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在孟买的特瑞登特酒店，我作为为数不多的美国人之一，参加一个由印度和中国著名商业组织主办的亚洲金融一体化论坛。
我几乎是出席这次金融秩序论坛的唯一一位美国人，且其举办地既不临近美国的波多马克河（译者注：华盛顿附近）、东河（纽约附近）或哈得孙河（也在纽约附近，与东河环抱曼哈顿），也不是在英国的泰晤士河边（穿越伦敦），而是临近印度密斯河的河岸，这多少有些让人不安。几位被冷落的美国人聆听着来自中国、印度、日本和其他地方的政治掮客讨论如何重塑泛亚金融秩序，这颇有一种深刻的象征意义。要知道，美国凭借着美元的独特地位、其在国际机构中举足轻重的影响和拥有众多一流金融服务企业等优势，一直主宰着战后的全球金融。
然而，美国人不应感到惊讶。虽然这些论坛极具象征意义，但它们的兴起至少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事实上，尽管中国一直在“借会造势”，但这类论坛既不是新生事物，也不是北京的发明创造。它们将作为亚洲政治和经济现实的一大特征存续下去，也定然会对美国的太平洋领导地位构成越来越大的竞争挑战。
华盛顿不应该回避这种竞争。美国有能力而且也应该积极适应并参与这种竞争。但首先需要清晰认识亚洲变化的深度和源头。简单地说，美国若在一开始没有正确理解其所面临的竞争的本质，就不可能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商业领域获得成功。
新亚洲，旧观念
一般观念认为，打造泛亚经济与制度秩序是中国崛起后自信的表现——或更准确地说是其野心的膨胀；但这只是一种极其简单、直接的表述。
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事实上，当代亚洲的地区主义是该地区欲以自身多样性塑造凝聚力的一种欲望，它不仅出现在中国，整个亚洲在过去几十年都具有这样的动机。
战后的日本为例。日本一直是美国的亲密盟友，也拥有跨太平洋的地缘身份。日本和美国的一些人认为，两个国家应发起区域性反制措施，应对中国可能的“新”泛亚主义。然而，尽管美日两国对北京的意图深感忧虑，但值得提醒的是，日本及其官僚层一直以来都在谋划各种泛亚理念和主张，尤其是货币一体化。正是日本官员在1997年提出要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从而催生了今天的“清迈倡议”，其内容涉及东南亚与东北亚国家的双边货币互换。
而有此想法的并非只有日本。
正如我对罗伯特•曼宁所指出的那样，1997-98年的金融危机让许多亚洲国家患上了惶恐后遗症。从印尼到泰国，人们普遍认为美国采取了孤立和疏远的政策，其为亚洲提供的解决方案不过是陈词滥调的敷衍，这种行为令亚洲心生疑窦。华盛顿曾在1994年对墨西哥出手相助，但对三年后身陷泥淖的泰国却视而不见，这无疑强化了人们的这种看法。
作为应对，亚洲开始摸索自己的解决方案，方式多是地区内的合作。人们提出了各种主张和设想，其中很多都没有将美国考虑在内：他们制定了“清迈倡议”等亚洲专属货币互换条约、亚洲本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协定、地区债券基金，等等。
这些措施均建立在既有的概念和框架之上，通常依靠的是该地区的主要多边机构——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就是一个例子，它是华盛顿最看重的贸易协定——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主要竞争对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包括东盟成员加上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新西兰六个国家，却没有美国的席位。
很多其他的条约和体系也难觅美国身影，如东亚峰会（华盛顿后来才加入）、东盟经济共同体等。亚洲经济危机发生五年后，即便是时断时续的中日韩三边经贸谈判也在2003年的巴厘岛泛亚峰会上取得了巨大进展。
新亚洲，新竞赛
诚然，华盛顿若在20世纪90年代与七国集团联手，便能把这一地区主义苗头轻松扼杀。但20世纪90年代早已是过眼云烟，当前的新泛亚主义带来了更大挑战，部分原因是环境已发生变化。
首先，美国现今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虽然举足轻重，但相对而言不如2008年，与1998年相比则更弱。2008年的金融危机标志了一个纷乱十年的结束：它几乎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十年之后，作为亚洲传统出口市场的西方市场增长低迷，这进一步加剧了亚洲对有关过度依赖西方经济体的抨击。
随着亚洲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复苏，有关建立区域内对冲工具的讨论也越来越多，这类工具旨在缓冲西方持续存在的或在未来可能出现的波动性。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开始从依赖出口转向更多地满足国内、区域内和新兴市场的需求。中国正在出现这样的变化，其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正在失去动力；而其他国家也正在改变，比如遭受了日元贬值和传统出口市场波动双重打击的韩国即为如此。
其次，亚洲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已发生了巨变。几十年来，七国集团纷纷努力打开亚洲的大门，但目前情况却发生了新的变化：许多西方经济体对亚洲消费者的依赖已越来越多。因此，亚洲国家现不只是贸易国，它们还是建设国、贷款国、投资国，甚至成为了某些领域的增长引擎。
以美国为例：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对亚洲商品的需求就凝聚成了该地区出口导向型行业的推动力，从日本和韩国的微电子到泰国的橡胶和越南的纺织品。不过现在亚洲已成为了美国货物的主要消费者，用作饲料的玉米和大豆、摆上餐桌的猪肉、发电厂使用的天然气样样都来自美国。
第三，亚洲现不只是资本的接收者，而且也是资本的来源地。资本集中之地就会形成金融市场，越来越多的亚洲人开始购买亚洲、美国和欧洲公司的股份。这些购买活动已经开始扰动整个地区的布局：中国、日本和韩国的资金在亚洲四处流动，海峡国家的银行在向印度注入资金，而印度企业也在到处探寻海外发展机会。
