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智库在中国蓬勃发展，据宾夕法尼亚大学《2014年全球智库评价》报告的统计，中国的各类智库已达到400多家，数量仅次于美国。而入选全球前150榜单的7家中国顶级智库，多半以国际研究为主业，显示智库对中国外交决策有着具体而微的影响。
2014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反映出新一代领导人更加讲求科学治国理政，其政治学含义与西方古已有之的“治国方略”（Statecraft）亦有相通之处。不管是顶层设计还是“百家争鸣”，智库都已成为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补充。
智库不是什么
要了解智库是什么，首先要廓清其边界，也就是智库不是什么。智库概念提出前，中国庞大的党政军系统中有诸多机构实际上都在干着类似智库的工作。但中央大张旗鼓地提出智库建设，表明后者与这些机构还是有本质不同的。
智库不是情报系统。像外交部、中联部、国安部、新华社和中国社科院，以及军方的情报部门，都有快速向上报送信息的职责，也都有自己独特的报送渠道和载体。但以笔者多年的实践，社科院报送的信息依据的都是公开的信息源，大多数是基于学者自己学术分析而产生的研究报告，讲求的是全局性、长远性和战略性，不与各职能部门拼速度、拼内幕。这与情报显然有着天壤之别，而更像是一种思想产品，思想库的定义也更符合智库的内涵。
智库不是宣传机构，不是职能部门的喉舌和文书。信息时代，专家屡屡成为媒体座上宾，从社会教育的角度看，这无可厚非。但中国约九成智库都属国有，媒体也都有官方背景，官官结合很容易让受众对智库形成严重误解，认为其不过是官方政策的阐释者甚至是宣传机构的高级延伸。对智库来说，问题意识要比宣讲意识重要得多。面对问题，智库的重点不是给问题定性，认为这是正面的或负面的，而是要承认问题的存在并积极寻找解决方案。以对外政策领域为例，智库的职责不是替政府阐释“中国话语”，不管国外的受众是否听得懂，这种方式本身就决定了基本没人用心去听；智库真正要做的是教会政策设计者和操作者，国际政治的“权术”是什么，要真刀真枪地较量，而不是隔空喊话。
智库不是学院派，不是科研机构的升级版。职能部门往往为无休止的事务性工作所累，无暇思考长远；囿于本部门的利益，也无法站在全局看待问题。学术界习惯了曲高和寡，想法和建议多是空门高议，甚至是纯粹的学术探索，无法付诸实践。中国老资格的外交家钱其琛就此明确提出，国际问题的研究可分为应对型（职能部门）、策略型（社科院和部门研究机构）、基础型（大学）三类，相互联系又分工明确。西方知识界对于“为了学术”和“为了政策”两种不同的功能也有清晰区分，各有其美，各司其职。中国政学两界的“旋转门”机制还不健全，智库应该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更积极地发挥两者的桥梁作用。
智库的特性
厘清智库的边界后，理解智库是什么就会容易许多。
智库是近些年的社会热词，许多行业咨询机构甚至点子公司也以智库作为新的包装，各类智库排行榜层出不穷。服务于国家和人民整体利益的公共智库，其与商业和盈利性智库最大的不同就是公共性，不是企业、部门、利益集团的附属智库，而是要为公共利益服务（下文中除特别限定语外，智库均指公共智库）。对内，比如交通、医疗、教育等公民个体和社会力量无法自行解决的领域；对外，则是外交、国防、安全等必须由代表国民的政府出面解决的领域。这一特性使公共智库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巨大影响力。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2014》中，除了排在第五的比利时智库布勒哲尔专注经济问题外，其他九大智库都是侧重或并重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研究。
西方智库资金来源多元化，包括政府、企业、基金会以及个人捐赠等，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智库研究相对于权力的独立性。大名鼎鼎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是由一家零售商创办的，虽然有偏好民主党的倾向，但学会不主张为任何一个单一的政党服务，其自成立以来的历任主席也由两大党出身的人平分秋色，以免为政治偏好所裹挟、为权力当局所左右。中国智库的资金来源多数与官方有关，所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更应该强调独立性。客户有选择不同智库的自由，智库也有发表自己独立报告、不迎合政策的权利。独立是公正和权威的前提，一味迎合上层喜好而不顾实际发展和客观规律的报告短期内很风光，但最终只会沦为错误政策的陪葬。
对于研究国际问题的智库来说，独立性尤其重要。研究者至少要掌握两种外语，即该问题通行的国际学术语言和对象国的母语，这样才能形成比较和观点碰撞，最大化地避免单一语言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与国内领域的研究者对研究领域的感同身受不同，国际问题的研究主要靠媒体的二次信息。研究者必须在复杂的信息海洋中找出事实，不被媒体和其他言论所影响和干扰，不人云亦云，也不故作惊人之论。研究者还要保证自己的逻辑体系是科学的、自己的价值标准是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是一以贯之可持续可坚守的，而不是墙头草，什么风向有利就倒向谁。
