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阐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强调了政府人才管理的职能转变，对新形势下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新定位、指明了新目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完善人才集聚与管理，要牢牢把握学术人才国际流动所带来的机遇，切实用好我国综合国力提升对学术人才集聚的向心作用，健全法律法规指导与制度建设，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人才保障，为实施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智力支持。
学者国际交流是其自身学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从事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的专门人才，学术人才国际流动的动因呈现多元化趋势。一方面，受到欧美科研机构“非升即走”的学术传统影响，职业化的学者往往基于功利性考量，在权衡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学术就业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后，跳槽到较好的科研机构中寻求学术职业发展的新动力。另一方面，国际的知识系统存在着“中心—边缘”的结构模式。处于“中心”的机构是学术知识传播与创造的源泉，而相对“边缘”的机构则较少涉足知识前沿领域。能够提供先进设备、充裕经费、良好氛围的学术的磁力中心，更能吸引到顶尖学术人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高端领域学术人才的国际流动。
学术人才国际流动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多极化。学术人才国际流动较多的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尤其以英美等国为主，包括德国、加拿大、以色列等科研文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学术人才流动同样频繁。二是短期化。学术人才流动期限受制于经济、社会尤其是科研机构的制约，以逗留一年到两年的居多。当然，也有长期滞留海外的高级人才放弃原来国家的福利和待遇，申请流入国签证、绿卡等相关法律文书，从“人才流动”变为“人才流失”的案例。三是年轻化。调查显示，参加过10次以上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学者年龄大多集中在30-44岁，平均年龄为34岁。学者年轻化也为科研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学术跨越发展的不竭动力。四是品牌化。学者是否拥有良好的学术背景、是否在相关领域处于领先位置甚至是否获得过诺贝尔奖都是机构考量的重点。而具有较大体量的设备、资金与学术资源的机构往往也是学术人才流向的重镇。
长期以来，我国在学术人才引进与国际交流上略显滞后。一方面，海外学术人才的引进层次不高，人才年龄、学术背景和科研成果、继续科研能力等优势不明显。海外人才利用水平不高，专注教学而没有承担前沿课题研究的比例较高。此外，囿于客观条件的局限，引进人才方面缺乏政府主导、学会主办、社会监督的完善机制，缺少法律指导与体制保障，出现了信息渠道不畅、方式过于单一，管理分散、协调不力等问题。另一方面，我国学术人才国际化要求存在短板，在“走出去”参与国际交流与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借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契机，从法律法规和体制机制层面着力，实现我国与国际先进经验的及时对接，完善人才和资金互补优势，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和极强的现实意义。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推进学术人才国际交流战略规划。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孕育兴起，我国也强化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部署与实施。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学术人才富有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自然成为吸引和培养的重点。一是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积极融入全球人才交流网络，审视国际人才流动的新动向、新特点，超前谋划，制定具体人才引进策略。二是发挥好归国留学人员的人才集聚效应，确保回流学术人员人尽其才。三是加强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领先领域机构合作，按照“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要求，多引进高层次、紧缺人才来华工作。
第二，强化引智合力，拓展海外学术人才引进渠道。在充分发挥政府人才引进的主导性力量基础上，要全面完善民间团体和社会力量在海外学术人才沟通与联系上的灵活性，形成多措并举、优势互补、合力引智的良性局面。要积极开拓网络、移动互联媒体等新兴数字化传媒的便捷通道，提高学术性人才交流渠道和实现自身价值的空间。
第三，完善法律保障，创新政府宏观调控与制度建设。首先，要遵循人才管理规律，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人才交流管理体制。强化激励、合理分工、重视监管，加强政府在学术人才管理方面的主导作用，为海外学术人才提供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与配套公共服务。其次，要按照分类改革要求，继续深化科研院所改革，创新人才管理机制。改善科研机构硬件设施，加大高校及科研院所优惠政策扶持力度，鼓励产学研形成战略联盟。完善海外学术人才评价体系，落实与国际接轨的专业资格互认模式。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国际惯例的薪酬分配制度、人才激励制度、利益保障机制。再次，要以转变职能为目标，推进政府人才管理改革。建立健全高层次人才库，限制一般性人才、鼓励高层次人才。简化规范相关行政审批事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此外，要在完善绿卡制度基础上，研究移民相关法律制定及移民管理机构设立问题，健全移民相关法律法规和条例等规范性文件，为学术人才移民与集聚提供完备的制度和法律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