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众多中国读者而言，孟加拉国这个南亚国家可能很少进入视线。然而，孟加拉国中央银行对普惠金融的关注和对金融监管的执着很难不让中国或西方国家陷入深思。
“多国此前实施了众多纾困计划（bail-out），但资金并没有传递到中小企业和群众，而是流入到银行体系中。相反，孟加拉国央行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方式，我们关注的是金字塔的底部。”孟加拉国央行行长拉赫曼（Atiur Rahman）在华盛顿参加IMF—世界银行秋季年会期间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
这位央行行长出身贫寒，曾一度因为贫穷而辍学，但凭借着坚强的意志，他通过自学和奖学金等方式一步一步进修，最终取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的博士学位。也许正因如此，“金字塔的底部”才格外受到他的关注。
拉赫曼认为，正是孟加拉国央行对包容性金融的坚持，才打造了可谓全球最稳定的金融系统。“不平等指数稳步下降，货币升值，通胀率下降，增速稳步上升，我们也是所在地区的唯一一个顺差国。”拉赫曼言语间难掩自信，他对本国经济更是充满信心，并预期2014年孟加拉国经济增速有望超过6.5%，无疑将成为新兴市场中的“排头兵”之一。
对孟加拉国而言，并非所有国民都能受到银行服务的覆盖，而手机的高度普及则为移动金融创造了发展机遇。当然，一切都有个大前提——央行监管。“在移动金融服务方面，我们有多达50万个代理商，这都是由银行或其支行雇用，而银行又直接受到央行监管。”拉赫曼说。
值得注意的是，孟加拉国央行正计划发行一定量的电子货币，并将其纳入M2范围，通过央行建立的安全电子系统流通。“绝对不会出现使用比特币的情况。”拉赫曼肯定地表示。
普惠金融是央行的重要使命
第一财经日报：今年年会期间，提出了潜在经济增长下降和“新平庸”的概念。中国经济增速近期也大幅放缓，应该如何看待？
拉赫曼：中国虽然经济增速放缓，但由于中国的基数很大，而在此基础上仍能维持7%以上的增长实属不易，这比在小的基数上增长10%更难能可贵，但基数却鲜少被各界提及。
日报：你如何看待孟加拉国今年的经济增速？
拉赫曼：2014年孟加拉国经济增速有望超过6.5%，在各国中表现突出。五年前，我们的GDP总量约为790亿美元，当前总量达 1750亿美元。当然，增长的质量才是关键。
就银行业而言，我们也需要扪心自问，是否让银行业服务惠及所有人民？多国此前实施了众多纾困计划，但资金并没有传递到中小企业和群众，而是流入了银行体系中。相反，孟加拉国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方式，我们关注的是金字塔的底部，即农民、工人、政府职员、中小企业等的生活质量，央行也鼓励所有银行为底层提供支持，这不仅体现了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也是一个极佳的商业计划。因为只有当基底扩大了，经济才会更加稳定，可见普惠金融也是孟加拉国银行的重要使命，因此孟加拉国的金融系统可谓是全球最稳定的，不平等指数稳步下降，货币升值，通胀率下降，增速稳步上升，我们也是所在地区唯一一个顺差国家。因此我们坚信，从底部着眼、扩大内需更加重要，全靠出口是不稳定的。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孟加拉国坚持“两条腿走路”，出口仍是孟加拉国的主要战略，50%的经济体量同世界融合。内需是我们的必要条件（necessary condition），“走出去”是充分条件（sufficient condition）。这同中国非常相似，中国也不断加速“走出去”，不过中国的财富远远超过孟加拉国。
日报：中国制造行业产能过剩，因此需要通过“走出去”来消化过剩产能。
拉赫曼：其实孟加拉国也有类似问题，不过“走出去”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今年，我们向斯里兰卡出口50000吨大米，这对于孟加拉国是头一次，因为我们长期以来都是大米赤字国，每年都要耗费数十亿美元进口大米。可见，出口和消费间的不平衡正在改善。在过去20年间，贫困人口数量减半，当前只有23%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极度贫困人口占11%，财富的“蛋糕”正在被越做越大。
日报：消费对GDP增长贡献了多少？
日报：西方社会长期呼吁，亚洲应该更加注重通过消费以扩大内需，而不是继续大量出口，你认同这种提法吗？
拉赫曼：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孟加拉国和中国应该坚持以出口为主战略，这是我们的机遇之窗。
日报：但全球需求正在萎缩，我们应该如何加以调整和权衡？
拉赫曼：我们可以通过寻求多元化的出口市场来实现平衡。对孟加拉国而言，欧洲需求虽然下降了，但日本和中国的需求可能上升。此外，消费者的品味或需求正在不断变化，因此我们也必须与时俱进，并不断改善产品质量，就可以进入中上阶级的消费市场。同时，我们也必须让产品生产对环境、社会负责，劳动安全、薪资安排都需纳入考量。央行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一家银行向违背此宗旨的借款者提供贷款。央行会向各银行发出环保指导意见，银行每隔三个月就需要向央行报备贷款对象的碳足迹，确保实现绿色增长。
日报：当从制造业向消费转型时，随着服务业不断扩大，投资回报会趋于下降，整个经济增速和全要素生产率（TFP）也会呈下降趋势，如何来应对这些挑战？
拉赫曼：孟加拉国并不是依靠高端技术，而是较低端技术，目前80%的耕种任务（tilling）都是由机器完成，早前完全是人工。我们可以承受这种变化，因为大量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转移，如500万女性已从农业部门转移向政府部门。此外，在城镇地区，虽然各产业也在运用机器进行生产加工，但在包装方面鲜少使用机器，因此人工劳动力在这一部分就能发挥作用，科技和人力能够实现平衡。此外，在商业部的牵头下，我们在培养企业家精神方面也做出了很大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也将很多劳动力输送到海外，去年我们的汇款达142亿美元，世界第七。此外，出口部门仍在以两位数增长，这也吸引了大量就业。尤其是妇女赋权也不断强化，许多妇女从事政府工作。上述一切让我们的经济更加平衡。
