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国内经济结构的深层次调整，中国经济进入了平稳快速发展的新常态。经济实力的持续快速积累也带来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深刻调整。“韬光养晦”不再适应中国与日俱增的经济和综合影响力；“奋发有为”的新战略更有助于中国实现民族崛起的目标。
然而，与经历了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不同，中国外交则是刚刚进入“奋发有为”的“新常态”。在具体外交实践中，究竟如何“有为”才最符合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才能最好地配合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值得深入思考。
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崛起速度越快，就越容易成功崛起。因为它可以在其他国家都来不及反应时就迅速积累起别国无法抗衡的硬实力，从而迫使他国接受新的国际格局。但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这种情形将变得不太容易实现。美国经济复苏的势头持续强劲，加大了中国快速拉近与美国距离的难度。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则展现出了高速发展的潜力，进一步扩大中印之间的相对差距也变得更加困难。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可能意味着中国崛起的过程将被拉长，而其他国家则将有更充足的时间对中国的战略意图进行判断并作出反应。国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国家将采取何种态度应对中国崛起，是支持还是阻碍，将对中国能否最终成功崛起或者能否顺利崛起起到很大影响。
一个拥有和平发展传统的强大中国将成为世界和平稳定的积极促进力量。中国民众对此坚信不疑，但如何将此信念传递给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却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对中国缺乏了解，引发了部分国家对中国发展战略的质疑和对中国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担忧。因此，虽然中国外交进入了“奋发有为”的新阶段，但却面临更严峻的课题。为中国崛起争取有利国际环境的任务变得更加任重道远。
经济新常态的内涵是指依靠科学发展理念，不一味强调增长速度，并注重发展方式的调整、结构的转变和长期发展的可持续性。与此类比，中国外交在面临“新常态”的战略转型期时，也应更加强调科学的指导方针，注重观念的革新与转变。
设立务实目标
即使有强大经济实力做后盾，并有“一路一带”等重大战略做助力，中国扩大对外投资与经贸合作的努力仍然不乏艰辛，国内企业在进军海外时依然常遇挫折。中国高铁在海外市场有不俗斩获，但也经历了痛苦的反复与磨合。石化企业攻城略地，但在政治局势风云变幻的海外市场也蒙受过严重损失。核电工业也希望借着中国工业蓬勃发展的浪潮走向国际，但在与国外同行的激烈竞争中更加认清了自身技术的薄弱环节。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在建核电机组，而且数量远远超出其他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核电企业已经可以在国际上称雄。很多技术层面的进步和完善，离不开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积累，无法进行跨越式的发展。因此，很多行业即使发展的规模很大、势头很猛，但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还得循序渐进，稳步前行。
经济上如是，外交上也如是。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外交新格局的拓展。互惠互利的经贸关系拉近了中国与拉美、非洲、东南亚、南亚、中亚、以及中东很多国家的政治关系。但国内对这些国家的国情研究还不深入，也未在当地建立广泛牢固的人脉网及认同，以致对方国内政治的轻微动荡就可以影响与中国的总体双边关系。只有长期深入的外交工作才能带来扎实稳定的外交进展。
更为重要的是，“奋发有为”的外交方针确立了“以我为主”的大国外交风范，但并不意味着向“以我为中心”的思考方式转变。针对中国崛起和中国外交政策调整背后的战略意图，国际社会存在多种不同解读，而且其中一些解读与中国的自我认知差异较大。忽视这些国际认知差异，或者试图强力压制，都不符合大国外交的应有之义，也无益于良好国际环境的维护。
管理国际认知差异
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走过了西方国家一两百年的发展路程。中国的国力不再孱弱，但很少有中国人会忘记西方强国曾经的颐指气使。即使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并在众多领域走在世界前列之时，中国仍时常感受到来自西方国家根深蒂固的傲慢。然而，当中国终于成为了强国、大国、甚至是“超级大国”的时候，首先要避免的是就是步入自己一再批判的西方国家之后尘，过于信奉硬实力，而忽视他国认知。
认知差异一直是国际矛盾的根源之一。美国领导人就热衷于讲述美国在冷战之后张开怀抱，打开国内市场，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无私义举，以印证美国没有遏制中国的企图。但在中国人眼里，美国欢迎中国经济开放、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等主要是为了拉动自己经济的增长。虽然客观上帮了中国的忙，但并没有主观利他的动机，因此不值得中国特别感恩。反观今日，中国经济增长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国的崛起也为众多国家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中国政府特别强调欢迎周边国家搭中国发展的便车，并积极推进惠及周边国家的管网、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然而经济上的互惠互利甚至让利，是否一定会带来全面关系的积极发展，对此不应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一方眼中的“让利”行为可能是另一方眼中的“利己”行为，这并不为怪。关键是如何从对方的角度，理解对方的认知，让对方感受到在合作过程中的自主权和己方让利的诚意，从而更有效地通过建立互惠关系促进双边整体关系的提高。
