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希望依靠日本牵制迅速崛起的中国
凤凰历史：李显龙2007年出访日本前在“慰安妇”问题上表示：“这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许多历史学家已经发表了证据充足的研究。”但是今年李显龙却在访日的时候要中韩等国不要总是揪住历史问题不放。您认为李显龙在历史问题上出现这种转向的原因是什么？
李文：李显龙反对日本歪曲侵略历史事实，因为新加坡本身也是受害者，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做法也极为反感。另一方面，李显龙又不愿意因为历史问题与日本反目，反映出新加坡外交政策的突出特征。
新加坡是东盟国家亲美为中心的“大国平衡战略”的设计者和先行者。“大国平衡战略”的基本内涵为“多边卷入”、“多边支撑”，同时接触美、日、中和俄罗斯，维持实力均衡以抵消相互的影响，从而达到维系东南亚地区和平和安全的目的；认为中、美、日三国在新的时期建立新的平衡是亚太地区实现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保证，而美国势力继续留在东南亚则是建立大国之间“多极平衡”的关键。
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也给东南亚国家带来了机遇，中国与新加坡之间呈现出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良性互动。但是新加坡并不希望迅速崛起的中国成为亚洲地区内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对其加以约束和限制的超级大国，于是希望依靠日本甚至印度一起牵制中国。与此同时，东盟同样不希望日本快速衰落，期望日本在向东南亚输出技术的同时，与美国一起成为本地区的领导者和平衡者。换言之，新加坡希望通过美国这个“温和的超级大国”，并不断“扩大美国和日本在该地区的存在与影响力”，以制衡中国这个“雄心勃勃的地区强国”。新加坡的这一用心在东盟地区论坛(ARF)中就可见一般，该论坛的主要目标是“拖住美国、扶植日本、约束和改造中国”。
新加坡对日本历史上的帮助存感激之心
李文：新加坡对历史上日本对本国快速发展所起到的作用长存感激之心。日本虽然侵占过新加坡，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日本迅速成为亚洲最发达的国家过程中，东南亚成为日本倾销商品、输出资金和获取自然资源的重要地区。新加坡独立后要发展经济、引进资金和技术，把日本看作重要伙伴国，维护和发展两国良好关系是必然趋势。
今日新加坡依旧希望日本在未来仍然能够继续扮演亚洲经济增长中心的角色。2007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接受《明镜》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繁荣强大，对区内是好事。如果中国羸弱混乱会给区内带来很多问题。与此同时，我们相信另一个繁荣而有影响力的中心的存在，对区内也是好事。”
李显龙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又打又拉，表明新加坡依旧继续奉行以亲美为中心的大国平衡战略，希望中国和日本之间既不要过于友好，又不要反目成仇，而是保持适当距离，相互平衡、相互牵制。
李显龙在“慰安妇”问题上表现出实用主义倾向
凤凰历史：您如何评价李显龙这种对待历史问题的实用主义做法？您认为在外交中有无尊重历史事实、重“信义”的必要？
李文：李显龙虽然在“慰安妇”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实用主义倾向，但对其批评还不宜上升到歪曲历史事实，不讲信义的地步。
尊重历史是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途径
李文：为人贵在诚信，“人无信不立”；国家更应该讲信义，“国无信则衰”。孔子说，一个国家可去食去兵，但不可去信。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尊重历史事实，恪守信义，是赢得别国尊重和信赖、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途径。为了一己之私不惜歪曲历史，置人类社会起码的公德与正义与不顾，反复无常，出尔反尔，必将遭到唾弃。
美国就《排华法案》道歉更多出于利益考量
凤凰历史：美国近期就《排华法案》道歉，您认为这是出于利益的考量还是价值观的考量？总体而言，美国在冷战后的外交活动中有没有坚持一种较为恒定的价值观？
李文：2012年美国众议院通过对《排华法案》表示“regret”（遗憾）的决议案，应该说是一个值得高度肯定的进步。这一道歉固然有恪守美国价值观方面的因素，但更多地，还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即给现在生活在美国的华裔一个交代。据华尔街日报中文版2012年6月19日报道：2010年美国亚裔人口增长至1800万左右，为1980年时的四倍，占美国人口总数的6%。亚裔是美国人数增长最快、受教育程度最高、收入最多的族裔，而华裔是亚裔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美国高调坚持自由民主 目的在于谋取利益
