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崛起，其在第三世界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在“团结”第三世界的外交道路上，两个重要且明显的伙伴不可不提：一个是拉丁美洲，一个是非洲。在中拉和中非关系迅速升温的今天，看似相像的两个伙伴，实则有着诸多差异。在中国还未深入和细化对待它们的现阶段，其对两者的政策有时会陷入“一视同仁”的误区。
对中拉和中非关系进行全面比较是十分有趣的。首先，这两个地区在中国的外交框架中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地区，对于中国的外交决策者来说，这两个地区享有很高的优先权。这是因为如今崛起的中国恢复了源于毛泽东时代担当“第三世界”领袖的兴趣，可借反抗霸权主义为名与它们团结一致来对抗“北方”的帝国主义。这在中国极力推进“南南”关系的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
其次，这两个地区同样恰如其分地融入到中国的“和平发展”外交政策中，拉美和非洲丰富的矿产和农产品可以为中国提供发展所需的自然资源，也为中国的投资者提供了市场，符合中国“双赢”的发展道路。对于中国尊重其主权和不附加政治及其他条件的经济合作的政策，拉美和非洲各国政府也更加乐于接受。
不过，仅认为中国是将非洲和拉丁美洲统一看作发展中国家而开展外交工作是一种过时的、表面化的看法，这两个地区其实有着很大区别。
从政治和社会制度来说，拉美比非洲更严格地奉行民主制度，包括实行宪法统治。这似乎也意味着中国同拉美的合作相较于非洲更加表面化，中国在一些非洲国家行之有效的商业和投资方式在拉美国家也根本行不通。
例如，一些中国项目引进国内劳工的做法在拉美国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在拉美，法律通常禁止外籍工人。与一些非洲国家不同，拉美国家官僚作风盛行，而来自国内的反对派也会妨碍对基础设施和其他领域的来自国际上（包括中国）的外来投资。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说，西方对落后国家进行援助时常常会附加很多制约条件，而中国不带附加条件看起来似乎会更有吸引力，但这招也并不是总那么有效。
总体来说，拉美比非洲富裕得多，一些国家的人均收入甚至高于中国。除了少数国家，拉丁美洲国家也不像非洲大部分地区那样有严重的内部冲突。
中国强调其反对殖民主义的立场，但这样的宣传对于非洲来说有更大的吸引力，因为拉美国家早在19世纪初就取得了独立，而大部分非洲国家在20世纪中叶才赢得独立。在我看来，非洲和拉美国家都不希望对中国产生像以前（对殖民国）一样在经济或政治上的强烈依赖，以免于中非合作论坛（FOCAC）以及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这样的地区组织可能会逐渐演变成维护中国在该地区利益的组织。
与中国发展商贸关系的同时，非洲和拉美国家也在思考，怎样合作才能确保本国和本地区的共同利益，在这方面它们都面临着严峻挑战。如果合作成功，它们同中国进行这种多边的制度性对话将有助于与中国建立更良好的关系。但目前来说，中国显然处于主导地位。
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就需求来说，拉丁美洲的企业和公司对中国的依赖性非常强。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尤其是对铁矿石和铜需求的减少让拉丁美洲的出口商措手不及。尽管中国对这些矿物的需求量依然占据很大份额。
南美主要的矿物出口国对中国的改革，特别是城市化进程寄予厚望，它们希望这一进程会带来新的商机。目前来看，中国对以煤为燃料的钢铁厂造成的空气污染忧心忡忡，进而会影响到对矿物的需求，这些政策上的改变也完全在拉美出口商的控制之外。
不过，尽管中国对矿产品的需求放缓，随着中产阶层的持续扩大，拉美和非洲的农业出口国依然对来自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保持着乐观情绪。
作者介绍：
陈懋修(Matt Ferchen)现为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驻会研究员，并主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投资与理念的政治经济学”课题。他的研究专注于研究中国城市的非正式经济治理，辨析“中国模式”的发展观，以及探讨中国与拉丁美洲的经济与政治关系。
陈懋修也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教国际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和中国与拉丁美洲关系。
陈懋修是杜鲁门和富布莱特学者。他的著作在众多刊物上发表，包括中文期刊《国际政治科学》。陈懋修曾在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生活、工作并开展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