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人均收入增长水平与欧盟的比值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停滞之后，终于在千禧年迎来了上升期。这一指数的抬头提振了土耳其对本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信心。随后，土耳其决定将人均收入的增长目标定为2023年达到2万5千美元。但是，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土人均收入的增长速率却明显放缓。土耳其经济是否会因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针对中等收入问题，学界存在多种看法。一种理论认为，在中等收入阶段保持人均收入高速增长要比低收入时期难的多。因为这一阶段的经济结构已经相对成熟，增长需要更多依赖产业创新。另一种看法则坚持经济增长在人均收入水平处于各个不同阶段时都有保持增长的潜力。
支持这一理论的经济学家注意到，成功逃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经济政策都有一些共性。最后，还有一种分析提出，长期的收入增长本来就是十分少见的。国家政策虽然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刺激增长，但是真正让高收入国家脱颖而出的是经济的稳固性——在外部发生波动时，一国可以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能力，让经济长久地、不受影响地发展。
那么，土耳其的经济界人士应该如何看待本国的情况呢？
首先，无论用何种经济模型进行分析，当一个国家慢慢富裕之后，经济增长水平都将跨上一个平稳发展的轨道。这一时期，衡量该国经济发展情况的标准就应该从单纯的经济增长率变成经济增长水平和潜在经济增长水平的相对值。通过这一标准，我们可以发现，土耳其的经济增长动力足以将国家送入高收入行列。实现高速增长的前提是，投资增速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增速能够跟得上。
第二，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波动性要比高收入国家严重的多。想要逃出中等收入陷阱并最终加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前提条件是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土耳其挺过了过去几十年间的经济起伏。其最长的稳定增长期是从1962年到1977年，平均GDP增长为6.2%。对土耳其而言，如何规避风险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远比追求高增长率要重要的多。
第三，当我们在数据研究中寻找延长经济增长或导致经济减速的因素时，一些因素反复进入我们的视野。其一，政策相关的因素。例如国家对贸易和海外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宏观经济的稳定程度，或商业发展环境的质量等。其二，结构性因素。例如人口，农业劳动力和工业劳动力的比重，或者收入差异程度。其三，体制性因素，例如法治水平。
与其他国家相比，土耳其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构还不够稳定；在结构性因素方面，土耳其的经济潜力还有待开发，农业人口转换空间依然存在，因此一定时期内并不存在结构性风险。总的来说，在以上三个方面土耳其的优势都要比劣势更加明显，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不大。
目前来看，土耳其迈向高等收入国家的门槛主要是如何在体制上做好准备。这倒并不是在暗示土耳其的体制相比其他中等收入国家而言不够成熟。问题在于，目前土耳其的收入水平与高收入之间的差距过于明显。
对于所有处在过渡期的国家来说，政策必须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向“如何共同富裕”转变。土耳其的这种体制性转变始于十余年前。但在5年前改革的力度有所减弱，很多盲区并没能得到及时填补。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如果中等收入陷阱继续困扰土耳其（以及其他中等收入国家），那么我们就需要在体制性因素上多费一番思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