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习近平秋天访美时，他的议事日程中必将包括他之前所说的“新型大国关系”。该表述仍不够清楚，一些美国人担心他是搅乱美国联盟关系的工具。中国学者则回应说它是一种真诚的努力，旨在避免让一个崛起中大国和一个既有大国发生危险的碰撞，正是这种碰撞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展望未来，悲观主义者预测随着中国日益强大并谋求将美国住处西塔平阳，一场冲突近在眼前。一些人说，各方接纳各自的势力范围可以预先组织这场冲突，美国应将其活动范围主要局限在东太平洋。但用这种方式应对中国崛起将毁掉美国的可信度，并导致地区内国家追随中国而非与之抗衡。相反，如果美国继续在西太平洋发挥影响，那么就能加强地区各国自发的抗衡反应，并有助于用一种鼓励中国采取负责任行为的方式来塑造环境。
对中国崛起的恰当政策反应必须在现实主义和融合之间找到平衡。当克林顿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首次考虑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时，一些批评人士曾主张在中国变得过于强大之前采取遏制政策。我们拒绝采纳这一建议，原因有二。首先，结成一个反华联盟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的大多数地区内国家都希望（并且现在仍然希望）与美国和中国都搞好关系。更重要的是，这种政策将不必要地造成今后与中国的敌对关系。正如我在五角大楼负责东亚事务时所说过的，如果把中国视为敌人，那它肯定会成为敌人。
相反，美国选择了一种可以称之为“融合与保障”的政策。美国欢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美日安保条约也得到重新定义，以确保中国不会成为横行霸道的国家。如果中国到处耀武扬威，那邻国就将设法制衡中国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只有中国能够遏制中国。
这是在评价中美相对实力时的关键一点。正如阎学通在有关中国如何击败美国的著述中所写的：“想要为自己的崛起营造融洽的国际环境，北京必须发展比华盛顿质量更高的外交和军事关系。没有任何一个领先的大国能与世界上所有国家交好，因此中美竞争的核心将是看谁拥有更高质量的朋友。”
在这一点上，美国处于从这种网络和联盟中获益的更有利位置。华盛顿有大约60个条约盟友，中国则仅有几个。
一些分析人士将中国视为随着国力增强、急于推翻既定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但中国并非像上世纪的纳粹德国或苏联那样是完全的修正主义国家。虽然中国参与创建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发起了一些适合其需求的地区组织，但中国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现有国际组织中获益颇多，而且并不希望毁掉这些组织。美国的盟友在帮助营造鼓励负责任行为的环境，中国也关心自己的声誉。
此外，技术和社会变化正在为全球的议事日程增添一些重要的跨国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代表着权利在各国之间的转移，而且代表着权力从政府扩散开去。应对这些全球威胁将需要加强包括中国、欧洲和美国在内的各方合作。
中国渴望在东亚扮演更重要角色，美国则有一众需要它肩负防御责任的亚洲盟友。误判总是可能发生的，但冲突远非不可避免。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有赖于经济的高度增长，高层领导人认识到中国需要数十年才能接近美国经济的发达程度。此外，中国也承受不起像皇帝统治下的德国所采取的那种政策。政策太冒险就会使国内外的收益和稳定性承受风险。
换言之，与一个世纪前的英国相比，美国有更多时间来管理与崛起中大国的关系，中国则比当年的德国有更多的动力来约束自己。这提供了一个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机会，如果美国继续避免采取遏制战略、中国也接受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合法地位的话，美国和中国是否会设法发展这样一种关系就是另外的问题了。人为错误和误判总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只要作出正确选择，冲突就不是无法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