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机制的分析，我在1994年出版的书中对中国的经济进行了预测：到2015年，在购买力平价的意义上，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最晚到2030年，按照汇率的直接换算的比价关系，中国也会超过美国。而现在，这些预测都成为了现实。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直接表现都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前提是技术的创新和产业的升级，无非就是在下一期生产的时候，用的技术比现在好，产业的附加价值也比现在高。与发展中国家不同，已经处于世界前沿的发达国家要做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就必须自己发明新技术和新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则是在现有的技术产业链内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但它可以参考、借鉴、引进并消化吸收已有的成果，从理论上讲，其成本和风险比发达国家小多了。如果懂得利用这个优势，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发展基本上就是沿着这个道路走的。
要素禀赋与国家竞争力
除了预测之外，书中更加强有力的逻辑力量来自于它的理论框架——把要素禀赋、政府的发展战略以及企业的自身能力进行完美结合。什么叫要素禀赋？指的是每个国家、每个社会，在每一个时点上所拥有的资本总量、劳动力总量和自然资源总量。当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这三个要素，但是程度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发达国家资本丰富但劳动力相对短缺，而发展中国家正好相反，资本相对短缺但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丰富。
第一，不同国家，能够形成竞争优势的产业是不同的。相对丰富的资源要素，价格也相对较低；相对稀缺的要素，价格也相对较高。每种要素的相对价格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这就导致了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
第二，要真正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一方面要有市场，另一方面还要有政府。如果政府决定优先发展的产业并不符合本身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自然也就没有竞争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也就会没有自生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产业需要得到特别保护，就会导致一系列的扭曲。如果决定发展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有自身的能力，在市场上就会有竞争力，能占领很大的国内国际市场，从而积累资本。
当资本从相对短缺变得相对丰富以后，劳动力就会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在这种状况下，当然就要进行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扮演因势利导的角色，因为想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必须建设新产业和新技术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
在改革开放的20年中，整个中国经济几乎都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的。但是，当要素禀赋发生变化，我们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就会不断地变化。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1979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与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非洲地区相比，连他们的三分之一都还达不到。当时的中国，劳动力相对非常丰富而资本极度短缺，在那种情况下，应该发展什么产业才最有竞争力？一定要多用劳动，少用资本，也就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
5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非常美好的愿望，希望十年超英赶美，在极端农业基础上去发展重工业。这样的发展让中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虽然非常穷，60年代就可以制造原子弹，70年代人造卫星都可以上天了，这本是发达国家才能做的事，但是我们做到了，那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在资本极端短缺的情况下，把资本配置需要大量资金的重工业，导致比较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没能及时发展起来，所以直到1979年我们的生活水平还未能得到较大改善，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
但是，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采取了不同的发展策略，如渐进的双轨制度，对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继续给以必要的保护补贴，让其不至于垮掉；然后放开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那些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产业，生产成本很低，在国际上就很有竞争力，由此，我们的出口增长得很快，每年百分之十六七的出口增长，中国就变成了世界工厂。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要素禀赋当然有很大的变化。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资本已经不那么短缺，但劳动力从过去的极端丰富，到现在的相对短缺，原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逐渐失掉了优势。另外，比较优势永远是比较出来的，过去的产业失掉了比较优势，但在新的资本和技术相对密集的中高端产业，我们又具有了新的比较优势。从政府的角度来讲，现在应该优先发展的产业也不一样了。
关于国企补贴：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
中国的国有企业，并非完全没有自生能力。首先，在70到90年代的时候，很多小型国有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比如当时的纺织业和零售业，都是符合比较优势的。所以，在抓大放小的时候，这些企业都已经进行市场化、私有化和民营化了，剩下的是才是190多家大型的国有企业。在大型国有企业中，有一些也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了，比如装备制造业。我国有很多装备制造业，比如民营企业三一重工，在市场上可以和卡特彼勒和西门子竞争，这就代表它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在同一个行业中，如果民营企业符合比较优势，国有企业也应该是符合比较优势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有企业已经符合比较优势，我们就应该取消在双轨制下给它的保护补贴。实际上，改革开放也是这么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资源和价格应该由市场来配置，这是与时俱进的。因为在80年代、90年代，大多数国有企业如果不是拥有低的要素价格，包括金融价格、价格剪刀差等，是活不了的，但是现在绝大多数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了。所以，保护补贴就从过去的雪中送炭变成了现在的锦上添花，而锦上添花的扭曲带来的是收入分配的差距甚至腐败，所以应该与时俱进地改，剩下少数还需要财政直接补贴的国有企业，也应该由国家直接监管。
改革，最重要的是金融和资源
我们的改革永远在路上，因为转型总是渐进的。我们的改革，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改革。
