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他的国家带回到专制体制。从克里姆林到克里米亚，俄罗斯民众现在必须面对一个独裁者的贪婪、恐惧和谎言，这位独裁者在2014年摆脱了对其权力最后的限制。
在很多方面，普京的独裁都非常原始。普京的独裁基础是原始情绪，而不是苏联时代的意识形态动机。虽然普京试图借吞并克里米亚和干预东乌克兰激起民众对帝国的渴望，但这些举动实际却比夜深人静时的蒙面盗窃好不到哪去；这样的行为几乎不可能获得持久的荣誉。
与我同行的许多文化历史学家不这么认为。他们坚持认为普京政权代表俄罗斯文化传统的一种持续形式。他们认为俄国继承了某种超越革命的文化DNA，就好像某种恶性基因驱动着目前克里姆林对乌克兰的帝国主义侵略（而且，如果我们相信普京的威胁，哈萨克斯坦或许很快会成为下一个牺牲品）。还有人认为这种持续性源于民族性格。他们认为俄国人的独特个性导致他们支持普京，就像他们曾经对斯大林和罗曼诺夫表示支持。
这种说法经不起认真审视。帝国起起落落，帝国的传统也是。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到普京，虽然不乏奉行扩张主义的沙皇或政治委员，但也有领导人愿意让步。亚历山大二世卖掉阿拉斯加；列宁撤出乌克兰换取对德和平；戈尔巴乔夫为了结束冷战撤出中欧地区。
认为俄国人渴望独裁领袖也是一种误解。可以肯定，随着年终逐渐临近，普京的支持率仍然居高不下（虽然上述支持率并不比俄罗斯推测预算、政治声明或天然气供应指标可靠到哪去）。但即便调查结果准确，他究竟受欢迎与否基本上也无关紧要：独裁者统治并不通过社会契约，普京的地位及合法性也不来源于民意支持。
这种国家和民众之间的差异一直决定着西方的对俄政策。在1946年标志冷战开始的长电报一书中，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认为共产党的路线并不“代表俄罗斯民众的自然风貌。”
无论如何，虽然被描绘成一位强势领袖，但普京无法与俄罗斯终极强人斯大林在任何有意义的层面进行比较。在斯大林治下，热情的自我牺牲和科学的理性被提升到理想的高度。工业发展和军事胜利尽管以无可容忍的人性成本为代价，但却在切切实实的发生着。政府有赖于公审秀和古拉格劳动力，并借助前所未有的暴力支撑奉行禁欲主义的教条官僚。腐败被视为一种犯罪，并且必须受到惩罚。
今天，腐败却已成为常态，公审秀虽然仍在上演，但远比不上斯大林的产业化规模。普京和他的圈子以生存和致富为主要目标。他害怕乌克兰2014年起义演变为一场“革命的瘟疫”，仅仅因为同样的起义可能发生在莫斯科自己的广场上。普京先发制人地将这样的结果扼杀在摇篮里说明了克里姆林的对策有多么残暴。
普京政府其实无非是俄国版的庇护主义，按照政治效忠的程度来分配财富和经济机会。这种制度性犯罪已经持续多年，国际社会无力对其进行惩戒是一个悲剧。有其他想法并默许俄罗斯在乌克兰行动的西方人这样做的理由无非是他们自身的贪婪、恐惧和自欺欺人。
事实上，在大肆吸取俄国家民众的资金和资源后，普京及其言听计从的寡头已获准把他们的不义之财投向欧美银行及房地产，为此支付的大笔费用推动了西方企业的利润增长。
而西方国家的收益却使普通的俄罗斯民众非常受伤。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实行所谓的“自由”经济政策后，从进口商品到银行按揭的所有一切仍然比西方国家昂贵很多。近期的制裁只是让局势进一步恶化。
乌克兰危机揭示了俄罗斯与西方间的长期合作如何破坏了现代世界秩序的重要原则。所有人都知道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投资不足、过度盘剥和违法，但没有哪一股国际势力愿意就此进行探讨，更不用说予以打击了。只有当俄罗斯政府在2014年决意将窃盗统治提升为外交政策原则的时候，普京的执政制度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俄国已有20年时间将自己重塑为对本国民众、欧洲和世界有益的国家。相反，它却停留在苏联解体后的悲惨世界里，因为精英阶层迫切需要联手阻止高效、守法国家的诞生。这种现状并非不可避免，但仍将成为2015年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