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来说，困扰世界的地缘政治紧张，可以归结为这一简单却又有力的趋势。我们的世界既非单极亦非多极，而是无极的（non-polar）。这是“一个寻找新秩序的世界”。
200年前的1815年，欧洲领导人可能也有类似的忧虑。在被数十年的战争拖得精疲力竭后，他们齐聚维也纳，谋求建立一种新的秩序。维也纳会议使欧洲享受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相对和平，为科技进步的加速、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以及强大民族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维也纳和平协议加速了世界的现代化进程。
进步、市场、民族国家——这三大使西方崛起的因素，如今也在造就非西方的崛起。全球的紧张局势、新兴大国和传统强权之间的战略竞争，都是这一推动力的副产品。不仅如此，这三大现代性的支柱，本身正面临着生存危机。这体现出我们时代的悖论：我们同时经历着现代性的全球化，以及对其根基的信心危机。
技术进步带来的分化
我们正对进步失去信心。近几十年，富裕经济体的生产力进步速度显著放缓。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数字革命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还无法望电力及内燃机项背。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泰勒·柯文（Tyler Cowen）和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等经济学家因此预计，未来缓慢的经济增长将基于资源投入的增加，而非生产率的提高。过去，生产力的进步创造出更多和更好的岗位；如今，劳动力市场却呈现出只有少数赢家和众多输家的两极分化，这对一个将拥有90亿人口、资源有限、生态系统脆弱的星球来说，可不是好事。
今天与前工业化时期的关键区别，在于是否相信人类进步。对于人类进步的信心，让我们创造并维护有利于创新而非掠夺的环境：政治稳定、产权保护、科技进步。如果技术进步不能产生广泛的共同利益，或者其整体增长率放缓，那么政治、社会和经济稳定就将岌岌可危。
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
我们正对市场失去信心。与技术进步一道，自由市场被视作现代性的第二大支柱。亚洲、拉美和非洲国家的迅猛发展，主要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过去30年，中国经济往往保持9%以上的增速，使数以亿万计的人口脱贫。印度在20年间，把贫困率从50%降至20%。现在许多增长最快的经济体都位于非洲。
然而，尽管发展迅速，许多国家的贫富差距却在显著扩大。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现象比上世纪中后期严重得多，高于英国和美国这样的自由市场经济体。有专家会提到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该曲线表明在经济发展起步阶段，不平等现象会更为严重，但随着经济持续发展，收入分配差距会逐步缩小。但问题在于，富裕国家的贫富差距也在迅速扩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计算，过去30年来，全世界每10个人中，就有7个生活在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国家。
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现象，不仅在政治上引发争论，也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合法性提出了挑战。经合组织（OECD）和IMF最近的研究显示，较小的贫富差距有助于更快和更持久的经济增长。研究同时表明，收入再分配通常对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有负面影响。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全球风险报告》将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列为过去三年的最大风险之一。“严重扭曲的收入分配损害了长期增长的速度和可持续性。”IMF总裁拉加德警告称，“这会导致经济缺乏包容性，使增长潜力丧失殆尽。”
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经济增长的放缓，还将加剧不同形式资本主义的争论。如果投资工厂、研发或者教育的预期收益下降，那些投资政治的愿望可能会更强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莫伊塞斯·纳伊姆（Moisés Naím）认为，腐败——而非资本主义——是俄罗斯、尼日利亚、巴西和印度等国家贫富差距加剧的主要原因。在新兴经济体政府易受腐败和寻租影响的同时，发达经济体也不必自鸣得意。达隆·阿齐默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eglitz）等经济学家警告称，特殊利益集团对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具有过大的影响力，这对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社会平等构成了威胁。
新型网络带来的冲击
我们正对政府失去信心。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这些欧洲现代历史上的颠覆性变革，都由那些破坏了传统权力架构的非正式网络驱动。蒸汽船和火车不仅运输商品，还传播了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内的强大思想。与此同时，新的统治集团以强大的民族国家和企业的形式产生。“20世纪中叶是统治集团的鼎盛时期。”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旧有的王朝统治集团，新兴强大的民族国家以令人惊奇的速度取而代之。
今天，所有国家，无论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同样面临着信息、商业和社会网络的冲击。这些新型网络能够武装人类，解放创造力并激发变革，但它们也能挑拨离间、灌输党派之争和传播混乱。它们不仅通过提高经济增速和生活水平给人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也能放大危机并加剧波动和不稳定。降低一个网络化世界的危险，又能保全网络的良性自我组织能力，是21世纪政治秩序的首要目标。
但新型网络的跨国性质、复杂性和传播速度令各国很难找到这个平衡点。在面对这一新型网络时，自由世界显得自我封闭和两极分化，专制国家往往诉诸铁腕政策。最近的调查显示，过去多年来，对于公共领袖的不信任情绪，以及各种示威抗议活动都在抬头。
可以肯定的是，国家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的放松可能是件好事。然而，如果各国被广泛认为无法建立一个有效且合法的秩序，那么对于国家基本功能的设想就会变得岌岌可危。极端主义、民族主义、分离主义将会受益。如果国家变得虚弱，那么国家的制度也难幸免。面临合法性危机的政府，将难以作出国际合作需要的承诺、妥协和让步。
相互靠近又疏远的世界
全球新局势——今年达沃斯年会的主题——同时以现代性的扩张和衰退为特点；它描述了一个正在同时相互靠近却又彼此疏远的世界。对许多人来说，“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更像是一种威胁，而非一种期许。这是一种合理的担忧，还仅仅是歇斯底里？尽管界限很模糊，但对环境的恐惧感，却为激进思想的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加剧了地缘政治冲突的风险，使解决全球挑战的努力变得更为复杂。
1815年，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还只是一小部分政治家的事情。从此以后，参与者、沟通和危机的数量成倍增长。2015年，多边外交云谲波诡，远不止于双边事务。鉴于此，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为领导者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平台，帮助他们获取必要的真知灼见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应对这一“全球新局势”，从而平衡并重建现代性的支柱。
注：
作者为世界经济论坛议程策划总监，原文发表于世界经济论坛官方网站，本报记者顾乡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