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同时也进入了危机高发期。无论是自然灾害、生产事故还是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安全事件，均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危机。在这些突发公共危机中，因各种因素左右，已不仅仅是国内公共危机，还具有了国际公共危机的色彩，因此，谣言的滋生与传播也具有了国际性。在新媒体环境下，谣言的传播范围、传播速度、传播力度不断增强，加大了危机事件的处理难度。
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过程的各个环节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对于公共安全危机来说，传播主体的复杂、信息流动的失衡、“把关”能力的弱化都是谣言形成的温床。
传播主体的复杂。在以往的公共危机中，传统媒体占据一家独大的舆论主导权，然而现在，人人都可以生产信息，信息的证实越来越困难。在公共危机事件中，造谣者传谣的目的也较为复杂，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个体发泄情绪或表达不满。二是敌对势力或分子扰乱社会秩序。三是媒体罔顾事实、误导公众。
信息流动的失衡。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模式：一是不同传播系统间的信息流动失衡。比如大众传播系统在某种外力干预下出现集体“失语”，与此同时，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系统却突然“爆发”，涌现出大量的信息。二是在地域上的信息流动失衡。对于同一公共安全事件，不同地区、国家可能在不同角度、立场上进行信息传播，这就造成了信息流动的失衡。三是时间上的信息流动失衡。一般来说，公共危机发生的过程包括危机前、危机中和危机后三个阶段。在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信息传播的强度和信息量的大小可能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极易给谣言以产生、传播的机会。
“把关”能力的弱化。在传统媒体时代，政府、媒介都充当着“把关人”，他们往往决定了哪些信息被传播。然而在新媒体时代，“把关人”的作用被弱化，信息传播的快速性、互动性使得传播边际不断延伸，造成信息的“拥堵”，这就在无形之中加大了政府对传播进行有效监控的难度。
美国学者斯蒂文?芬克把危机的发生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危机潜伏期、危机突发期、危机延续期及危机解决期。国内学者陈虹、沈申奕认为，在新媒体环境下，谣言各传播阶段的划分与传统媒体时代基本相同，可分为谣言的形成期、高潮期和衰退期。笔者认为，可以将公共危机中谣言的传播过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危机潜伏/谣言形成期”、“危机突发/谣言高潮期”和“危机延续、解决/谣言衰退期”。
危机潜伏/谣言形成期。危机的潜伏期一般是谣言的形成期, 在这一阶段，通常会出现与危机有关的最早谣言。危机潜伏期的事件缺乏相关信息，状况处于模糊状态，而此时公众对信息的需求难以满足，就容易使得人们轻信不明来源的小道消息。
在新媒体环境下，谣言一旦形成便以难以估量的速度传播。谣言不但容易在危机的潜伏期便抢占了先机，迅速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也给官方信息传播及公众对真相的认知造成阻碍。
危机突发/谣言爆发期。在危机的突发阶段，谣言的数量和范围将迅速扩大，谣言传播在这一阶段会达到高潮。
危机爆发后，第一时间发布消息的通常是微博、博客、论坛等网络社区。由于官方证实信息需要时间，所以会比一般媒体在发布信息上有所迟缓，无形中给予了谣言传播机会。
同时，在一系列公共安全危机中，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也一直存在。很多西方媒体对固有事实视而不见，甚至不惜用张冠李戴、颠倒黑白的文字和图片进行报道，这些谣言在国际舆论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形象。
危机延续、解决/谣言衰退期。危机进入延续期后, 有关事件的各方面信息都会逐渐完善。通常，政府组织需要通过媒介向公众发布确信消息、澄清事实，同时还应采取一系列手段控制事件的恶化，加大对谣言的打击。这样才能降低谣言的活跃度和影响力, 直到危机的解决期, 谣言最终衰退。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谣言的惩治力度和反应速度。在国际宣传上，我国也从“后发制人”逐渐走向“先声夺人”。2014年4月30日，新疆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发生爆炸，新华社英文版官方微博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新华-我报道：A blast hits a railway station in Urumqi, capital of northwest China""""s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乌鲁木齐一火车站发生爆炸）。之后，官方媒体又实时公布了事件的进展情况。尽管后来国外媒体关于危机的谣言仍不绝于耳，但这些谣言的威力却大大减弱。而在国内，关于此次事件的谣言也没有产生重大影响，这就加速了谣言从产生到衰退的进程。
洞悉社会心理因素。危机中的谣言不仅是事件的叙述或信息的传播，还是一个心理变化的过程，社会心理因素起着重要作用。谣言之所以能产生并传递，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某种潜在的心理需要。这种心理需要是由于缺乏安全感引起的，表现为一种理性恐惧下的感性反应，而这种由恐惧带来的不稳定性是谣言滋生的最佳温床。
因此，政府需要在洞悉社会心理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完善的危机预警系统，从而有针对性地检测危机，掌握其动向，有效地控制危机的发展态势。同时，我国政府还需要加强对公共危机反应和管理的相关训练，从而强化危机管理意识、提高民众的警觉度，减少谣言的产生和传播。
增强议程设置能力。“议程设置”是传播学领域的著名理论，它向我们揭示了大众传播的重要性，即受众会因为媒体议程的设置而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然而，在新媒体语境下，受众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和发布权，这就使得政府议程设置的能力被弱化。在公共安全危机中，受众可以借助网络平台发布、传播谣言，而这些谣言一旦得到关注并被海量复制，就会形成一种与政府对抗的意见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履行好自身职能，增强议程设置能力，及时与危机事件同步。
首先，政府要做到主动、迅速、全面、准确地传播有关危机的真实信息。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政府应当在第一时间对事件进行科学解释和有效澄清，不给谣言生存机会。其次，政府要正确利用大众传媒，发挥它们的社会功能。虽然新媒体强化了民众个体的话语权，但政府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抢占先机，设置议题，通过对公共危机事件的现场报道、深度报道，达到引导公众议程设置的目的，有力地消解谣言。最后，政府要建立完善谣言的处理机制。除了上文所说的加强危机预警系统建设，有关部门要制定并完善相关法规，进一步规范公众在网络上传播谣言的行为，特别是要建立健全网络法规，加大对网络传播的规范管理力度，实现对谣言的有效监控。
融入世界话语体系。面对西方媒体和反华势力的围攻时，中国一度处于有口难辩的被动状态，究其原因，是中国在国际宣传上还未与世界真正接轨。如果要让国际社会理解和认识公共安全危机事件的真相，就必须使用专业的媒体操作模式，用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进行国际传播。
国际宣传是我国在公共危机传播时必须加强的工作，它不仅讲究技巧，更要有适合国际主流社会的思维习惯和表达习惯。如果不能彻底改变几十年不变的宣传方式和宣传语言，我们是难以在国际上树立威信、掌握主动权的。具体来说，中国首先要以高度开放的姿态向外国媒体打开大门，加强信息透明度和公开性，从而改变西方媒体的偏见。其次，中国要向国际媒体学习，让自己的媒体拥有合理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加强信息、言论的权威性，让民众广泛地接受、认可和信赖。这样一来，即使西方媒体要造谣，也难以形成广泛的影响。最后，中国政府要自信地融入世界话语体系，使自身的政治话语体系与国际主流社会接轨，从而打破阻碍中国与外部世界沟通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