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至1814年拿破仑帝国垮台，法国在革命的浪潮中翻滚了1/4世纪。当时的人们在创造历史，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思考历史。革命的风暴过去之后，法国人开始了对革命的反思。19世纪法国出现梯也里、基佐、米涅、米什莱、梯也尔等很多著名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大都出生于革命的动荡年代，亲身体验过革命的剧烈变革，感受了阶级之间的碰撞。因此，他们在聚焦法国革命这个核心命题的时候，不约而同地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叙述、讴歌、“复活”革命。他们开创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观，作为一种思想遗赠，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源泉。在当时关于法国革命的历史著述中，托克维尔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卓尔不群，把19世纪法国革命的研究推向高峰。其中所包含的深邃的历史智慧穿越时代、跨越国界，直至今天，人们还记得它，还在从中汲取思想的滋养和历史的教育。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酝酿于1850年，这时法国革命已经过去三十多年。虽然革命震荡的余波还在延续，但三十年已是一个可以让人们具有历史眼光的时间距离。这时，因《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而震撼思想界、36岁就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托克维尔，把他探究的眼光投向了法国革命。1850年12月，托克维尔给他的朋友写信，“我一直在酝酿写一部新著”，“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设法说明和使人明白构成这个时代链条的主要环节那些重大事件的原因、特点、意义”。“这些思想不仅涉及这个时期，而且涉及此前和此后的时期，涉及它的特点，涉及完成帝国的那位卓越人物，涉及他给法国大革命运动、国家命运以及整个欧洲命运昭示的方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导言《旧制度与大革命影响史资料》，第1—2页）可见，托克维尔要做的，不是叙述历史而是思考历史；不是涉及某一具体时段的过去的历史，而是昭示发展方向的关乎未来的历史，是“可以把它强烈的光线投向前一个时代与后一个时代”（托克维尔：前引书，第3页）的历史。为此，托克维尔选择了“伟大”而“独特”的法国大革命作为事实基础，来聚集并表达自己的历史哲学思想。他为这本书做了5年精心细致而艰苦卓绝的资料和思想准备。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出版。就在同一年，英国、美国及德国等国有这本书的译著出版。135年后，有了中译本。
那么，这是怎样的一本书呢？
全书共3编，由25个问题组成，每一个问题都直逼法国革命和法国历史的深处。这里列举其要例：“大革命如何是以一场宗教革命形式开始的政治革命，其原因何在？”、“何以几乎全欧洲都有完全相同的制度，它们如何到处陷于崩溃？”、“为什么封建权力在法国比其他任何国家更使人憎恶？”、“法国革命特有的历史功绩是什么？”、“这些如此相似的人如何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政治自由的毁灭与各阶级的分离如何导致了几乎所有使旧制度灭亡的弊病？”、“旧制度下自由的种类及其对大革命的影响？”、“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竟比13世纪还糟？”、“到18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法国人何以先要改革，后要自由？”、“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最繁荣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何以一次巨大的行政革命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大革命如何从以往事物中自动产生？”
不难看出，这一连串问题围绕的中心议题是探讨法国革命发生的历史原因，揭示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在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联系找寻的过程中，在对诸如革命爆发的时机、社会公平与个人自由的关系、经济繁荣对革命的启示、政府改革对革命的影响等问题的思考中，托克维尔展示了他的俯拾即是的真知灼见，完成了对法国革命的历史哲学思考。这里仅举以下两例说明：
革命源自它所针对的旧制度的腐朽和旧制度统治者的没落。托克维尔指出，在法国，专制王权的发展使得贵族不再行使中世纪以来的管理职能，但贵族还享受着免税特权和在社会生活一切方面优先的特权，这使得法国的封建权力令人特别不能容忍，比在其他国家更加令人憎恶。因为这些权力“全都损害土地耕种者的利益”。不管农民干什么，贵族及其特权都“搅扰他的幸福，妨碍他的劳动，吞食他的产品”，“请设想一下这位农民的处境、需求、特征和感情，并计算一下，若你能够的话，农民心中积郁了多少仇恨与嫉妒”（托克维尔：前引书，第72—73页）。旧制度下法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时时发生的极度的不平等和不公平，是引起人民愤怒、引发革命的根本原因。
法国大革命进程激进浪漫、翻云覆雨、血雨腥风，这一特征与旧制度下法国特有的政治文化的指引有关。在旧制度下，既没有政治自由也没有从政经验的文人“更热爱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他们认为应该用“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社会的传统习惯。他们的思想主导了革命前的公众。“凡是受到不平等军役税摊派损害的纳税人，无一不被人人均应平等的思想感到振奋”，“听说一切特权概应受到理性的谴责，无不为之雀跃”。托克维尔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不仅在于旧制度的社会不公平，还在于旧制度言论自由的缺失。“政府的种种罪恶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伟大人民的政治教育完全由作家来进行”，“这种情况也许最有力地决定了法国革命本身的特性，并使法国在革命后呈现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容貌”（同上，第175—182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托克维尔在证明大革命势在必行、合情合理的时候，没有走向形而上学的极端。他不仅分析大革命对旧制度的断裂和改造，而且关注大革命对旧制度的继承和延续；不仅发现旧制度下已经存在着革命者所希望建立的东西的端倪，而且关注革命后随处可见的根植于法国历史中的传统。这样一来，他就颠覆了当时的法国革命研究中把大革命看做是法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唯一门槛的成见。大革命最深的根源存在于以往的历史中。他写道：“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旧制度的瓦砾来建设新社会的大厦。”（同上，第29页）“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对旧社会、对它的法律、它的弊病、它的偏见、它的苦难、它的伟大，若无清晰的透视，就绝对不能理解旧社会衰亡以来60年间法国人的所作所为；但是人们若不深入到我们民族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同上，第240—241页）他向人们证明，不能期望一次轰轰烈烈的革命就能够荡涤以往的一切，完成社会的转型，走进一个全新的天地。他写道：“旧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习惯在1789年突然消失，在几年之后重又出现，恰如某些河流沉没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同上，第31—32页）在这里，托克维尔所强调的，也是贯穿于全书的基本思想，是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反复性。正是这种超越阶级、超越时代的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给后人以思想启迪，使得《旧制度与大革命》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