举例来说，哈萨克斯坦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由北京牵头成立）的创始成员。这个国家的经济精英一直以来已习惯从伦敦和西方筹集资金，但该国的前央行行长格里戈里•马尔琴科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哈萨克斯坦的金融和工业正在瞄向东方的资金，实现多元化发展。
第四，亚洲的新兴大国印度和中国都不愿永远受制于主要由西方搭建的金融框架。2000年，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2万亿美元，到2014年已达10万亿美元。印度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是4630亿美元，到2013年已超2万亿美元。经济已获得10倍增长的国家不满足于十年前盛行的制度格局，这一点并不奇怪。
北京正在努力建立新秩序，而新德里也成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并正在为金砖国家的峰会、金砖国家银行和应急储备提供名义上和一些实质性的支持。虽然印度对中国的崛起心存警戒，并且印度还在继续争取华盛顿所推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中的份额和话语权，但这不影响印度采取上面的行动。中国也同样是双管齐下，为新体系和旧机制提供同样的支持，比如在2012年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430亿美元，又在2014年为金砖国家提供应急基金410亿美元。
最后，中国的外交和经济政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生聚合。北京拥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个数字超过了印度、韩国和泰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相当于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其充足的资本已成为外交政策的延展工具。北京已承诺并已实际上拿出巨额资金，利用国家支持的金融机构谋求外交和经济发展目标。此外，从总增加值来看，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是世界头号贸易国，世界十大货运港口中有七个都在该国。
北京的优势不仅仅是财大气粗。中国被竞争对手环伺，常被称为战略地理的“受害者”，但实际上，中国从有利的经济地理中获益匪浅：中国周边地区要么资金匮乏（如中亚和南亚），要么虽资金充裕但需求超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和私人贷款的能力，比如，到2020年，东南亚将需要约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不久后，北京可在亚洲尝试扮演美国在全球所承担的角色，即最后贷款者。越来越多地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可谓事半功倍：既是建立金融体系的补充工具，又与北京的利益相符合。
华盛顿该何去何从？
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拥有重要的战略与经济利益，与该地区的联系密切且历史悠久。但现在，它必须面对2008年后的泛亚主义。
无论华盛顿对被排斥在一些谈判、对话和协议之外有多么怨恨，其首要问题是坚决不能对每一个新出现的泛亚主张持抗拒态度。事实上，过去二十年间，不断增加的亚洲专属条约和体系已赢得众多亚洲国家的支持，其中既包括对中国崛起充满警惕的国家，也有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
因此，否定策略定会事与愿违。华盛顿有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在逐步推进美洲自由贸易区，但同时却勒令亚洲国家不得建立自己的地区协议，这会显得过于虚伪。就此而言，某些形式的泛亚体系不可避免。亚洲国家会无视华盛顿的主张与喜好而继续推进，因此美国应像支持欧洲体系那样对待正在形成的泛亚对话等一些机制。
除此之外，美国决策者还须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哪些泛亚组织或协定可以被美国接受，哪些会损害美国的切身利益。值得警惕的是那些有害于美国安全、繁荣、市场机会或价值的功能性协议。在这里，华盛顿要分清哪些协议内容是必须有的，哪些是基本不可以的。例如，国家集团性质的贸易协定，或将技术标准作为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做法，会减少美国的机会，不利于美国创建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相比而言，为桥梁、公路和铁路建设提供资金的泛亚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没有天生排外性，因为美国公司也可从更完善的基础设施中受益，且华盛顿也无需提供大型项目融资。对于会破坏切身利益的体系和条约，美国需使用有效的政策工具进行应对，其中包括反对合作伙伴的参与，以及采取类似的反制措施。对于不会破坏切身利益的体系和条约，相比包容、合作和推进，抵制的成本可能要大得多。
无论哪种情况，华盛顿都需施以连贯的战略与战术；而目前这两者皆乏善可陈。例如，在第一任期内，奥巴马政府认为美国缺席被谑称为“空谈俱乐部”的东亚峰会，将对其利益构成威胁，因此鼓动澳大利亚加入，敦促盟国要更果断，并最终也加入其中。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不再是空谈俱乐部，而是以数十亿美元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机构，对此，华盛顿却不愿盟友加入其中，自己也是避之若浼。如何取舍，华盛顿并没有清晰的应对策略。
第二个问题，哪些泛亚观点迎合了美国所乐见的策略，哪些又是想取而代之？无可否认，这一点很难区分，要知道“大事始于隐微”。但从实际而言，现有的区域和全球体系不可能总是一成不变。事实上，华盛顿自己也在倡导新的专门组织，其中包括亚洲的“迷你联盟”——如与盟国的三边或四边关系等，以及颇具价值的新机制——如防扩散安全倡议。如果现有体系已十分完美，就没有必要进行创新，美国更没有理由采取上述行动。从这方面看，亚洲应急准备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只是对现有体系的一种补充。
