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用我与詹姆斯·罗宾逊（JamesRobinson）合写的《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中的视角，来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起源和未来。我从任何角度都算不上一个中国专家，但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于国家如何进行经济改革、脱贫致富的例子。许多需要进行深层次结构改革的发展中国家都要面临这样的挑战，因而任何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都要思考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我和罗宾逊合作发展出的理论框架对中国的确有一些启示，我在此与各位分享。
我演讲中将要讨论的问题是，回望过去，为什么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多年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展望未来，之前的成功能否延续，使得中国从中低收入国家转向中等收入、中高等收入以及高收入国家。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大部分集中于经济学范畴，因为这首先是个经济问题。当我们要试图理解经济增长的轨迹时，社会做出的经济选择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认为政治问题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因为经济选择是有其政治基础的，而经济改革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总是在一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中发生的。政治，是我将着重讨论的问题。
关于中国的增长经历，主要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中国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在某些方面中国的经济比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要自由，至少同样自由；另一种理解是中国通过非常精心设计的、智慧的国家干预和实验，找到了适应其历史、文化和国情等方面的正确发展配方。关于后一种解释，经济学的文献中有多个不同版本。两种理解都有一些正确的方面，中国自19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改革本质上是转向市场经济，价格体系首先在农村经济，然后在城市经济中发挥作用；同样，要说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还有所缺失，国家仍在经济中占据主导性作用，也没有错。
但我认为，用这两种极端的看法理解中国增长，都是片面的，因为中国既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也不是经典的庇古型国家，通过政府干预解决外部性和市场失灵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两种解读都忽略了政治的问题。为什么做出改革的选择？什么时间做出这些选择？为何在1970年代以后才变得可行？哪些因素使得改革得以持续？它们未来又可能如何发展？这些关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的问题，正是我和罗宾逊十几年来所研究的，这些研究都总结在最近出版的《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里。这些问题也强调了，制度的选择从根本上说是政治选择。因为首先它们是建立在政治的基础上，并且关于要做什么选择经常包含一些重要的矛盾冲突，有的是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因为人们的看法各不相同；也可能是政治利益冲突，因为一个社会如果发生制度性变革，通常会有一些赢家和一些输家。
分析框架
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这些问题的框架，其核心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关系，我下面迅速概括一下。经济制度指的是管理社会中经济交易的制度，我们将其分为攫取型经济制度（extractiveeconomicinstitutions)和包容型经济制度(inclusiveeconomicinstitutions)。当然这只是两种极端的理想类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分析和思考问题，现实是介于二者之间的。
