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物体要往前移动，第一要有动力，第二要克服摩擦力，经济运动也是一样。我一直认为，今天的中国经济不会缺动力，因为这是一个长期贫穷的人口大国。虽然现在我们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二，但是人均水平还在全球80位以后，中国一代一代的企业家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继续抓住机会。所以要好好研究，怎样才能够有效地降低中国经济往前走的摩擦力？
用术语来讲，这个摩擦力就是成本。无论想实现什么目标，都会有东西拉住你的脚步，让你的雄心、愿景和期望的目标难以实现，或者实现得不够如愿，这就是成本。分析这个摩擦力或者成本，有很多层次。
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每个企业可以自己面对和解决。不管一家企业看起来多么鲜亮光彩，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都有各自的问题，需要付出代价才能解决。
第二个层次的问题，企业之间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如果自己处理摩擦的力量不够，可以看看别的企业和整个行业做得怎么样，有哪些先进的经验可以学。我相信，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这两方面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
而第三个层次的问题，就是我今天发言的主题，亦即系统性、制度性的摩擦力。单靠个别企业的力量很难对付它，通过企业互相学习也很难有效降低它。这恐怕要引起在座各位高度的重视，我们聚到一起的时候，不能光对付前两种摩擦力，还要研究怎么对付第三种摩擦力。
那么，什么是系统性的摩擦力，或者叫制度性成本呢？
举一个例子，最近李克强总理在一次座谈会上点到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的上网资费为什么这么贵，网速为什么这么慢呢？这是一个上游问题。现在讨论“互联网+”，谁都要跟网速和上网资费打交道，但我们的上网资费并不是在一个完全的市场环境中形成的。在非常基础的电信行业以及其附加价值服务的领域，我们的市场开放程度还是有限，只有充分竞争，把资费降下来，才能造福于整个市场、整个消费者群体。但在这方面的行业改革和进步，还需要总理来点出，这种制度性成本，弥漫在我们整个商业活动的底部。
有人说，资费高一点、低一点，有什么关系吗？上网速度快一点、慢一点，有什么关系吗？有很大的关系。对成熟企业，资费高一点无所谓，因为他们有能力消化；但是对于刚开始起步的企业，只要资费高一点点，很多愿望就难以实现，很多步子就迈不开了。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形势好的时候资费高一点还能消化，但形势下行、市场吃紧的时候，也许就是怎么也过不去。
至于运行速率的高低，影响更大。《乔布斯传》中有一个最打动我的故事：有一天乔布斯走到工程师面前说，苹果开机速度慢、时间长，能不能将开机时间减少10秒，工程师不理解，问有什么意思吗？乔布斯说如果能够救人一命，你愿不愿意把速度降下来？工程师说那可以。当时全球有500万人用苹果，如果每次开机都慢10秒，算到一起就是3亿秒，等于每年耗费100个人终生的生命。这个工程师一听就懂了。再过两个礼拜去，工程师已经把苹果的开机时间缩短了28秒。我当年就是看了这个故事以后去买苹果的，相当于多活好多年。
现在，上网速度会变成国民经济的战略问题，因为各行各业都离不开上网。但是要下调资费，单凭一家企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多家企业开开会，互相交流经验，就能把资费降下来吗？下调资费涉及到整个体制改革，涉及到大型企业、市场准入，涉及到在维持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怎么让一些基础性的服务物美价廉。
这件事情要引起我们在座各位的注意，今天“互联网+”已经是一个响彻大江南北的口号，但它其实很早就开始了。我知道的中国第一个“互联网+”的故事发生在1997年，福建福州马尾区的一家民营企业最早完成用IP去打电话的商业应用，他注册了上网资格，也买了电信服务，将两者加到一起。IP电话为什么有竞争力？因为它不是传统电话，传统电话一通话就占线，但IP电话的语音数据包可以在网上传输，空闲时发送一个数据包，到达以后再把数据还原为语音，所以资费可以便宜得多。当年，这样的新事物过不去，因为当年有国家电信部门供应国际长途，国际长途价格是每分钟28到35元，而马尾区的这位企业家定价为4块8，结果电信部门没收了机器并说企业家谋取暴利，最后交了钱才将人释放，两兄弟打官司，终审败诉，上诉。当时的主审法官应该叫徐永东（音），在中国的法制市场有一席之地，他第一次遇到这种复杂的问题。经过提请多方专家论证，讲清楚IP电话和传统的电话有什么不同，他援引了一个法律道理——当初制定法律的时候还没有IP技术，那么旧的法律怎么能管住一个新冒出来的技术呢？法无禁止皆可为，这个事件对IP电话加速市场化起了巨大的作用。很快，中国推出了国家供应的IP电话。定价多少？一分钟4块8。
最近还有一个“互联网+”的故事，就是把互联网跟出行结合起来。打车难（出租车）是很多城市的现象，可仔细研究传统出租汽车行业，会发现它的确很复杂，也很难适用一般的价格机制。如果在马路上拦一辆出租车就开始砍价，司机不愿意去就收费贵一点，那肯定做不到——要是每辆车都砍价，城市交通就瘫痪了。所以出租车在全世界都一样，就是窗口价，起步价和每公里的价格都是定死的。
而在出行需求有变动的时候，这种模式就很不灵便，因为城市出行有高峰和低峰，闲的时候很闲，忙的时候很忙，互联网一来，就可以把价格机制用到出行的需求上去，而且还可以增加安全性。以前说不准随便办出租车，是因为不知道司机是否之前从事正当职业，无法确定营运资质，但现在看打车软件，每一位司机都有联系方式，背后还都有信用考核。但是，打车软件在各个城市引起的反应也不一样。有的人觉得触犯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个业务怎么可以搞呢？过去发了那么多出租车牌，出租车公司的份子钱怎么办哪？
所以，不要认为“互联网+”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商务模式问题或算法问题，同时它也是一个体制问题。而体制问题的改革，绝不是说企业家就可以置身事外。要实现全面小康，企业是一个主力，一定要参与到降低系统性成本的过程当中来。
我觉得，让各界来监督政府的服务并提出批评和建议，这是非常重要的。企业到一个地方，不仅仅是跟地方政府一起搞投资，还要想想怎么帮助当地把系统成本降下来，把那些个别企业努力也没有用的摩擦力降下来，那样就会真正大力推进地方的发展。当然，现实与理想之间总是有距离，因此我们要为此去努力奋斗。
我最近调查的一家企业反映和概括了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挺传神。他说现在的局面叫做大领导控油门，中领导挂空挡，小领导就是不松刹车。我希望这种局面不是普遍现象，而只是个别存在。我们要和政府共同合作，降低那些摩擦系数，中国经济的动力才能更充足，我们就能克服短期的经济下行、克服中期转型的困难，继续把中国的经济推向一个新的成长阶段。
注：
本文根据周其仁在中国绿公司年会上发表的演讲编发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