李文：美国外交战略的特点是战略利益与文化价值观相结合，但价值观始终服务于战略利益。有史以来，美国一直把自己的国家看作一个独特的文明体，认为它是“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是“自由的灯光民主的堡垒”。美国人始终不渝地坚持“一元论宗教和意识形态”：“声称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和美国式的政治社会制度。美国如此执着的目的只有一个：实现本国国家利益最大化。
冷战后，美国依旧高调坚持“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力图一方面拥有世界最强军事实力，另一方面与占领道义制高点，继续维系其在世界中的领导地位。这一时期，美国无论以“输出民主”为名占有资源，以“遵守全球规则”为名遏制中国，还是打着人权的旗号在全球范围发动战争，目的都在于谋取战略利益。
新加坡对中国不够亲：避免邻国猜忌 担心中国威胁
凤凰历史：李光耀父子都是华裔，为何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却近不起来？对于华侨较多的东南亚国家，中国应如何处理与其的关系呢？
李文：自1990年10月建交以来，中新两国关系稳定，各层次交往频繁，各领域的互利合作都取得显著成就，堪称“国家关系上友好、合作、创新的典范”。
新加坡是世界上华裔占人口比例数最多的国家。新加坡华裔大多与中国大陆有亲缘关系，乡土意识极浓，对中国怀有特殊感情；中文是新加坡第二官方语言，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教文化在新加坡民族国家意识形成和现代化进程中曾起到重要作用；两国的价值观上多有相通之处。
但新加坡在对外关系上始终坚持东盟和美国优先，与中国适当拉开距离，有时还要刻意做些让中国不高兴的举动给他国看。例如新加坡领导人多次公开告诫外国投资者“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在东盟内部，新加坡力避给他国留下“中国代言人”的印象，在涉华问题上强调照顾东盟的整体利益。为凸显自身的自主性，新加坡领导人注重自身特性、民族认同和主权平等，自认是华族而绝非中国人，对中国评价和交往时经常采取谨慎的、甚至反常的态度，对中华文化采取了若即若离的态度。
新加坡对中国表现的“不够亲”，有两个层面的原因。其一，新加坡作为华裔为主的国家，处于印尼和马来西亚两大以信仰伊斯兰教的马来民族为主体的国家之间，与两国关系十分微妙。出于对自身特殊的安全环境的考虑，新加坡尽量避免因注重发展与华关系引起周边国家的疑惧和猜忌，成为“东南亚的以色列”、亚洲的“第二个台湾”。其二，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又担心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在亚洲地区可以为所欲为后，会给自身和东南亚国家带来不确定性甚至威胁。因此，有意将美国拉入牵制中国，重视日本和印度对中国的平衡作用。
因我国在处理与华侨较多的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更需按正常国家关系之间应遵循的法则办事，不能将华裔华侨的作用与影响作为一个考量因素；更不能在学术探讨之外宣传“大中华圈”或所谓的“华夷秩序”。
李光耀认为多党制会使社会混乱 影响政府效率
凤凰历史：新加坡的国家机构是三权分立，总统也由直接民选产生，但是很多人认为新加坡其实一党专政，不是民主国家，您怎么看？
李文：新加坡并非一党制国家。除了行动党外，还先后产生20多个其他政党。但在现实上，新加坡实施“一党执政体系”。自1959年以来，经过多次选举，人民行动党在国会议席中始终占据绝对优势，执政地位从未发生动摇。鉴于新加坡虽然存在反对党和选举制度，但反对党在选举中获取执政权的概率为零这一事实，有学者称之为“半竞争性的政党制度”
自取得执政党地位以来，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一直反对在新加坡实施具有充分竞争性的多党制，认为多党制和政治多元化会造成政治失序，社会混乱；导致优秀人才的分散，使他们难以汇集在一个政党之下，全心全力为国家、为百姓服务；导致政府不得不将许多时间和精力用于应对和解决政治分歧，影响国家的正确决策和政府办事效率。
但行动党又不能不承认反对党存在的合法性及其价值。历史的原因和周边国家的政治发展状况，决定了新加坡必须保留现代政治制度的三大基础：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而一定数量的反对党的存在，正是这三种制度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反对党，选举显然难以成为人民信任的通道；即使执政党执政权的获得经过了选举的认可，其合法性基础也有欠牢固，也难以杜绝执政党把自身视为是执政权的唯一垄断者。
新加坡反对党的力量虽然弱小，但同样有成为执政党或实行两党制的愿望，在现实上对行动党的执政地位构成一定挑战。民主党领袖詹时中就声称他参与政治的主要目的就是打破行动党一党专制，使新加坡实现真正的民主，并主张负责任的反对党应该在新加坡逐渐推进两党制的实现。
2011年5月7日新加坡举行第13届大选，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遭遇了上台后最大的选举挫折。在总数87个席位中，行动党赢得81席，工人党赢得6席。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专制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新加坡实施的不是专制制度，又与西方民主制度有所不同。客观地说，新加坡实行的是“东方民主制度”。
新加坡执政党刻意保持低调 避免成为矛盾焦点
