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1]究竟什么是新常态，如何认识和引领新常态，理论界和实践中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存在哪些认识误区？本文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如何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
常态即正常状态，经济发展常态即经济发展的正常状态：经济增长率有高有低，在一定范围内的波动属于正常状态，因为按照经济周期理论，国民经济总是在不断波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不可能直线式上升；落后企业不断破产倒闭而高新技术企业不断诞生和发展壮大是正常状态，这是企业的新陈代谢，因为技术总是在不断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劳动力和产值比重由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向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的演变是正常状态，因为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较少的劳动力可以生产更多的工农业产品满足人们的需求，而对生产和生活服务业的需求则是无限的；伴随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经济增长点不断变换是正常状态，而且由于技术进步呈现加速趋势，经济增长点的变换也呈现加速趋势。如此等等。
常态与非常态相对应。常态和非常态的衡量标准需要针对不同的问题加以区分，就经济增长而言，不能简单地就速度谈速度，认为高速经济增长是常态或低速经济增长是常态。就经济增长速度而言，一是看生产要素是否可以支撑。二是看物价是否稳定，高增长、低通胀是经济健康运行的标志，高增长、高通胀或低增长、高通胀标志经济过热或滞胀。三是看环境容量是否允许。农耕时代，袅袅炊烟显然不构成污染，而今则是污染标志。四是看经济增长是否稳定。平稳增长是经济运行健康的重要标志，大起大落、忽热忽冷表明经济运行是不健康的。五是看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也就是保持长期的稳定增长，如果为一时的经济增长而牺牲长期的增长显然不可取。当代世界各国的竞争，既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又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竞争，之所以有的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因为国民经济没有能实现可持续增长。
我国经济增长已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原因：一是生产要素难以支撑高速增长的需求。自然资源、劳动力供给已由接近无限供给或无约束供给进入有限供给，出现相对甚至绝对短缺，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能源难以维持高速经济增长，越来越多的资源、能源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国家经济安全受到挑战。二是环境不可持续。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为此付出沉重的经济和社会成本，环境容量已达到极限，这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三是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不够，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年份可达15.3%，最低的只有4.1%，波幅达11.2个百分点。同时，1979～2012年，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在3%以上的有18个年份，低于零的有4个年份，也就是说共计有22个年份处于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中。[2]另外，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看，如果1978年定为100，到2012年就达到579.7，也就是说我国消费品价格总体上涨5.8倍，必然产生人民生活水平与名义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因此，未来的经济增长客观上要求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同时要更好地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低通胀区间。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体现在：一是我国经济增长条件变化导致的经济增长速度的适度降低。主要表现为：资源、能源、环境约束；对外贸易总量扩大导致的增速降低，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必然导致的速度降低等决定我国经济增长必将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二是由于市场条件变化导致经济发展方式的加速转变。主要表现为：随着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的快速上涨，市场供求关系由供不应求转向全面的供过于求，消费者没有买不到的商品，只有想不到的商品。在各类商品中，不仅传统产品和服务竞争已达到白热化程度，高科技产品在问世之后也迅速供大于求，决定了传统的依靠物质资源和劳动力大量投入、不惜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增长必须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入。三是随着生产要素低成本和市场短缺时代的全面结束，拼规模、拼速度、拼价格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转向依靠新技术、人力资本积累、产品质量、个性化生产和经营上来。由此决定经济结构将由增加存量转向调整存量、优化质量上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成为企业的自觉行为，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须加快转变，不是可早可晚而是早转早主动，晚转被淘汰。四是就经济增长的动力而言，传统的经济增长点虽然能够继续拉动经济增长，如家用电器、汽车、住房等，但都处于饱和状态，未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从物质产品转向服务产品，将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如现代金融、现代保险、现代信息、休闲、旅游、文化、体育、养老、婴幼等。由此，经济发展新常态是由于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发生变化而导致的经济结构、经济形态、经济分工等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相关认识误区
