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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供给侧改革该做什么

要理解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做什么,必须先分析国际国内大背景。我们面临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在随着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经济治理结构的深刻变化。首先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实力和话语权不断提升,而西方发达国家相对实力下降。虽然全球化使各国受益,但多数国家需要调整经济、政治制度才能解决国内收入差距加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已经导致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抬头、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美国通过退出多边机构安排、提高关税、科技打压、长臂管辖等方式阻遏其他国家的发展。我国也面临经济从高速度向高质量的转型,既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又要完成经济增长从依靠生产要素向依靠效率和创新转化,还必须应对人口老龄化、储蓄率下降、贫富差距、环境保护等多方面挑战。

我国经济转型意味着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亟需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增加有效供给,改善金融结构,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但是,我国金融体系还存在不少短板,服务中小微企业、创新企业的能力不足。一是融资体系结构失衡、效率不高,二是金融机构治理不完善、竞争不充分,三是金融市场分割、金融基础设施垄断。同时,我国处于金融风险多发期、敏感期,使得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迫在眉睫又需要瞻前顾后。2018年以来,去杠杆、推出资管新规、规范影子银行、接管包商银行都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都是防控金融风险、服务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家间的竞争主要是制度之争,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制度效率,服务于这一竞争态势。当前,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任务有三方面:一是提升金融体系的弹性和韧性以应对国内外的冲击,二是提升金融体系支持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能力和效率,三是提升普惠金融以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

一、 提升金融体系的弹性和韧性以应对国内外冲击

要应对国内外冲击,我们需要一个有弹性的、开放的金融体系,为此,需要关注一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利率汇率市场化的实质是金融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相关改革大部分已经完成。当前,利率市场化的核心在于确立基准市场利率,而汇率市场化主要是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并在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等原则下,放松衍生品的实需要求,促进汇率市场健康发展。

二是建立统一的、有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速仍然高于所有发达国家,无论从分散风险还是提高收益的角度,国际投资者都有配置人民币资产的需求。金融市场建设方面尤其需要强调债券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迄今,我国债券已经被纳入全球三大债券指数重的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债券指数(BGAI),并有望在今年加入其它两大指数。目前,外资在我国金融市场投资以债券为主,占比约2.5%,而我国债券市场规模世界第二,外资占比至少可以达到10%以上。制约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的,除了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够之外,债券评级、发行、托管、税收等方面也有需改进之处。

三是抓住当前顺势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窗口。人民币国际化已经走过了顺势而为的第一个十年。当前,我国经常项目顺差逐步减少、美元武器化程度不断上升,客观上为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创造了条件。迄今,我国经济、贸易在全球占比超过12%,而人民币在全球贸易投资、金融交易、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大约是2%左右,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推动人民币在支付结算、计价、储备等方面更大范围、更便利地使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满足于维持现状就可能连现状都保不住,因为人民币需要面对方方面面的挑战。美国早就把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5G、“中国制造2025”并列为中国对美国的巨大威胁,美国财政部每年都要评估中国是不是汇率操纵国。当然,要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迫切需要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更高程度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和更广范围的金融市场双向开放。

四是积极推进数字货币。6月18日,脸书(Facebook)宣布明年推出LIBRA,虽然距离实际操作还有距离,但它可能对新兴市场货币造成挤压。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有三个痛点,一是币值不稳,二是多为弱势货币,三是跨境支付难、汇兑成本高。正如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指出的,LIBRA不仅吸收了加密货币以往急于求成的教训,能够避免币值大幅波动和投机成分,而且瞄准了跨境领域的硬需求。如果LIBRA成功推出,不仅可以解决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痛点问题,而且会对后者造成挤压。在当前的竞争态势下,尽管我国金融科技世界领先,仍然需要在数字货币方面先行一步。

二、 提升金融体系支持高质量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效率

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从原来主要依靠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转向更加依靠消费、科技和其它方面的创新,因此金融资源配置应该更加关注创新和新兴产业。为此,以下三个的问题至关重要。