当然，公共智库为了使其思想产品有效作用于实践，必须与政府保持最紧密的联系，其独立更注重的是思想的独立，“品格”的独立。纯粹的独立在实践中很难做到，所以智库最重要的还在于“公共”二字。智库为政治活动家提供菜单并列出轻重缓急的政策选择的同时，也须谨记国家政治生活各有分工，智库的功能是咨政而不是参政议政，不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更不能成为追求特殊政治利益的组织。西方通过智库影响政府和民意并不鲜见，中国30多年的经济发展也造就了众多利益集团，如何抵抗住他们的压力和诱惑，是中国智库从业者要面对的新挑战。
智库的最终目的是影响决策者。抛开渠道和决策者本身的好恶，其影响力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且都需要在实践中体现出来。一是预判性。政策研究最重要的是对未知事态的预测，在事情还未发生或正在发生时就能提出准确的前瞻性的判断，而不缺“各种可能性不能排除”的辩证法，或者事后诸葛亮式的反证。二是可行性。纷繁复杂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实践，是论定公共智库能力的唯一标准。智库提出的政策建议不仅能够落地，而且能够成功实施收到良好效果，从而印证建议的正确性，这是所有国际知名的智库评价自己工作成败与否的通行标准。三是阐释性。现代国家中，民众对政府及其政策的天然不信任是很正常的。智库的作用之一就是充当政府与公众沟通的平台，利用其权威性和公信力把公共事务领域内的正确见解传播到更广阔的领域，为政策的实际推行创造友善的政治氛围。
现代社会中对公共事务的探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与“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不同，智库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应基于科学的分析和论证，而非情绪的宣泄和价值判断的争议。智库要尽可能从自己一手得到的材料和客观事实出发进行研究，完成对复杂资料的筛选和判断，建立持之以恒的预测分析系统。这些都要求极高的教育背景和学术素养，因此智库对其研究者都会提出一定的学历和学术要求，以确保智库产品生成中的统一标准。
一些在媒体看来是政治雷区的问题，对于智库来说只是缺乏专业性的探讨而已。比如研究俄罗斯要不要有是非观，可不可以批评俄罗斯？答案当然是可以，只是最好能从学理上弄清中国对俄罗斯的亲近乃至倚重多少是出于国家利益，多少是出于意识和价值观念。一些媒体动辄使用美帝、西方亡我之心不死这样情绪化的批评，这在智库和决策层都是不受欢迎的。
概括起来说，公共性、独立性、实践性、专业性，这些特性决定了一家智库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和政策影响力，而不是仰权力之鼻息来运作，或靠“名人+退休官员”撑脸面。
智库的评价
中国的各类智库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视对决策层的报告呈送，有的甚至将报告采用率与本单位的考核直接挂钩。作为智库产出的重要成果之一，专门向上呈送的内部报告毋庸置疑是评价智库影响力的首要因素。但不能因此就简单地将内部报告当作评判智库影响力的核心标准。与为企业服务的经济智库不同，公共智库的研究方向更多由公共利益决定，有时候与政府需求并不一致。如果抱着和企业智库一样的盈利心态，需求决定一切，只对客户负责而不论其他，那就很容易把呈送报告并力争批示作为智库所有活动的根本，驱使研究者花更多的时间琢磨什么样的问题才能引发上层的关注，什么样的观点才能通过重重关卡的审查而送到决策层的桌前，免不了揣摩上意，投其所好，甚至唯上不唯实，失去了智库的本意。这也是公众质疑中国的一些智库有曲学阿世之嫌的一个重要原因。
智库真正的影响力还在于其本身的品牌，也就是包括决策层在内的国家和人民的认可度、信赖度。反过来，这也是决策层采用建议与否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笔者曾经与一位能够决定何种报告可上报至高层的主管官员有过探讨。据了解，最终能够上报决策层的报告一般有三个准则：一是时间性准则：讨论3~5月后至3~5年之间的事态的报告一般情况下基本不予考虑（3~5年之后的事态更多是战略设计，对智库的需求另有专门渠道）。二是注意力准则：很多事态到了眼前才紧急要求报告，此时形势往往已经大变或酝酿大变，再重复之前的预判毫无意义。三是政治性准则：提供的报告不能与已经决定了的政策相悖，但这些政策往往是基于早期的形势而做出的。因此，很多报告虽然有内涵和前瞻性，但被这3条准则过滤后根本就送不上去。
决策者与智库之间的不对称性并非中国特有，而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体制性弊端。孔子周游列国，直接为决策者建言献策，最后还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却丝毫不影响后来的统治者对其开辟的儒学思想的尊崇。兰德公司为美国介入朝鲜战争提出的报告未被采纳，实际结果却证明了报告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反而更增加了自己的影响力。总之，决策者对内部报告的采用和批示只是智库发挥影响力的表象或结果，真正的评价标准是实际有效，也就是看其拿出的建议能否正确预知和成功应对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