第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不是不要经济增长速度，而是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有人简单地认为经济发展新常态就是不要经济增长速度，这就大错特错了。我国经济进入换档期是客观现实，但要换的是中高速档，而不是低速档，更不是零速档。因此，一个时期以来，国家对宏观经济调控是有底线的，不是任由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而是控制在一个合理区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对于任何一个经济发展时期都是适用的。理由为：一是只有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体现在有比资本主义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更高的经济增长质量。只要是集约的、有质量的、可持续的增长当然是要追求的；相反，如果是粗放的，即使增长率高也是要抛弃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共同富裕，要实现共同富裕，其基本前提之一是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否则只能是共同贫穷。二是只有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就业、城乡居民收入、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发展中的问题需要通过加快发展的办法来解决，落后的问题同样需要通过加快发展的办法来解决。三是只有保持中高速增长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部分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经济长期停滞，社会问题增多。“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增长的长期停滞，是增长的陷阱。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客观上要求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前，还需要继续保持一定的速度。伴随经济总量的扩大，增长速度总体上会呈现高速、中高速、中速、中低速、低速等发展趋势。况且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难免会遇到内外部不可控因素的影响，高速阶段也会出现低速增长时期。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仍需保持中高速增长。四是只有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和到建国100年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没有必要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但是需要保持中高速增长。
第二，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是就全国而言的，并不意味着不加分析地让全国各个地区同时进入中高速增长，一些发达地区增长速度可能会更低一些，出现低增长，而一些欠发达地区，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基数比较低，在各种条件具备时，可能会出现高速增长甚至超高速增长。
第三，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不仅是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更是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包括产业结构进入服务业为主的时代，动力结构进入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区域结构进入更加优化、欠发达地区加速发展的时代。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归根结底是经济结构发生新变化，由结构变化引发经济质量的提高。
第四，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是口号，而是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做出的科学判断，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出现的阶段性新变化，做出科学决策首先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有深刻把握，化解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
三、如何适应和引领新常态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客观的、必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只能顺应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积极适应新常态，以科学的理念和决策引领新常态。
(一)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一是经济增长速度适度回落是客观规律，只能适应，不可改变。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扩大，增长速度自然要回落，犹如滚雪球一样，当雪球小的时候，可以很快翻一番，随着雪球体积的增大，速度必然要降低。雪球越大速度越快不符合客观规律。世界各大经济体在经济增长中都出现过这种趋势。当然，速度降低并不影响总量继续增大，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率每提高1%带来的增量比10年前增加10%还要多。
二是经济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有助于缓解资源、能源、环境的紧张状态。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在提高综合国力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时，造成资源和能源难以为继，供给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资源、能源严重依赖进口，水、土壤、空气等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为此付出沉重的经济社会代价。经济增长必然要消耗资源和能源，也会对环境带来或多或少的负面影响，但我们不能依靠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而追求一时的经济增长，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既要促进当代经济增长，更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3]
三是经济增长速度适度回落，并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如期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其中经济方面的重要指标就是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也就是年均经济增长率达7.2%。从经济增长率看，2011～2013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8.2%，而2014～2020年年均经济增长率只需要增长6.8%即可实现预期目标；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看，2011～2013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0.5%，从2014～2020年看，城乡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或纯收入只需分别增长6.7%和5.8%即可，而目前我国保持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显然可以提前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和人民生活目标。
四是经济增长速度适度回落，同样可以创造出新的世界奇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1980～2013年，世界平均经济增长率只有4个年份达到5%以上，美国只有9个年份达到4%以上，日本只有8个年份达到4%以上，巴西只有3个年份达到7%以上，印度只有9个年份达到7%以上，南非没有一个年份达到7%以上，俄罗斯自1993年以来只有5个年份达到7%以上。[4]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创造了世界奇迹，未来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能够保持在7%左右，显然仍将是全世界最高的，仍将创造出世界经济增长史上新的奇迹。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经济增长只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而不能代替全部。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不仅仅是指经济增长率进入中高速增长区间，还指保护环境已经成为常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5]因此，保护生态环境不是短期政策，而是长期的基本国策，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共同构成“五位一体”，从而也要求以最严格的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再也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得一时的经济增长。