一是完善中小银行体系。我国不缺大型银行,但缺少健康有活力的中小银行,要提高中小银行的效率,需要在公司治理、股东结构、业务模式、配套机制以及与金融科技的结合方面有所改善和突破。第一,部分大型银行可以在一些民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发展较好的地市分支机构,引进民资和外资,改造成子行,同时探索员工持股,充分调动和发挥员工积极性。第二,探索控股公司——村镇银行模式,既发挥大型商业银行网络、品牌、科技上的优势,又下沉基层、贴近市场,发挥本地化的信息优势,更好服务民营、小微企业。第三,加强金融科技与传统银行业务的合作。大技术公司的信用评分技术和机器学习方法有助于弥补银行在软信息搜集和分析模型方面的不足,与传统银行优势互补,二者的合作可以释放金融科技在金融普惠领域的潜力。同时,鼓励大技术公司设立民营银行,通过持牌经营来促进公平竞争。

二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而在占比不高的直接融资中,债权融资多,股权融资少,其中部分还是名股实债,不能真正承担风险。为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我国需要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是一个光谱,关键在于从制度上为不同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提供相应的金融产品和交易机制。第一,鼓励多种形式的竞争。我国有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和新三板,不同的板块可以有不同层次的要求,但这些板块之间不能画地为牢,需要互相竞争。第二,鼓励更多的长期机构投资者。例如,通过完善养老金制度,推动发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引导保险基金、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发展,完善机构投资者的业绩考核,形成长期投资的正向激励。第三,不断加强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保护。我们需要:(1)推动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完善退市制度。(2)强化信息披露,增强对上市公司的市场化约束,提高相关主体违法违规成本,健全虚假信息披露、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认定机制,提高处罚标准。建立集团诉讼制度也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允许专业机构或代表为中小投资者的权益进行集团诉讼,降低诉讼成本和难度。第四,完善司法、会计、评级等基础制度,换言之,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还需要在金融之外的制度方面下功夫。

三是健全金融监管体系。我国金融运行正处于风险敏感期、多发期,存款保险机制在风险处置中的作用已经显现,但我国金融监管理念、体制和举措还存在多种问题,金融管理部门的“牙齿”还不够坚硬有力。第一,监管者应该认识到有活力的金融体系需要新陈代谢,而适度的新陈代谢会增加金融体系的活力。美国在次贷危机中倒闭了500多家金融机构,不仅没有导致金融系统崩溃,危机后美国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反而更上一层楼。第二,金融监管不仅需要关注形式,更要重实质,要长牙齿。监管者首先要关注公司治理是否健全,不能用监管代替公司治理;不能只重视前期审批,不重视后期监管。第三,监管者要重视资本充足率的真实性,一旦发现问题,就应该采取及时校正措施。第四,金融管理部门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建立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的宏观审慎管理,做实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完善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职责与风险处置体系。

三、 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

加强对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普惠金融服务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我国《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要求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一方面通过激励性政策引导普惠金融发展,另一方面强调普惠金融市场化、可持续,推动中小银行、小贷机构改革发展,提升涉农金融机构的财务可持续性和服务覆盖度。

当前,普惠金融的新机遇是数字普惠金融。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正快速运用于信贷、支付、清算等领域,为助推小微民营企业融资、提高三农等普惠金融覆盖面提供了条件。为此,需要在应对数字鸿沟、数据安全、打击非法融资和消费者保护方面多下功夫、早下功夫。

一是应对数字鸿沟。数字鸿沟指的是科技进步给大多数人带来福利的同时,反而影响了少数弱势群体的利益。我们应当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针对弱势群体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注重普惠金融的多样化,线上线下相结合,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相结合。

二是提高数据安全。全球都面临技术发展迅速而数据保护不足的问题,欧盟为此公布了几百页的指令,我国在这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第一,要保障数据主体的隐私权,以及获取、利用、支配其信息的权利,对他人获取使用自己信息的处置权。第二,规范数据主体的信息披露。

三是打击非法融资。高科技可能同时被合法金融机构和不法分子利用,消费者以为获得了高息,其实被“收割”了本金。这方面,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应当依照《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有效识别伪装的金融创新,区分创新与犯罪,依法严厉惩处违法宣传,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强调“卖者有责”。

四是保护消费者。数字普惠金融下,很多产品没有分业的归口监管部门。为此,我们需要探索综合性的消费者保护机制和多元的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

中美当前和未来的贸易摩擦和其他方面的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的竞争。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行金融供给侧结构型改革,才能实现经济向高质量转型,才能体现和提升中国的制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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