第一，金融方面的改革。为了给大型企业保护补贴，我们之前的金融结构是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但是，绝大多数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活动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金融支持。所以，金融方面的改革应该包含两个含义，一是利率市场化，二是发展能够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结构，也就是说要多发展地区性的中小银行。
经过20年，我们还没有完成这两个任务和目标。利率市场化改革做了一点点，但是还没有完成；金融结构的调整步子也迈得非常小，导致大部分的农户、小微型企业和中型企业没有得到足够的金融支持。
第二，资源价格改革。我们有一些社会资源价格低到等于白送，实际上应该放开，但这方面还存在着很大困难，比如资源税费改革。
中国的收入差距，到底体现在哪儿？
低收入人群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劳动力，而高收入人群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是资本。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早期的劳动力价格非常便宜，劳动者收入很低，资本价格却比较高，拥有资本的人获利会高。但是，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早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会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迅速转化为资本积累，资本这一原本短缺的要素禀赋会变得相对丰富，而越是丰富的资源，价格就会越低，其相对回报就会下降。反过来，劳动力会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就会非常快。在这个过程中，穷人拥有的资产增值得非常快，富人所拥有的资产增值得比较慢，收入分配差距应该是逐渐缩小的。
从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收入分配确实在改善，因为它们是按照比较优势在发展的。而中国按照比较优势创造就业，让农民进城，收入水平比务农的时候高，这对收入分配的改善有积极作用。
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双轨制的改革，要给当时大型的国有企业进行补贴，所以压低了利率和资源的价格，导致了一些后果。把钱放到金融体系里面，谁能拿到贷款和资金就能拿到补贴，得不到金融服务的人自然没有补贴，所以能拿到补贴的都是大型企业和富有的人。我认为，改革开放以后的收入分配差距就是这样造成的，是要素价格扭曲造成的。在资源价格上也是如此，照理说，资源的财富本是分给每个人的，但是把税费压得那么低，谁拿到了财富和资源，就能变得很富有。
中国的收入差距，既有城乡之间的差距，也有穷富之间的差距。在城乡之间，农产品和土地的价格被人为压低，就等于压低了农村的收入。在城市里面，一般劳动者和拥有大型企业的人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早期上的收入差距明显体现在城乡之间，但是，现在更多体现在城市内部之间。收入分配影响到腐败的根源，要解决这个问题，釜底抽薪的方式是消除各种要素价格扭曲，然后才能形成发展和收入分配的良性循环。
简单地说，就是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那样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能创造的就业机会就更多，更有竞争力，而且穷人的资产也会越来越值钱。
关于8%：潜力不等于实际
我的观点是，从2008年开始，中国有20年内保持8%增长率的潜力。这不是判断，也不是定论，要实现这个目标是有条件的。
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机制来源是后发优势，因为跟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存在差距，所以可以吸收和借鉴已有的成果，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成本就比较低，风险也比较小，这是最重要的机制。
一般人会怀疑，在过去36年中，中国的增长速度平均每年是9.7%，是发达国家的四倍，接下来的优势还会那么明显吗？毕竟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持续时间这么长和这么惊人的增长率，其他同样利用后发优势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不过20年就从8%~10%降了下来，甚至降到5%。中国已经快速发展了36年，怎么可能不降下来呢？
要判断中国现在还有多大的后发优势，我觉得，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最好的指标。因为，人均GDP代表一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平均技术水平和产业水平。
根据我能看到的最新数据，2008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21%，同样以美国作为参照，这个差距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台湾和1977年的韩国。在人均GDP是美国的21%的前提下，这些东亚经济体通过后发优势，它们实现了20年中8到9的增长。既然他们可以实现，那就代表中国在2008年靠后发优势，也有可能、有潜力实现20年8%的增长，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有内部的条件，也有外部的条件。
先说外部条件。2008年以后，发达国家的经济没有完全复苏，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本应卖到发达国家去，但因为发达国家增长慢，发展中国家能卖出去的产品就少了，在这种状况下，当然会影响经济增长率。再说内部条件，要看国内是否能维持社会稳定，是否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否在产业升级的时候很好地利用了后发优势。如果能把这些条件利用好，就会比较接近8%，否则，即使有潜力也不代表就一定能快速地发展。
后发优势与技术成本
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的时候，在产业和技术升级时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所以成本会比自己发明的成本要低得多。
有人会担心在借鉴技术的过程中受到发达国家的限制，从而很难获得更高水准的技术。你按照比较优势来看，我们今天在人均收入7500美元阶段要发展的产业，美国在20年甚至40年前都已经走过了，那些技术都很成熟。发达国家的专利保护期最长不到20年，一般是15年到17年，所以我们现在真正要进入的产业，大部分的专利期都已经过去了。当然，如果现在要跟美国竞争最新的产业，要拿到还在专利保护期的技术，当然要付专利费，但即使付费，也比自己发明便宜。
政府投资四万亿，是不是太大了？
国内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2008年以后，由于政府投资太多，所以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投资回报率下降。他们认为不应该由政府、而应该让民营经济来投资，但是大家想想，2008年的时候为什么政府要投资？因为出口一下子减少了一半，所以很多产能过剩。
有人怀疑，当时四万亿的量是不是太大了。关于这一点，我有自己的看法。
第一，政府当时投资的绝大多数是基础设施，本身就需要三年、四年才能建成，所以在计算投资回报率的时候，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当然回报率低。
第二，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回报是没有办法计入投资回报率的，比如把道路搞好了，民营经济流动花在车上、路上的时间短了，损耗降低了，效率提高了，这样的外部性回报是不能忽略的。
第三，即使矫正了时间因素和外部性因素，还会发现基础设施的回报率就是比一般民营经济产业的回报率低，在这种状况下，还要不要做基础设施？如果政府不做，企业是不会做的，可基础设施不改善，经济发展不是也会遇到瓶颈吗？民营经济又不愿意做，是不是就应该政府来做？如果是政府来做，什么时候做才好？是经济非常正常、民营经济投资的积极性很高的时候，还是民营经济不太愿意投资的时候？如果是前一种情况，政府再投资基础设施，经济就会过热；所以，就应该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来做基础设施的投资。虽然从回归分析来看，可能这样的回报率比较低，但确实是做基础设施最好的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