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一些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和观点已为大家熟知，在应用领域也体现出了其自身的价值。但是，我们不能因此陷入对西方经济学的盲从，将西方经济理论奉为圭臬，以此来评判我国现实、指导改革。西方一些关于经济社会管理的经典论述，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形成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在时代变迁、生产组织方式变革之后，我们需要结合实践进行再认识。
一、“守夜人”政府——未被证明的假设
在十八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亚当·斯密提出“守夜人”政府的概念，认为好的政府在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外，只要当好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看护者、“守夜人”就行，不需要再干预其他经济社会事务；让社会和市场充分自由发展，就是政府治理的最佳状态。“守夜人”政府的理念，拥戴者甚众。但“守夜人”政府从未在现实中出现，各国政府对于经济等事务的干预不仅始终存在，而且还有增强的趋势。在自由资本主义源起的18世纪英国，为了让蓬勃发展的纺织业获得足够的羊毛和劳动力，英国政府和议会制定并通过了数千件圈地法案，将大量土地变为牧场，将大量失地农民强制变为产业工人。抛开其中的阶级压迫不谈，这是一个典型的以国家意志推动工业化的经济干预。在鼓吹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今日美国，针对产业结构失衡的局面，奥巴马政府对内积极推动“再工业化”，陆续通过《2009年复兴与再投资法》、《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等法案，规划投入超过1500亿美元公共资金用于清洁能源、先进材料等领域的技术研发推广，帮助美国企业占领未来产业制高点；对外则大搞贸易战，对我国光伏产品等进行贸易制裁，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由此可见，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出于统治阶级利益或国家利益等因素考虑，不可避免要干预经济发展等事务。因此，“守夜人”政府只是一个难以被实践证明的理论假设，不能简单以之评判现实。对于我国的改革，我们应当坚持辩证法、两点论，一方面在微观市场等领域要简政放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另一方面在宏观战略等领域还要更加积极有为，提高经济宏观调控能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为市场主体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
二、比较优势——不可沉醉的美酒
大卫·李嘉图在19世纪提出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国际分工中，国家应当根据资源禀赋、生产要素结构，按照市场机制“扬长避短”，集中从事本国生产效率高、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放弃生产效率低、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通过“取长补短”，利用进口满足劣势产业相关产品需求。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充分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土地价格低等比较优势，发展“三来一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给经济带来了勃勃生机，实现了国民财富的快速增长，比较优势理论显示出了“点石成金”的效果。但是，当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之时，现实的一些经济困境提醒我们，需要以更加审慎的态度看待比较优势：由于追求比较优势，我国形成了大量产能过剩的产业，业界兴衰很大程度上受外需制约；由于追求比较优势，我国建造了大量贴牌生产的制造车间，每天忙忙碌碌为他人“耕田”，却荒了自己的“地”，没有自己的品牌和技术，不仅收入菲薄，而且在关键设备部件上面临他国的技术封锁。由此可见，如果一味顺着市场机制发挥比较优势，后发国家很容易陷入发展的低水平陷阱，很难打破既有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格局，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和“打工仔”，方方面面受制于人。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经济自主权的建设，对于关键领域，即使是成本数倍于进口，我们也要投资发展，不能简单以短期市场效益做决策判断。
三、市场交易——常常倾斜的天平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市场代表着公平与效率。尽管市场偶尔也会失灵，但那只是在少数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在绝大部分经济领域，市场都是公平有效的。但是，认真加以分析，即使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也并非他们标榜的那么公平有效。比如，2014年6月，国际油价在供需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突然大跳水，半年内价格“腰斩”，严重背离实体经济状况；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为了刺激本国经济，罔顾国际货币市场需求和各国反对，6年来实施了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大量发行美元，促使美元贬值，用看似市场的手段对出口国进行了实质性的经济掠夺；再比如，为了控制市场，英特尔利用市场优势地位限制下游电脑厂商采用AMD处理器，IBM通过不向第三方出售许可操作系统和其他知识产权的方式打压其他大型主机硬件生产商。种种事实表明，由于各种垄断的广泛存在，市场这个天平其实常常是倾斜的，总是倒向强者一方。这些强者或借助资本优势，或凭借技术优势，牢牢控制着“发牌”节奏，利用价格操纵或贸易封锁等手段，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攫取不合理利益。因此，对于市场，我们不能神化，而应当牢记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的论述，将市场当作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方法和手段，既要放手让市场配置资源，也要适时出手引导市场发展。现实中，我国高铁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其实就是合理利用市场手段促进产业发展的成功案例。
四、花自己的钱效率高——大企业的治理幻想
弗里德曼曾说过：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效果，又不讲节约。这话符合人们的直观感受，成为很多人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依据。对此，笔者认为，弗里德曼的观点虽然符合个人生活经验，但却不符合当前的大企业运作实际。当世界经济从家庭作坊式的个体经济步入大工业时代后，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管理越来越复杂，早在19世纪就出现了“经理人革命”，即企业主将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把企业委托给职业经理人管理经营，企业运作在当时已经很难做到“花自己钱”了。时至今日，公司制已经成为企业组织形式的主流，而且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公司股权越来越分散化，股东构成更加多元化，其中有自然人，有关联企业，还有机构基金等等。这时的企业连企业主究竟是谁都很难说清，在运作中强调“花自己钱”就更是一种治理幻想了。是不是给经理一定股权就能实现“花自己钱”精打细算的效果？如果事情真这么简单，那么就不会出现大股东将控制的上市公司当成自己提款机肆意侵吞小股东利益的问题，也不会出现腰缠万“股”的公司管理者坐着私人飞机向国会要资金救助的问题了。事实上，目前混合经济已经成为时代趋势，各种信托基金的发展，委托代理的广泛存在，已经让各种经济组织很难清楚的“花自己钱”。再举一个例子，公共财政基本都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如果简单按照弗里德曼的逻辑，岂不是各国的财政都应当取消，彻底“还财于民”才好？因此，对于弗里德曼的逻辑，不能搞简单的推而广之，国有企业的治理也不能搞“私有化”，而应该按照李克强总理的要求，通过加强国资监管，建设“阳光国企”，减少委托代理所产生的各种问题，提高企业运营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发展成就出乎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的意料，他们难以用现行的西方经济理论模型进行解释和预测。这也表明，西方的理论和模型仍存在不小的短板和缺陷。对此，我们不能犯精神上的“软骨病”，一味美化神化西方经典经济学说，而要立足中国经济实践，形成中国自己的经济理论，指导未来的改革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