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轮军队改革路线图逐步明朗之大背景下，加强中国特色新型军事智库建设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中国特色新型军事智库，就是以“中国军事实践”为基础，以“中国军事问题”为导向，以形成“中国军事学派”为使命，以“强军目标牵引下国防和军队建设重大矛盾问题研究”为主线，以“综合集成”为方法，打破学科壁垒，整合学术力量，完善运行机制的职业化军事政策咨询机构，是军队改革发展决策方案的建言者、政策效果的评估者、军事舆情的引导者。
当前必须在符合国情军情的前提下，重点从设置四位一体的智库系统、进行明确清晰的功能定位、规范现代开放的研究模式、形成灵活高效的机谋机制几个方面加强中国特色新型军事智库建设。
新形势下加强中国特色新型军事智库建设的必然性
军事实践发展离不开军事理论创新。中国特色新型军事智库，是当代军事理论创新的重要主体，可为加快军队信息化建设、完成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巩固强大国防提供重要智力支撑。在新形势下，加强中国特色新型军事智库建设的必然性在于：
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问题倒逼式军队改革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对我国目前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做出了清醒判断，这对军队有效履行职能使命提出了更高要求。有机遇就会有挑战。事实证明，冷战之后，我国面临的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增多，军事战略决策难度和风险不断加大。与此相对，我军在兵力构成、体制编制、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严重制约了战斗力生成，诸多难题亟待解决。
应对国际智库挑战，争夺军事话语权的重要手段。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都受某种意识形态支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魂，任何时候都动摇不得。但在意识形态斗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我军至今尚未找到一种成熟的对外宣传套路，能够使中国特色军事理论与中国军人核心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较大影响，并对西方军队的普世价值观形成压倒性的舆论优势。
然而，当今智库一半以上的任务和研究中，都清晰可见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倾向。国际知名军事智囊穿梭于智库、军队、情报部门和国防部之间，将军事思想产品高效转化为国家意志，在意识形态攻防中游刃有余地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适应当前社会人文环境，提升军事智库质量的现实选择。当前，和谐社会、法治军营等理念逐步为广大官兵和群众所接受，为军事智库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党和军队对智库政策需求日益增大，势必更加重视军事智库在决策、宣传和意识形态斗争领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充分挖掘其理论创新力和媒体影响力。
但总体上看，国内军事智库在能力创新、成果产出以及运作水平上质量参差不齐，与国际一流防务智库相比更存在较大差距。强军目标为军事智库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各类军事智库必须积极主动开展职业化、专业化的道路探索，推出更高水准的思想产品，力争在与国外智库竞争中脱颖而出。
当前我国建设新型军事智库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鉴于传统科研理念和决策文化等因素影响，我国军事智库在发展中形成和固化了一些矛盾问题，尤其在人才结构、制度机制和科研作风等领域亟待重点改善。
人才结构有待多元化。
一是缺乏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的干才。我军从事理论研究的现役军人，长期以来伏案而作多，躬身抓建少，真正担任过师旅以上主官或大区以上机关高级领导职务的为数不多。退役中高级干部参与军事咨询工作的制度机制不健全，造成一定程度的人才浪费。
二是缺乏既懂军事兵情、又懂国事民情的治才。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需要一大批治国理军栋梁之材进行顶层设计。在实践中，军内专家通晓国家发展战略的不多，地方智囊研究军事战略的不精，军地社科资源相对分散，制约着国家发展与安全政策制定的有机统一。
三是缺乏既具有战略眼光又掌握军事高科技的通才。当前，我军缺乏更多既能深层次掌握军事科技，又能敏锐感知并参透某些新兴高技术以改变未来军队信息化建设进程的军事智囊人才。军地间、智囊间、学科间互动交流不够，各个研究领域条块分割、闭门造车现象严重。
制度机制有待健全。