凤凰历史：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党员人数不多，党员身份不刻意公开，党的总部和支部的建筑也非常低调，人民行动党通过选举上台、依法执政，为什么要这样刻意保持低调呢？
李文：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每个选区都建有一个基层支部，由议员兼任支部主席，并设支部秘书和委员，负责日常工作。人民行动党有超过80个基层党支部，基本涵盖了新加坡所有的选区。在党员队伍建设方面，人民行动党认为“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因而在发展党员上注重质量，不盲目追求数量的扩张。党的总部和支部都位于普通居民区内，十分简朴，只配备极少量专职党工。
行动党保持低调的最重要目的就在于为赢得选举而争取民心。最能显示行动党低调的是每周一次的国会议员接待选区民众的活动。这是人民行动党执政以来长期保持的一个传统，是行动党的所有议员都必须遵守的一项基本制度。接待地点就是选区内人民行动党支部所在地，负责解答群众问题的都是国会议员，参加接待的服务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党员。显然，这一活动的目的在于了解民意，拉近行动党与选民之间的距离。
行动党牢牢掌握内阁与国会等大量行政资源，但刻意坚持“凸显政府，弱示政党”的运作原则，从不以党的名义对外发号施令，严格将党的职能与政府、议会区分开。这种做法，既防止了党在长期执政后蜕变成“官僚机关”，也使党“超脱”于政府施政的矛盾焦点，更好地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发挥沟通与缓冲作用。
尽管如此，由于行动党在新加坡一直维系执政党地位，虽有效地维持了国家安定与经济增长，但养成了一种不顾虑人民感受的“权力傲慢”和把人民视为“子民”的家长作风。行动党领袖主张“好政府主义”，认为政府应该为人民包办一切，但新加坡民众开始对行动党“胡萝卜加大棒”的执政方式产生反感。如在最近一次选举时，就有选民表示：“人民行动党政府是负责任的父亲，但过于严厉。总是自认为是精英，比你更懂得你的利益在哪，他们为你决定、照顾你。当你天真不懂事，你需要父亲为你做决定；但是你成人了，你自然需要他尊重你。”
因此，行动党如何不愿意在今后选举中失利甚至彻底输掉选举，不但要要继续保持低调，而且还要讲究低调的方式。
新加坡执政党严格控制自发结社 反对党遭排挤
凤凰历史：新加坡有一些从事社区服务事务的基层组织，原则上是非政府机构，也不直接隶属行动党领导，但是其中的主要领导都是行动党党员，这种基层组织服务的目的也是帮助行动党赢得选举，为什么新加坡的反对党无法通过这种基层组织来争取选票？人民行动党是通过什么方式让党员积极参与社区服务呢？
李文：为加强执政党与民众的沟通和联系，人民行动党在每个选区中都设有“公民咨询委员会”、“社区中心管理委员会”、“妇女行政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民行动党在基层还设立了一些为选区公民提供服务的组织，如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和人民协会。
设立基层组织的目的依旧在于争取民心和选民，如“公民咨询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向政府传达民意，并对人民的要求向政府提出建议，同时向人民转达政府对此事项所采取的行动与政策，并向人民灌输良好的公民意识。”居民委员会的任务则是通过让每个委员会为六到十座组屋服务的途径密切基层领袖和居民之间的交流。这些社区服务组织都掌握在人民行动党的基层领导手里。选区的行动党国会议员既是选区党组织的支部主席，又是社区基金会的主席，也是人民协会的顾问。
为何新加坡的反对党无法通过这种基层组织来争取选票呢？原因之一在于反对党建立类似组织，很难在政府那里获得登记。人民行动党通过《社团法》严格控制民众自发的结社活动。凡是社团登记处认为“其规则不足以对其进行合适的管理与控制”或“社团的登记违反国家的利益”，“社团成员对谁担任官员存在争议”，或“被登记社团的名称可能会导致公众对其真正目的和特性发生误解”，都可以拒绝登记。
原因之二在于反对党人才匮乏，组织规模小，难以开展类似活动。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人才济济，成员众多。这种局面的形成，固然与行动党政府对反对党的排挤有关，与行动党在发现、吸纳、培养和选拔人才方面的不懈努力有关，但最为关键的因素乃在于行动党通过自身的进取和奋斗为新加坡赢得了成功，也为自身赢得了声望。由于行动党政府几乎成了公正、廉洁和效率的化身，加入行动党，尤其是成为政府公务员，本身也成为一种成功的标志——不但能领取世界一流的薪水，而且是能力和操行的证明——这对许多新加坡人、尤其是有才能、有理想、有抱负的新加坡人而言，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反对党完全不具备这些条件，因此很难像人民行动党那样网罗优秀人才为其效力。
人民行动党党员拥有许多参与社区服务的途径。前面提到的社区基金，就是人民行动党在基层设立的福利性机构，目的就在于行动党党员可以通过这一渠道为社区提供一些政府基层组织所不及的服务，在社区开办行动党幼儿园、托儿中心、儿童图书馆、电脑辅导班等。长期以来，新加坡70%的儿童在人民行动党开办的幼儿园上学。
行动党党员也可以通过参加人民协会为社区服务。作为半官方的非政府组织，人民协会所从事社区服务事务包括经营老人乐龄中心、退休人员俱乐部、儿童音乐绘画班、电脑、健美、舞蹈班，甚至开茶室、收藏室等，组织居民进行交流、搞聚餐活动、节日庆祝、歌咏比赛、搞环境保护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