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社会效能的群体差异显著：党政人员和商界精英社会效能最强，社会底层群体集聚负效能，社会群体鸿沟亟待缩小
数据显示，四大群体（商界精英、专业技术人员与知识分子、社会底层群体和党政人员）的社会效能指数依次为60.3、57.8、50.4和61.5，党政人员的社会效能最强，商界精英、专业技术人员与知识分子次之，社会底层群体的社会效能最差，四大群体之间的社会效能存在显著差异。
报告显示，中国发展社会效能的分化更多地体现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鸿沟问题。社会四大群体在社会效能指数的各项指标中均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社会底层群体，其整体社会效能非常接近中立状态，且该群体在四个二级指标中的指数得分均为四大群体最低，安全和舒适指数更呈现负效能。可见，若要提升中国发展社会效能，需要缩小四大社会群体之间的鸿沟，尤其需要提升社会底层群体的社会效能。
商界精英：社会效能整体高企，领跑舒适指数和发展指数但安全感较低
商界精英的安全指数、舒适指数、认同指数和发展指数均大于50分，呈正效能，舒适指数和发展指数更是分别以64.9和63.6位居四大群体之首。
商界精英领跑舒适指数，其工作舒适和生活舒适指数亦均位居四大群体之首，表明商界精英在工作舒适和生活舒适方面具有很高的正效能，其工作舒适指数甚至达到了81.4，但与之相对比，其环境舒适指数只有44.4，呈现负效能。商界精英凭借其在工作中的优越地位以及财富的所带来的优势，工作满意度和生活质量都比其他群体要高，但这也无法缓解社会以及社会各种问题所带来的不舒适感。
商界精英的发展指数也是四大群体中最高的，其个人发展指数更高达72.4，表现出对自身发展的极大自信。
在商界精英内部，虽然其舒适指数和发展指数较高，但安全指数仅为52.4。这表明，在商界精英群体内部，虽然工作地位的相对优越和财富的相对丰富带来了工作、生活的高舒适度，但对于安全还有着相当的担忧。进一步来看，商界精英的政治安全指数为56.3，呈现正效能，但社会安全指数仅为48.5，呈现负效能。可见，商界精英安全指数的正效能主要来自于政治安全，对社会安全的担忧甚于对政治安全的担忧，其社会安全指数有待提高。
在四大群体中，专业技术人员与知识分子的安全、舒适、认同、发展指数都并非最高或最低，既没有呈现负效能，但在正效能上也比不上商界精英和党政人员，成为效能指数光谱的中间群体。
从该群体内部来看，其发展指数的得分最高，为60.9，呈现较强的正效能，安全指标的得分最低，仅仅为51.8，呈现弱正效能。其舒适指数和认同指数分别为59.0和59.5，与发展指数相差不大，均呈现较强的正效能。
党政人员的社会效能得分为四大群体之首，认同指数和安全指数也是四大群体中最高的，这表明党政人员对现存社会和体制的总体认同度是四大群体中最高的，安全感为四大群体中最强。
从安全指数这一二级指标来看，党政人员的安全指数为55.4，超过其他群体成为安全指数最大赢家。同时，无论从社会安全指数还是政治安全指数均来看，党政人员均位居四大群体之首，分别为53.4和57.3。
党政人员的认同指数无论从社会认同指数还是政治认同指数均超过其他群体，分别为70.1和64.7，表明无论是对当前社会还是既存体制，党政人员认同程度在四大群体中皆最高。
社会底层群体：社会效能垫底群体，兼具“安全、舒适负效能”和“认可、发展正效能”
无论从一级指标还是二级指标来看，社会底层群体在各项指数的得分均为四大群体最低，成为社会效能垫底群体。尤其是安全指数和舒适指数，两者得分分别为48.2和47.4，均低于50分，呈现负效能。其中，底层群体的安全指数为四群体最低，得分为48.2，成为四大群体中唯一呈“安全负效能”的群体。底层群体的社会安全指数呈负效能而政治安全指数呈正效能，说明社会底层群体的安全负效能主要来自于对社会安全的负效能。社会底层群体从社会获得的利益最少，社会地位也不如其他三大群体，感受到的社会不安全感也比其他群体要高。
底层群体的舒适指数也非常低，仅有47.4分，呈现负效能。其舒适指数中的工作舒适指数呈正效应而生活舒适指数和环境舒适指数呈负效应，表明相比于工作舒适感，社会底层群体希望提升生活舒适感和社会环境舒适感的要求更加强烈。
虽然社会底层群体对社会和政治安全的担忧较重，有进一步提高工作、生活环境舒适度的要求，但其认同和发展指数均高于50分，分别为54.8和51.3，呈现弱正效能，这表明社会底层群体对于目前现存体制的认可倾向正面，且对个人和社会未来发展并未完全丧失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