攫取型经济制度的特点包括不安全的产权保护，行业进入壁垒，不公平竞争，阻碍市场运行的管制。这些特点往往有利于某些内部人或是社会中某些有权有势的政治群体。与攫取型经济制度相反，包容型经济制度包括安全的产权保障；零壁垒的行业进入；公正的法律和良好的秩序；政府支持市场，维护合同，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得具有不同家庭背景和能力、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公民都能公平参与经济活动。最后这一点与早前菲利普·阿吉翁和托尔斯滕·佩尔松的演讲中提到的“社会流动性”问题，是同样的道理。我在接下来的演讲中将论证，包容型经济制度对于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经济制度不是存在于真空中，它们建立在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所以还得考虑政治制度的问题。我们将政治制度分为攫取型政治制度和包容型政治制度。攫取型政治制度指的是权力集中于社会中一小部分人手里，缺乏权力的约束、监督和平衡，缺乏法治，这种制度支持的往往是攫取型的经济制度，它的极限是极权。与攫取型政治制度相对，包容型政治制度，可以用“多元主义”（pluralism)最好地概括：权力在社会中广泛分布，无论谁当权，政治权力都要受到不同集团、不同形式的约束和监督，包括选举、公民社会组织、媒体等等。
用图1的2×2矩阵来描述，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有4种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组合，如攫取型经济制度和包容型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类型相同的国家往往稳定，虽然还不至于坚不可摧。但是那些处在反对角线类型的国家一般来说不太稳定。为什么呢？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国家有包容型的经济制度，却有攫取型的政治制度，那么总有一天，开放的经济体系和权力集中之间的矛盾必然要求要么经济体系趋于封闭，要么政治权力更广泛分布。用一种更简化的、可能有些许误导性的方式来概括，长期的经济增长要求有经济自由。之所以说这是简化了的，是因为包容型经济制度不仅要求有经济自由，还需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以及其他一些制度性基础。但用简化的语言说，如果想要有经济自由，那么必须得有政治自由，否则经济自由不可能持久，它会不完整、不稳定。
从制度的视角来考虑增长，为什么包容型制度（包容型经济制度和包容型政治制度的组合）对经济增长如此重要？以阿吉翁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创始人认为，经济增长需要建立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而创新依赖于经济自由、公平竞争环境、不同背景和社会地位的人能够为创新而竞争，新的创新企业能够不受制于老的创新企业，这些都是包容型经济制度的标识。也就是说，创新需要有包容型经济制度来支持所谓的“创造性破坏”，即新技术取代旧技术，新人代替旧人，新企业打破旧的垄断。这就需要有经济自由、公平竞争环境等制度来保证一方面老企业的知识产权能够得到保护，另一方面老企业不会通过现有的优势，打击新的创新者。
攫取型制度（攫取型经济制度和攫取型政治制度的组合），顾名思义，就是一小部分人用以攫取社会不同群体的资源的制度。该制度得到权势很强的既得利益者支持，因为他们从中受益。虽然不像包容型制度那样包容竞争、鼓励创新，但攫取型制度常常显示出相当高的稳定性。一旦主导了社会，并不会转瞬即逝，自动消失。有两大机制来解释为什么攫取型经济制度能够长存。一个“经济输家”观点，比如那些可能因为新技术而失去垄断地位的企业，它们往往会认为，取代攫取型制度的新变革将使其在经济利益上受损，因而尽力阻碍变革。另一个是“政治输家”观点。既得利益集团认为那些“创造性破坏”及其相关的政治变革将侵蚀其政治权力，改变使其拥有巨大政治权力的社会结构。如果一个专制政权，特别依赖于社会的某一个部门，或是某一类企业，或是社会中某一种组织，那么转向包容型制度过程中的社会剧变也会从该政权手中夺走权力，让它难以继续统治社会。综上所述，没有理由认为攫取型经济制度会自动消失。
攫取型制度并不见得和经济增长互不相容。事实上，不管哪个集团、哪个政党、哪个专制者、哪个精英掌权，其他方面忽略不计的话，他们都同样希望看到更多的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增长意味着可以有更多的钱做想做的任何事，意味着统治合法性的增强，因为社会对你会更满意，也意味着更大的威望。所以这些都说明，不管是谁掌权，不计其他因素，都会希望看到更多的经济增长。但问题在于，其他因素并不能忽略不计，因为以创新为基础的增长与那种极端不均的政治权力分布是不相容的。这样说来，我们已经可以大致想象到，攫取型经济制度下可能的经济增长类型。这种经济增长不能威胁到社会中那些政治上有权有势的群体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这种经济增长要有利于社会中现有的企业和精英；运用的是已有的创新，从而不会产生“创造性破坏”。说得更具体一些，虽然攫取型制度不能产生技术创新、“创造性破坏”，从而不能维持经济长期持续的增长，但是攫取型制度能够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把资源从一个部门配置到另一个部门。在投资拉动型经济中可以这样做，但对增长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资源的重新配置只可能在之前的众多受到抑制的因素被释放出来的初期产生高速的增长。随着更多的资源得到重新配置，投资拉动型增长的收益也将迅速降低。而一旦完成了追赶，必须转变成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如佩尔·克鲁塞尔之前提到的，这个转变虽然应该是一个平滑的过渡过程，不是从0到1，但通过这种平滑的转变后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地由创新来驱动，这时攫取型制度中有限的包容性将对创新以及经济持续增长形成约束。