第三个问题，华盛顿不能空手上阵，它必须采取措施来提高自己在竞赛中的分量。就此而言，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可能是最明显的例子。如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体系的确会威胁到美国利益，那么美国政府就更有理由为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提供鼎力支持，且是越快越好。美国总统奥巴马终于决定推进“贸易促进权”，以全力支持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国政府需要与国会密切合作，迎接该协定。
再者就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出意料的是，华盛顿无意参与这家由北京牵头、治理结构尚不明了的银行，但没有理由不争取观察员的身份。毕竟，华盛顿曾为中国获得美洲开发银行的观察员身份提供过帮助。华盛顿称，它担忧的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缺乏反腐措施和环境标准，若果真如此，它就更应与该组织加强合作、制定新规制，而不是冷眼旁观。华盛顿既然愿意看到世界银行与中东的新基金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就也该鼓励国际金融机构帮助这些新的泛亚组织制定标准。
最重要的是，华盛顿要加强其在亚洲的经济外交。美国的目标不应单纯是为亚洲再平衡打造经济组件或支点，而是要鼓励在该地区建立一种自由、开放、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秩序。依照这个标准，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美国实现目标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更广泛的努力方向应该包括：与中国和印度签订双边投资条约；建立创新性的公私伙伴关系，从而积极参与东南亚的基础设施建设；签订服务和技术方面的行业协议。在这方面，华盛顿可以与日本和韩国等盟国加大行动力度。国会需更加重视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而且是越早越好；否则，即便是印度这样的合作伙伴都可能甩手弃庄，另入他局，印度加入金砖国家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明证。
当然，美国的太平洋大国地位不会动摇。美国的存在是一种重要的战略平衡器，随着中国的战略方向和行动对日本、印度和菲律宾等邻国形成滋扰，美国在安全方面的作用最近几年已得到增强。面对亚洲国家在贸易、投资和其他公共经济产品方面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关系，华盛顿倘若偏信一些历史和观念根源深厚的、难以撼动的观点，那么其领导地位和发展前景就岌岌可危了。
美国从不惧怕竞争，但只有适应不断变化的亚洲格局，才能更好地捍卫自身利益。
注：
本文最初发表于《外交事务》。
作者介绍：
方艾文(Evan A. Feigenbaum)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非常驻资深研究员。他常驻于芝加哥，是保尔森中心(Paulson Institute)的首任执行理事。保尔森中心是由美国前财长和高盛集团前首席执行官汉克•保尔森建立的坐落于芝加哥大学的独立智库。在获得“中国政治”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后，方艾文开始在政府、企业和智库等部门工作，足迹遍布亚洲的三大地区。
从2001年到2009年，方艾文供职于美国国务院，担任过负责南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2007-2009)，负责中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2006-2007)，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政策规划组成员(2001-2006)，以及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的中国问题顾问，并密切协助佐利克推动中美高层对话。
在2008年7月-10月“美印民用核能倡议”紧锣密鼓的最后阶段，方艾文联合领导协调小组，推动该倡议先后获得国际原子能机构董事会、核供应国集团和美国国会的通过，成为《美印核能合作审批和加强核不扩散法案》。他曾与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政府谈判协商并达成协议，也在对南北韩、日本关系上有着丰富的政策经验。他获得过美国国务院颁发的三次个人和两次集体优异奖。
继供职于政府后，方艾文曾任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东亚、中亚和南亚问题的资深研究员，以及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理事和亚洲事务组负责人。而在担任政府公职之前，他曾担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政府学讲师(1997-2001)、亚太安全倡议(Asia-Pacific security initiative)执行董事和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安全研究项目主任。他曾在美国海军研究生院任国防事务讲师(1994-1995)，还担任过兰德公司中国问题咨询顾问(1993-1994)。
他撰写了三部书籍和专著，以及大量的文章和论文。其出版专著包括《美国在新亚洲》（外交关系委员会，2009年，合著）和《中国的高科技勇士：从核时代到信息时代的国家安全和战略竞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