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总部设在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在其网站上刊载了一篇题为“在中国搞腐败变得更难了”的专家文章，行文采用一问一答形式。文中第一问是：中国2013年发起声势浩大的反腐行动，但“透明国际”最新的“清廉印象指数”中，中国却是降幅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的腐败态势在恶化？回答是：“……在某些状况下，腐败指标下降或许标志着反腐措施的成效。”这一解释似是而非，难以令人信服，但相比之前“透明国际”的一些说法已有很大变化。
去年底，“透明国际”发布全球“清廉印象指数”报告后，中国排名大降20位的结果令人大跌眼镜。“透明国际”则认为其报告客观、公正，列出各种理由进行辩解。“透明国际”一直关注全球反腐，但“透明国际”的报告屡屡引发争议，刨除政治因素，有些争议已经让外界对“透明国际”的工作规程及其报告可信度打上一个问号。最新的报告便是如此。那么，“透明国际”为何要将中国排名“拉低”？这一结果出炉背后有哪些因素？《环球时报》记者对此进行了探究。
根据“透明国际”发布的“2014全球清廉印象指数排行榜”(CPI)，中国得分为36分，比上一年低了4分，排名从80名下滑到100名。在2014年之前，中国的清廉评分一直比较平稳，2011年排第75名，2012年和2013年均位列第80名。
中国在最新排行榜上的名次令外界吃惊，因为自2013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发起的反腐行动一直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正因如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报告结果进行驳斥，认为得分和排名均与中国的现实相背。“透明国际”方面则以中国反腐行动不透明、在预防腐败方面没有进展、大企业信息披露表现糟糕等理由进行辩解。但正如一些学者的分析所言，这些理由在2013年甚至多年前就一直存在，而且相关方面看上去并没有恶化，何以2014年中国的清廉排名会突然下跌？
《环球时报》记者了解到，“透明国际”的“清廉印象指数”数据并不是自己调查得来，而是根据相关指标计算的。以2014年为例，“透明国际”使用了13个国际调查报告的相关指标作为数据来源，比如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可持续治理指标、美国“自由之家”的转型国家报告、IHS旗下环球通视有限公司的国家风险排名(GI)、世界公正项目(WJP)的法治指数等。但并不是所有国家的排行榜数据都有13个来源。以2014年为例，多数国家只有七八个来源，最少的有3个，多的有9个。
“透明国际”亚太部东亚区及新扩展地区高级主任廖燃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清廉指数”是一个复合指数，把各种各样独立的、有公信力的研究机构针对专家或商业领导人所作的有关腐败的民意调查数据综合起来。“清廉指数”反映的是全球各国的专家，包括那些常驻一个国家的专家的看法。
廖燃称，除了一些直接测评腐败的数据外，清廉指数只选取那些把国家或地区按得分高低进行排列或测评腐败某些方面的数据。“一个数据是否符合我们的需要取决于以下标准：它们必须是有真凭实据，其公布的方法可以让人对其可靠性进行评估;必须是对一些国家进行排行比较，比较腐败的总体程度。”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此次中国清廉指数的计算数据来源为8个。导致2014年中国清廉评分下降，主要是两家美国机构对中国打分大降，其中一家是IHS旗下公司的国家风险评估(GI)，与2013年相比降低10.1分(42.0降至31.9)，另一个是世界公正项目的“法治指数”，降低4.5分(45.0降至40.5)。
IHS究竟给中国评了多少分？
IHS是什么机构？“IHS在世界上有影响力，但对中国人来说相对陌生一些，要不是这次‘透明国际’公布‘清廉印象指数’，大家可能不会关注到IHS。需要澄清的是，‘透明国际’公布的数据本身，已经不是IHS的原始数据;IHS 不做国家腐败问题的研究，而是做国家风险评估。”IHS大中华区总经理徐重威在北京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据徐重威介绍，IHS总部设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经营业务范围涉及三类：一类是各行各业的产业研究与市场分析，还有就是对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进行风险评估;第二类是庞大数据库，IHS研究团队通过对公开数据的比对、分析、筛选，分类，形成数据卖给客户;三是咨询，针对客户的特别要求，IHS研究团队进行针对性研究。
据了解，“透明国际”是IHS的老客户。在过去十多年里，IHS旗下美国环球通视有限公司持续为“透明国际”提供国家风险评级，最近一次提交是2014年6月24日。在IHS和其他机构评分基础上，“透明国际”通过自己的运算方法整合出“全球清廉指数”。
