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美国的状况都影响到人们对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评价。近年来，美国面临着金融危机、贫富差距扩大、朝野两党一味相互对峙、外交政策左摇右摆等问题，对美国感到失望的人不在少数。在冷战结束之后宣告西方取得最终胜利的美国政治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就是其中之一。现在美俄对立正在加剧，中国也在对内推动改革，对外提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国际格局和政治制度等问题，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采访了福山。这一专访日经中文网将分上、下两部分刊发，本文为上半部分。
专访福山（上）中国模式是什么
记者：应该如何看俄罗斯和美国对立日趋激烈？
福山：世界政治正在发生若干棘手的变化。一个是俄罗斯问题，这是冷战后约25年来的最大失望。俄罗斯曾被认为将成为推进民主化的欧洲一员，但在普京总统的领导下，却转向了类似法西斯主义的、劣质的民族主义，而且正在力争扩大领土。
另一个麻烦的变化则是中国。在巨大且坚持权威主义的国家对周边国家提出领土主张这一点上，中国和俄罗斯如出一辙。而且，两国背后都有人民的强有力支持。
记者：在1989年的论文《历史的终结》中，你宣告了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如今却可以听到“新冷战”的说法。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福山：冷战存在地缘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对立两个层面。目前，意识形态对立已经不复存在。重要的是作为目标的社会制度的最终形态是什么，其历史终点是民主主义，这一事实并未动摇。前苏联曾试图将共产主义推向全世界，但目前的俄罗斯有的仅仅是依赖能源出口的劣质国家制度，应该不会有国家效仿俄罗斯。
记者：中国呢？
福山：具有强劲发展势头、唯一能对抗美国的势力是中国。不过，中国似乎并不打算向其他国家推广自己的体制。中国只是认为其制度符合本国的特殊国情。其实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一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一部分是儒家主义，这两者难以兼容，而剩下的部分则是露骨的利己主义。换句话说，中国的制度不具备一以贯之的哲学基础，很难在思想战争中取胜。
今后，美国和中国的竞争将日趋激烈，中国在领土方面也将加强主张，但这与思想和意识形态毫无关系。仅仅是传统的地缘政治在驱动两国的行为。
记者：《历史的终结》曾被拿来与哈佛大学教授、已故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相对比。目前，伊斯兰极端组织势力正在加强。对此你怎么看？
福山：我认为文明冲突论没有说服力。作为精神归属，人们脑海中浮现的是国家。人们不会认为自己是亚洲人、是儒家文化圈的一员，而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是韩国人、或者是日本人。与共同的文化相比，国家的差别远远更加重要，这不容忽视。
其中，伊斯兰文化圈是个例外。但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即使在一部分地区具有影响力，却难以成为世界规模的势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本质与其说是对抗西方的核心，不如说是阿拉伯模式失败的结果。阿拉伯政府属于独裁性质，而且并未像中国那样带来长期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发展的背景就是对这种现状的失望。
记者：本应胜利的美国、以及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目前略微褪色。对此你怎么看？
福山：主要原因是在伊拉克等的战争和金融危机。战争对美国的威信和实力投下了阴影。世界开始向支撑民主主义的美国投去不信任的目光。花费巨额费用，陷入不必要战争的结果是美国人民也丧失了参与世界事务的意愿。
记者：听说支持在中东战争的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的原点被认为是您主张的向世界推广民主主义。
福山：我从没为推广民主主义而重视过军事力量的作用。我的理论被人扭曲和利用了。民主主义已通过榜样得到传播。美国的制度发挥作用，其他国家希望效仿是至关重要的。而美国由于战争失去了这种信赖关系。
记者：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产生了哪些影响？
福山：提到金融危机，我认为可以包括从1990年代初的欧洲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2007年～2010年的美欧危机的一些列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前总统里根时代开始的市场自由化趋势应该拉上大幕。结果告诉我们，自由化的金融市场是极度不稳定和危险的错误。
此外，现代经济学也具有一定的责任。例如认为在高效市场中，任何人都应获得符合其社会贡献的收入。换言之，掌管巨额资金的基金管理者将相应地为社会作出贡献。但是，金融部门在危机发生前赚取了企业整体利润的40%，但在整个2000年代，却对社会带来了巨大损失。金融部门的作用应该是提供生产所需的资本，支持经济。而目前已成为支配资本主义制度的巨大势力。
记者：你在最近的著作中就“政治衰退”问题敲响了警钟。
福山：如果以金融危机为例来看，冷战结束之后违反预期、未能实现的事情之一就是适当的监管。这是因为拥有巨大的资金实力、被很好组织起来的利益团体支配了政治制度。正因为如此，这简直称得上政治的衰退。
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包括资本的跨国流动在内，钟摆走向了加强监管和管理的方向，但正在受到政治力量巨大的金融游说集团的阻碍。银行界的力量过于强大，不允许根本性的制度调整。
记者：那么在利益团体周围掌握权力的“王朝”势力呢？
福山：在金融、石油和农业等广泛领域，特定的利益团体都在按有利于自己的做法利用政治。要推行类似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法案（奥巴马医改法案）那样的大规模改革，也会遭受干扰，结果形成糟糕的法律。可以说这是民主主义的失败。
如果和平与繁荣的时代持续下去，懂得如何利用制度的精英阶层的力量将会加强。财富集中和贫富差距将推波助澜。而吃亏的人民将不再相信政府。进而将发生政府失去支持、权限进一步缩小的恶性循环。
记者：关于贫富差距问题，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著作《21世纪的资本》正在引发关注。
福山：关于贫富差距的原因，皮克迪称在于资本本身的特性，而我认为在于技术革新和全球化。不过这也证明，贫富差距问题受到的关注在世界范围内正在提高。美国总统奥巴马五六年前阐述再分配的重要性时，被批评为社会主义者，但在今日则难以否认贫富差距问题的存在。
记者：贫富差距能够解决吗？
福山：传统的应对方法是再分配和构建（社会保障等）安全网，但存在损害人们积极性的弊端；而且教育的效果也非常有限。
我认为重要的是，有无效率高且负责任的统治机制。需要构建面对贫富差距等社会现象的现实公正的政治体系。但是，这也不意味着政府必然会消除收入差距。
记者：你是否积极评价北欧国家？
福山：北欧国家表现卓越并非因为再分配水平很高，而是拥有腐败很少，并且高效运作的高质量政府。
评价的标准应该是是否存在能根据人民整体利益，不偏不倚提供公共服务的政治制度。这需要具备3个要素。第1是存在拥有权力，并有能力使用的国家；第2是约束国家（政府）的运作规则，第3是民主的说明和解释的责任。能否着眼于10年后乃至15年后，每年都恰当地制定持续性很强的预算，是衡量政府质量的指标。从这一标准看，美国没有好政府。
记者：目前美国并未爆发不满，这一点让人难以理解。
福山：在政治制度过度背离社会之际，本来将发生大众运动等，但在目前的美国则难以想象。这是因为人们的愤怒和不满都分散于各个方面。与经济上的贫富差距相比，民主党更重视纠正针对同性恋者等的歧视。反而是共和党在总体上就“小政府”保持着共识，但争论焦点仍然分散于枪支管制和堕胎等问题上。
把什么议题定为焦点，并阐明这个焦点如何符合人民利益，是伟大领导者的责任，但近年来的美国缺乏这样的领导人。
记者：美国在1920年代之前，也形成了权力和财富过度集中，但最终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
福山：这是由于随后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强大领导力和大众运动，政治制度得到大幅改革的结果。但大萧条等成本也极为巨大，导致强大领导者难以重现的要素也很多。美国今后将何去何从仍充满未知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