当“创造性破坏”的重要性日益增大时，新的利益对制度变革的要求增大，攫取型制度中的统治集团面对的变革压力也将加大。因为当“创造性破坏”变得更加普遍后，它对统治集团的政治权力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除了创新的政治环境，我们还需要考虑创意和创新的源泉。创新需要一种经济、社会和政治自由的结合，这是我最近在研究的课题。从数据上看，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创新国家，推动科技前沿、改善消费者福利、促进生产率提高，最要紧的不是有多少专利技术或创新，而是少部分真正有改天换地影响的重大技术创新，包括整合之前没有整合起来过的创新，或者是真正地改造了某个领域的创新。这些创新从何而来？当然有很多决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创新源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开放和自由。
图2描绘的是国家层面上，控制了许多因素后，包括人均GDP、教育、国家的专利总数等，个人主义（横轴）与创新质量（纵轴）的关系。个人主义指的是个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追求个人利益，而非集体利益；创新质量的衡量指标是专利的引用数。可以清晰看到，个人主义对创新质量有相当大的作用。
图3描绘的是国家层面上，经理人平均年龄（横轴）与创新质量（纵轴）的关系。一个国家对新想法的开放程度越高，社会结构越不分等级，那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就越容易上升。试将一些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组织形式，包括印度和我的祖国土耳其——我想中国可能也属于这个类型，虽然我并不是中国专家——与美国相比，像Facebook（脸书）这样的公司能够迅速发展，打破常规，正是一个国家开放程度，甚至可以说是叛逆性的开放程度的一个衡量指标。经理人的平均年龄从侧面反映了一个社会的企业组织方式。其他方面的数据也显示了同样的趋势。我们研究了创新的极端程度、“超级明星”式的创新、创新的原创性和多样性等等。不过我们的回归分析不只聚焦于此，我想指出的是，这也跟我要说的下一点相关，与科技前沿的距离的问题。一国与科技前沿的距离越近，个人主义和其他因素就越重要。
我下面讨论攫取型政治制度下经济如何增长。这里我想举一个关于攫取型政治制度下经济增长的典型例子：苏联式奇迹。西方曾有很多人很迷恋苏联，他们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做，因为苏联在经历过一段经济停滞之后，也经历了一段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它通过重新配置，让资源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提高了投资率和生产率。现代人往往忘了这一高速增长时期，因为1960年代末期后，苏联经济开始出现问题，但在此之前，人们真的是对苏联模式印象深刻。我最推崇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他不仅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的创始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都有过崇尚苏联模式的想法。我谈这个不是因为我要跟萨缪尔森对着干，我想说的是，连他都会犯这样的错误。他的1961年版的《经济学》一书，将经济学首次引入了本科教育。在这本书中，萨缪尔森认为苏联会比美国增长更快。他说，虽然美国可能更让人青睐，因为美国拥有民主体制，但是苏联的经济会增长更快。他预测说苏联经济不仅会在GDP总量上超过美国，而且还会在人均GDP上超过美国。你可能认为后来他会认识到自己预测的错误，但事实上他不是唯一没有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人。到了《经济学》1967年版出版时，萨缪尔森只改变了一些说法，他把苏联经济会超越美国的时间给改了。预测苏联经济将超越美国这点没变，只不过实现的日子要晚一些。直到1970年代，人们才认识到苏联经济是一个缺乏创造力的、攫取式的经济，那时人们才开始跟这种攫取型制度保持距离。
苏联奇迹的覆灭，恰恰是因为不能改革攫取型制度，从建立在资源重新配置的追赶型经济转向一个创新型经济。我想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就是不要重蹈苏联的覆辙：越接近科技前沿，就越需要改变制度，因为那些可以促进资源重新配置、甚至为其提供便利的制度，并不能帮助国家转向“创造性破坏”，转向创造新产品、新流程这样的创新经济。
可能有人认为，中国不必多虑，苏联是一个特例，它是一个极权国家，无法完成这样的转型，这个特例不适用于其他国家。这种观点其实是经典的现代化理论的一个假说——不用管政治，不要担心这些深层的制度变革，只要经济增长，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地会来。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你看数据，这个假说没有依据。图4中，横轴是人均GDP的变化，纵轴是民主程度的变化。无论怎么处理数据，你都不会看到二者有正相关的关系。那些经济增长更快的国家没有表现出任何变得更加民主的趋势。原因很简单，这取决于经济增长到底是哪一种类型。如果经济增长是苏联式的，那就不能产生新的利益、新的社会结构，就不会产生那种对政治变革、也就是民主化的要求，随之而来的将是经济停滞。