那么，IHS国家风险评级评什么？IHS称，评估结果是在21种不同分析指标基础上综合制定而成，这些指标涵盖可能对商业活动产生风险的各种情况，包括政权稳定性、政策动向、国家合同变更、企业合同履行、贿赂与腐败、监管力度、罢工、恐怖主义、战争等。
IHS公司方面向《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我们给透明国际的报告是数据加文字性描述，数据是5分制，最小单位是0.5分。2013年与2014年有关中国的国家风险评估(GI)略有上升。2013年为3.5分，2014年为4分，就差0.5分，(我们)没有就中国的腐败问题打分。我们只提供报告，至于报告的解读与应用，就是透明国际的事情了。”
“我们已经告诉透明国际，IHS评级结果并不表明该国某项政策的好坏与否，IHS仅仅是尝试为其客户在某一市场进行商业活动时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预测。”徐重威说，IHS提供给“透明国际”的数据，是国家风险评估，是“有关中国下大力气做反腐败调查时，对企业在中国做商务活动时的实际影响，意味着企业风险加大，商业风险加大，并不代表对中国反腐败政策的看法。”
当《环球时报》记者问及IHS调查数据的来源时，徐重威表示，“中国法律严禁外企在中国做民意调查，这是法律红线。IHS是在中国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在中国开展调查研究活动，没有组织过任何民意调查。”
评分排名带有成见吗？
负责编订清廉指数的“透明国际”研究部主任芬·亨里希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承认，中国排名低，主要是一些专家和机构对中国某些领域的腐败调查评分下降。他表示，3个主要指标分数下降导致中国清廉指数下降。除了WJP和GI，世界经济论坛的调查也显示，中国的腐败在增加。对于有关数据如何转换为得分，芬·亨里希简略地表示：一个常见的统计程序是指定一个国家的数据为“标准化”分数，其他数据再与其比较，排出名次。
芬·亨里希表示，清廉指数的分数比排名更有意义，该指数不包括世界上所有国家，它是风险评估，而不是腐败行为的调查。由于各种原因，“透明国际”不能获得广泛的数据，会使清廉指数的统计及排名存在一些偏差。
事实上，“透明国际”的报告在过去多次引发争议。由于该组织本身不参与各国或地区的腐败调查，而是外包给调查机构，在规程不严谨的情况下，报告的专业性也引起外界质疑。2013年的一个腐败调查报告就是例子。
2013年7月，“透明国际”公布“全球贪腐趋势指数”报告，称“台湾地区36%受访者表示过去一年曾向相关部门行贿”。台当局对此强烈不满。该调查是“透明国际”委托加拿大的盖洛普国际操作，后者又委托给其他机构。据台湾媒体报道，后来“透明国际”向台“驻德国代表处”致歉，坦承报告中有关台湾部分的执行调查机构有误，但仍表示对整份报告有充分信心。该组织甚至拿出另一份东亚地区贪腐舆情报告，以佐证其报告内容。但在该事件过后，“透明国际”取消了与盖洛普国际的合作。
对于2014年的报告，还有知情消息人士向《环球时报》透露，亚洲某国曾向“透明国际”抗议，认为该组织给其打分打低了，后来“透明国际”把分数改了，理由是“传输过程中出现失误”。
影响清廉指数的其他因素也值得关注。比如，在最新排名中，土耳其的位次急剧下滑，从53位跌至64位。“德国之声”援引“透明国际”的报告称，这归因于土耳其的政治局势。2013年土耳其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后，媒体自由受到限制。另一方面，缅甸“民主化”后，排名从2011年的171名跃升至2014年的157名;埃及“阿拉伯之春”后，排名骤升5位。
此外，“透明国际”的资金来自各国捐款，“透明国际”向各国的开发总署申请资金，但绝大部分是向欧美发达国家申请，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极少。廖燃坦承，“清廉指数”排行榜的数据主要依据十几个西方独立机构，这个标准已经制定了。如果要采用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就需要重新制定标准。
尽管引发不少争议，“透明国际”在国际反腐领域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可以说，过去20年来，“透明国际”引领、制定了国际反腐败议题和议程。廖燃对《环球时报》记者说，“透明国际”有几项重要测评工具：清廉指数、行贿指数、国家廉政体系。在他看来，“透明国际”与许多非政府组织不同，选择与各国政府、议会合作。此外，“透明国际”实实在在地推动各国反腐，像“国家廉政体系”，目前被六七十个国家采用。2009年，“透明国际”中国分会在清华大学廉政中心成立。
尽管如此，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言，作为一个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组织，“透明国际”应认真审视“清廉印象指数”的客观性、公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