一是管理模式相对松散。军事智囊因科研能力突出，进而通过内部循环担任智库行政职务，造成“双肩挑、两头软”的毛病，削弱了研究机构管理层集中高效的能力。“马太效应”（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两极分化现象）在人才培养上体现明显，导致潜在的军事智囊人才难以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二是考评机制存在瑕疵。重点是在涉及军事战略长周期研究和推出高质量成果方面，现有考核体系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度量。成果鉴定机制不健全，导致大多数研究成果质量层次不高，实效性、针对性不强。
三是社会参与缺乏活力。大多数中小民间防务智库资金短缺，生存困难，信息渠道狭窄，没有能力通过举办大型论坛或定期发布出版物来扩大影响，导致军事领域决策咨询在民间活力不足、发声较弱。
科研作风有待改善。
一是重知识、轻问题。多数军事专家倾向于专业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对当前军队建设的现实问题关注度不足，拿出的措施办法操作性不强。
二是重外军、轻我军。我国周边地缘环境异常复杂，加之美军介入亚太不断加剧，而我军对美、日、俄军关注较多，对我军自身发展建设的战略研究还需不断深入。
三是重成果、轻调研。智囊研究需要调查求证，切忌形而上学、坐而论道。当前部分军事研究人员群众路线思想树得不牢，调研中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没有根除。
新形势下建设中国特色新型军事智库的途径探讨
中国特色新型军事智库是国防和军队科学发展的智力保证，应当在符合国情军情的前提下，从构建体系、定位功能、完善机制等方面寻求突破。
设置四位一体的智库系统。
一是军队科研智库。加强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各类军事院校，以及四总部等各大机关直属科研机构建设，使其“通过创造性的科研工作，提供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为中央军委、总部决策服务，为军队建设、作战服务”。
二是党政军事智库。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牵引下，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下属智囊机构集中部分力量，在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中发展和完善军事战略，重点研究探索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问题现状、涉及领域、模式构建以及运行机制。
三是民间军事智库。扶持建设一大批民间军事智库，为其进行市场化运作创造法制和社会条件，帮助其通过制定详细规章制度等措施，保证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四是军事学术智库群。紧贴国防和军队建设重大现实问题，按照不同专题定期召集军地知名专家举行高级别学术论坛和座谈会，为不同学科背景和等级规模的军事智囊团体搭建激发创新思维和交流研究成果的学术平台。
进行明确清晰的功能定位。
一是做好军事领域决策外脑。军队在重大决策领域要进一步完善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军事智库专家要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成立课题小组，展开专题研究。对有价值的科研成果要以“绿色通道”方式直呈中央军委。
二是确立各类智库研究不同侧重。官方军事智库要借助师资实力雄厚、信息渠道广泛等优势，侧重“储备性军事政策”研究，民间军事智库要发挥观点客观独立、与社会零距离接触等优势，侧重“应用性军事政策”研究。
三是开展军事领域双轨外交。军事智库作为党和军队政策咨询机构，不参与最终决策，具有相对独立性。高级军事智囊可以与国外一流智库在学术领域展开互动式交流和试探性接触，为确保国家和军队获取最大外交利益打前战。
规范现代开放的研究模式。
一是“开放+保密”。我国军事智库要在一定范围内对外展开经常性学术互动。军事领域涉密内容多，因此，智库在加强合作的同时，必须强化保密理论与技术一体化设计，完善制度化保密措施，把军事秘密保护工作纳入智库日常管理体系。
二是“实体+网络”。在力争建设好各类实体军事智库的同时，也要逐步推进网上军事智库建设。网上军事智库旨在打造三类平台，即军事思想产品发布平台、问军问政平台、军事舆情引导平台。军事智库不仅要善于利用网络不断增加军事透明度，还要给当前多元网络舆情注入正能量。
三是“科研+管理”。军事智库应当构建四大系统。科研管理系统通过行政会议、科研部门展开研究活动决策、指挥以及协调等；产品生产流程系统由研究所或课题组建立知识创新流程；军事科研支持系统负责构建保障知识创新流程顺利运行的后勤服务机制；产品价值实现系统主要是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功用，或为决策层采纳，或为其他军事智库借鉴。
形成灵活高效的制度机制。
一是建立我军特色“旋转门”机制。优秀军事智囊可以纳入各级指挥机构集体领导班子核心成员，或者组成参谋系统、执行系统和监督系统。鼓励军队退休高级干部参与学术争鸣，推动重大建议及时高效地影响决策。
二是建立咨询服务公开竞争机制。智库以竞标形式参与科研项目立项，并取得启动资金，对于涉及重大现实问题和优势基础研究项目要给予重点扶持。部分项目可以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吸纳有实力的民间军事智库参与竞标。
三是建立智库成果独立评估机制。建立对军事智库成果更加独立、权威的评估与认证制度，既有利于确保专家咨询质量，也有利于智库之间形成良性竞争机制。探索长周期军事科研成果评价标准，激发智库不断提升理论探索高度与问题研究深度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