银行业也体现了我们科技、人力并举。在我加入央行之前，银行业完全没有数字化，纸张的使用相当普遍，而现在已经截然不同。在央行内部，电脑已经完全取代纸张，但这不代表我们不雇用新成员，央行十分注重加强新员工培训、加强银行监管。
央行严格监管移动金融
日报：从传统金融的角度看，金融往往只为一部分人服务，真实的包容性增长很难实现。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不断发展，中国的普惠金融不断加强，互联网金融也被称为“影子银行”。你如何看待互联网金融的角色？
拉赫曼：央行对移动金融服务实行严格监管，只有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才能获得相关执照。当然它们可以寻找非金融机构等合作伙伴加入，如电信公司，但央行决不允许它们反客为主，因为它们不受央行监管，一旦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日报：监管其实可以针对功能（function）而不是特定实体（entity）？
拉赫曼：我们的确针对功能进行监管，但对特定实体进行监管更为重要，否则各个机构就会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情。正因如此，普惠金融联盟(AFI)才认为，孟加拉国央行在为移动金融服务提供支持方面是全球央行中表现最佳的。可见，监管的同时也注重包容性，这才能吸引更多人参与其中。在移动金融服务行业，我们有多达50万代理商，这些代理人都是由银行或其支行所雇用，而银行又直接受到央行监管。央行此前引入了KYC （Know your client，即了解客户需求）程序，所有客户必须完成这一程序才能激活银行账户。此外，央行每天会给出报告，各银行每天也会对移动金融服务进行结算。
日报：孟加拉国央行对于移动金融的监管是否较为宽松？
拉赫曼：央行对于移动金融的监管和其他金融服务相同，保证透明。此外，央行也建立了跨行支付清算系统NPS（National Payment Switch），国内所有交易都必须通过这一清算系统。当前，孟加拉国拥有2000多个电子平台，它们产生的交易都需要经过NPS。
日报：在中国，大额交易拥有专属系统，而小额交易走的又是另一条系统。孟加拉国的情况如何？
拉赫曼：我们也二者俱全。所有的结算服务都由央行统筹，央行深得各方信任，中小企业愿意随时可以加入。不过就结算而言，央行还是最终把关人，绝对不会放权给其他机构，贷款信息局（CIB）也是隶属于央行之下的。
日报：孟加拉国是否存在电子货币？
拉赫曼：我们正在筹备这个计划。我们会创造并发行一定量的电子货币，且将其纳入M2。央行会建立一个安全的系统，通过电子系统流通，电子商务平台可以使用电子货币，这较之实体货币成本更低。在欧美国家，电子货币实际上已经有所使用，但央行并不能对其进行监管，这是孟加拉国央行不能允许的。我们尚不知何时发行电子货币，技术团队仍需时间，但绝对不会出现使用比特币的情况。
亚投行与亚开行应角色互补
日报：各方预期美联储可能在明年的某些时候加息，如何看待美联储加息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和“溢回效应”？
拉赫曼：我认为，孟加拉国不会受到显著的负面溢出效应。对于新兴市场整体而言，影响难以避免。不过如果美国经济改善，它们也将从中受益。同时，发达国家应该为全球利益着想。
日报：美联储在加息进程中，为了更好地应对加息效应，主要央行间是否应该在对外保密的基础上有所合作和协同？或者提前共享信息？美联储副主席费希尔（Stanley Fischer）斩钉截铁地给出了否定回答，认为这会扰乱市场。
拉赫曼：绝对不可能，货币政策本不存在合作这一说，这种信息可能过度惊扰市场。美联储会非常谨慎地逐步推进加息进程，再度引发危机或动荡其实也会使美国遭受最大损失。加息过程中，美联储自身将承受最大的风险。
对于新兴市场而言，更重要的是不断实现自给自足、扩大内需，创建、加强自己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银行都是明智之举。当然，中孟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同时也将紧密保持与西方连通。
日报：你认为AIIB和亚洲开发银行（ADB）应该如何分工？
拉赫曼：AIIB和ADB的分工不应该重合（duplicate）或互相竞争，而应该携手合作。就不同之处而言，AIIB资源有限，而ADB资源充分，且是一个更为多边的国际组织，而多边主义也是当今的重点，因此AIIB应该起到ADB的辅助补充作用，而不应相互竞争。此外，我认为AIIB应该着手更小额的基础设施项目，如果牵涉到大额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两者可以合作。
日报：你对安倍经济学（Abenomics）的效力有何看法？
拉赫曼：我认为日本犯了个错误，4月的加税操之过急，这将量化和质化宽松（QQE）的努力付诸东流。其实日本至少应该推迟2年再施行，届时经济可能充分复苏。
日报：中国和日本的关系目前不太融洽，中国也并未参与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你对此有何看法？
拉赫曼：我认为中日双方应该聚到一起，为了促进亚洲发展的目的共同努力。“两兄弟”不应该“打架”，否则其他亚洲国家会因此受到牵连。
日报：你认为2015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拉赫曼：我认为是地缘政治风险，尤其是中东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这一危机十分突然，且缺乏国际协调。
日报：由于美国的阻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改革（Quota reform）迟迟不能通过，这将损害多边机构的信用。你认为这是否也是当前一大风险？是否可能推出B计划？
拉赫曼：这的确是一大风险，我不排除B计划的可能性。美国会遵循选举周期，份额改革这项争议性议程很有可能会被推迟到总统选举结束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