认知差异的管理在面对分歧时更显重要。东南亚地区本是中国实施“一路一带”战略、加强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最重要地区之一。但海洋领土争端正成为影响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建立更密切关系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之后，中国从搁置争议转变为不惧怕碰触争议。在中国学者眼中，这是中国以“外交硬度”传递出中国要为国际事务“立规矩”的信号。但中国眼中的“立威”被一些相关国家解读成“霸道”和挑战现有国际机制。中国学者倡导的赏罚分明的“不等距外交”也被理解为“胡萝卜加大棒”的“威压”政策。这样的认知差异严重阻碍着共识的达成和互信的建立。对此进行回避或者强力压制都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会激起更深且更难以消除的认知差异。其后果，短期来看，不利于中国发展睦邻关系，长期来看，会进一步强化美国及其亚太盟友联手对抗中国的趋势。远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本与中国没有重大战略利益冲突，但南海局势激化过程中产生的认知差异使它视中国为潜在的长远威胁，从而加紧与美日靠拢。这些难免会对中国继续顺利崛起带来阻力。管理认知差异，不但不容回避，而且需要正面面对。
明确新型义利观
中国提出的新型义利观，是帮助解决国际认知差异的重要方式。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虽然在国际上常举道义的大旗，但并不被广泛认可，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实际操作中不能坚持原则、经常使用双重标准。其在防扩散问题上、在对待恐怖主义问题上以及人权与主权等问题上都是如此。这种情况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美国缺乏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但双重标准的存在往往导致美国被质疑有其它战略意图，引起认知差异。
中国的新型义利观强调了“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关键就是明确道义原则，执行统一标准。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清晰地表明原则与标准，并坚持贯彻落实，是应对认知差异的根本措施。中国在融入国际机制之前可以自由地批判原有机制的不足，但现在中国面临的更多问题是如何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机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所谓“破”易“立”难，这个“立”的过程尤其考验决策者的全局视野和长远眼光。
以国际防扩散机制为例，当前国际社会的焦点都集中于伊朗。相关各方在努力制定一套规范来约束伊朗的核能发展项目以降低其借机发展核武器的危险。中国与伊朗具有良好的外交关系，也不反对伊朗发展合法的核能项目。但这套规范被国际社会接受之后，将来可能成为国际机制的一部分并被用于规范其它无核国家的核能项目。而中国对于日本、越南等国的核能项目未必如此放心。这套规范将来用于这些国家是否能够满足中国的安全需求，中国需要从一开始就统筹考虑。如果缺乏长远规划，中国一开始赞同这套规范，后来又反对，就容易被解读为双重标准。因此，“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的方针重在具体落实。而关键就是自始至终地坚持明确的原则和统一的标准。这需要决策者展现长远眼光和坚定决心。
提高大国外交的 “可预测性”
明确未来意图是消除认知差异的另一有效方式。对于国家生存问题尚无保障的中小国家来说，保持战略模糊和采取“边缘政策”可以最大限度地为自己提供安全保障、扩大腾挪空间，但这并不适用于旨在创造和平崛起环境的大国。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是确保自己的和平意图不被国际社会误解，化解认知差异，以避免不必要的防范性对抗和遏制。为此，保持中国大战略的透明和“可预测性”有积极意义。
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势必更坚定地捍卫国家利益。“底线外交”成为频频被提及的一个关键词。亮明底线，并敢于坚决捍卫底线，日益成为国人共识。但在外界看来，从拥有比较模糊的底线到“亮明底线”本身就是一个强硬转变。如果中国国力进一步增强，会不会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政策，是部分国家关心的问题，也是中国应该积极做出回应和进行主动引导的问题。“底线外交”不但应该包括亮明底线，更应注重于阐明设立底线的考量以及未来的政策趋势，消除外界对中国未来战略方向的疑虑。对于中国的自身定位、传统价值观对战略文化的影响、中国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态度、对国际安全环境的判断、对总体国防发展需求的理解等等问题，都可以进行积极的政策宣传和阐释。
2014年11月APEC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曾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夜游瀛台，向其详细介绍了中国对自己未来发展道路的理解，并从历史、文化、国际格局等角度解释了中国选择当前发展道路的原因，指出了未来发展方向。这种深入坦诚的交流，极大地促进了双方首脑之间的互相理解，提高了战略透明度，增进了互信。中美高层外交在此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应可为中国在其它层面开展多方位外交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回首过去一年，中国经济进入稳定增长的新常态，中国外交也全面进入“奋发有为”的新常态。“一路一带”等互联互通工程的实施，使得经济与外交更加密不可分，也把国内建设和国际发展融为一体。新常态下的大国外交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有效管理国际认知差异，维持良好发展环境，将成为中国平稳度过。
作者介绍：
赵通是卡内基核政策项目驻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研究员。他的研究重点为战略性国际安全问题，包括核军控、防扩散、导弹防御、战略稳定、以及中国安全与外交政策等议题。
在加入卡内基之前，赵通是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及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管理原子项目及国际安全项目核安全学者。
赵通其他的工作经历包括担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非常驻学者，并曾在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任职。他同时还是帕格沃希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国际青年董事会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