家的政局变化对互联互通建设的负面影响。泰国的军事政变让“大米换高铁”的模式受到冲击，让参与投标的企业忧心忡忡。幸运的是，这种局面有所好转。2014年12月4日，泰国立法议会经投票表决，批准了泰国和中国政府之间合作修建复线铁路的谅解备忘录草案。缅甸近年来的政局变化使中国对缅甸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中国修建的两条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已于去年竣工，拟建的铁路项目就在两条管道附近，但遭到了沿线农民的普遍反对。作为“走出去”的一环，政府和企业需要与东道国及其社会处理好关系。中国的不少投资项目遇到很大的阻力，甚至最终失败，原因在于没有做好东道国社会经济状况的“摸底”。这不是一个仗剑经商的时代，毋宁说是企业也需要公共外交的时代。(15)
由于东亚各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实力、文化传统都具有很大差异，走向东亚共同体的进程必将是一个渐进、漫长的过程。然而，东亚各国都已认识到，推动区域合作、逐渐走向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其在21世纪实现持久和平与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互联互通战略则是推动东亚一体化的现实路径和强劲动力。
注释：
①(11)(12)隆国强：“亚洲经济体应加速推进互联互通”，《博鳌观察》，2013年第10期。
②(13)孙溯源：“美国TPP战略的三重效应”，《当代亚太》，2013年第3期。
③张蕴岭：“东亚合作的意义和目标”，《学习时报》，2004年8月4日。
④⑤⑨章一平，李林：“东亚共同体建设：欧洲一体化经验借鉴与中国战略”，《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⑥⑩冯绍雷：“中国可以从欧洲一体化中学习什么—从地区比较层面的一种思考”，《欧洲研究》，2007年第6期。
⑦胡晓：“地区主义视角下的欧洲与东亚一体化比较”，《学习月刊》，2012年第3期下半月。
⑧课题组：“东南亚国家联盟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之比较”，《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4)郭宏宇，竺彩华：“中国—东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国际经济合作》，2014年第8期。
(15)孙兴杰：“中国高铁改变东南亚？”，《青年参考》，2014年8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