关于中国，我想简要提几点。如我所说，我并不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但我想简要提几点会对我的演讲主题有帮助。我和罗宾逊在介绍我们的书时，不管是对学者还是对一般大众，我们往往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那中国呢？中国是你们的理论的例外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你看中国历史，有很多地方都很符合我们的分析框架的一些特征：关于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中国对创新不够开放，虽然中国有很多科技创新，但中国的制度并不够开放，不足以将创新转化为生产力，并使得组织和社会产生革命性的变革；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政治事件，经济制度变化是改革开放后施加于中国的。如果放眼更大的背景，虽然其中包含了很大成分的经济开放，我想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一种处于攫取型经济制度下的增长，它只是利用了资源的重新配置，而没有去改变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来推动经济增长。
我想说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社会和政治的转型，中国经济增长不可能持续。追赶型增长，如前所说，无疑对中国非常重要，而中国也在这个阶段做得非常成功。我们可以从多个不同层面看到这点。比如从资源配置方面的指标，可以看到中国很多产业在这些指标上做得非常好，资源错配的现象随时间减少。但追赶型增长，从根本上说是有限的，因为顾名思义，追赶型增长依靠的是技术转移、外包生产。这种技术的采纳和改进，到工资开始增长之后就行不通了，而中国的工资水平已经开始上升了！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现有增长方式的潜力将枯竭，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实现持续性的增长，而创新需要我前面说过的那些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变革。
关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虽然我们不能确定，但根据我们的分析框架，我们要说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托尔斯滕·佩尔松之前也是用了这么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关键时刻”可能有多重意思，我们在《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中尝试给予其一些具体含义。中国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因为中国在之前那种增长模式下做得非常好，但这种模式很快就要失去动力，除非中国能从更深层次改变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这需要中国从利用技术转向产生技术，需要出现细分类型的产品、新工艺流程和新的根本性的创新。我想这种可能性并不小，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社会、中国企业在上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中表现出很强的创造力，但这只有在制度不会成为其严重的限制的条件下才能成真。换句话说，这要求中国的制度升级到包容型经济制度和包容型政治制度，只有这种结合才能支撑创新和“创造性破坏”。
关于中国我们还有很多可以研究的，我们也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东西。而我想也应该把中国经济放到一个更宏观的视角中看，因为历史上有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经历了多个不同阶段。从经济增长的制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视角，也就是我和罗宾逊的书中尝试提炼的，我们能够提供一些关于中国未来会如何以及应该如何的新线索。
作者介绍：
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教授，经济增长和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的领军人物，曾获2005年克拉克奖。Acemoglu教授在政治经济学、经济增长与发展、人力资本理论、创新以及就业等领域做出了基础性贡献。近年来，Acemoglu教授专注于研究制度对政治以及经济发展的影响，他的新书《国家为什么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起源》受到广泛赞誉，是近年来最有影响的经济学书籍之一。
注：
本文由张翃根据阿西莫格鲁教授在2013年12月18—19日“财新峰会：经济发展与中国改革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录音整理，李一南审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