经济运行的新常态还意味着要挤掉经济增长中的水分，要实实在在的GDP。应该客观地看到，过去高速经济增长中有一定的水分，既有来自消费需求的水分，也有来自投资需求的水分，还有地方在统计方面的水分。从消费需求看，无论是政府消费还是居民消费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浪费。从政府消费看，随着GDP的快速增加，政府消费急剧膨胀。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78～2013年，政府消费从480亿元增加到79 978.1亿元，后者是前者的166.62倍，超过同期GDP增长速度155.31倍。[6]固然政府消费中的绝大部分属于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所必需的，但也应看到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浪费，特别在三公消费方面，存在严重浪费现象。居民消费中也有严重浪费的现象，如每年消耗掉巨量的不必要的一次性用品，餐桌上的浪费也十分惊人等。从投资需求看，长期以来我国存在严重的重复建设、大拆大建及因为经济结构不合理而产生的虚假GDP。从统计中的水分看，“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也不是个别现象。因此，挤掉诸多水分，让GDP回归到正常的状态是客观要求。
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不仅指经济增长，还包括社会发展更加协调，不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产生黑色GDP，不要因为黄赌毒产生黄色GDP，不要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协调而产生带泪的GDP，更不要用人的生命换来带血的GDP。
(二)进一步深化对发展的认识
一是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产出即GDP或人均GDP的增加，侧重于量的指标；经济发展则是在经济增长量增加的同时，经济结构的变革和优化，是质的飞跃。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没有持续经济增长就没有经济发展，但有经济增长未必就有经济发展。二是经济发展不等于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协调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构成一个国家或地区总系统中的子系统，每一个子系统既相互独立，又与其他子系统相互联系，每一个子系统的良性运行都为其他子系统提供良好条件。反过来，任何一个子系统出现故障也都会影响其他各系统的运行。在一个社会的各个子系统中，经济是基础，经济发展为其他各项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前提，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了，其他各项也必然共同发展，不能以经济发展代替其他各项发展。改革开放之后，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环境恶化了，社会矛盾更加凸显，文化发展滞后等，这就是经济与社会、文化、环境等不协调。只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共同发展，相互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才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构建有利于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体制和机制
一是需要改变对各级政府的考核评价机制。不能用老思路构建新常态，而新的思路来自新的考核评价机制。考核评价机制是一个风向标，这就要求不把GDP作为考核各级政府政绩的唯一标准，而是把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教育文化、居民幸福程度等社会发展指标，空气质量、河流湿地保护等环境指标，资源能源节约和循环利用、土地保护、食品安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作为考核各级政府政绩的重要标志。
二是需要厘清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功能，确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过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关键是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晰，政府职能错位：一方面，政府干预过多过滥，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另一方面，需要政府管的却不到位。具体表现就是政府审批过多，压制市场活力；政府干预经济，扭曲市场机制，保护落后产业和过剩产能，甚至市场竞争演变成地方政府竞争，地方为招商引资纷纷出台各种优惠政策；需要政府干预的如环境保护、医疗、教育等却不到位，导致环境日益恶化、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等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对政府职能做出明确界定。界定政府职能的目的在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因为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否到位。
三是需要构建有利于生态文明的体制机制。新常态就是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走向生态文明。首先，明确产权。有了明确的产权才能确定责任主体、受益主体。没有明确的产权界定，就可能产生公地悲剧。目前，我国的自然资源从法律属性看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但实际上对每一寸国土空间的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并没有进行明确界定，没有划分清楚国家、地方政府、集体、个人等主体的明确权益边界。只有产权清晰，才能责任明确。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一定程度上与体制不健全有关，原因之一是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人不到位，所有权人权益不落实，……总的思路是按照所有者和管理者分开和一件事由一个部门管理的原则，落实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建立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人职责的体制。”[7]其次，完善自然资源的监管体制。过去我国在监管体制上没有区分作为部分自然资源所有者的权利和作为所有自然资源管理者的权力。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需要在确权基础上，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明确责任主体，分清管理边界。要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的系统修复。再次，形成谁保护生态环境、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谁就获益和不吃亏的机制。这就要建立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环境谁付费以及谁收益谁补偿的制度。既然生态产品具有明显的公共性、外部性特征，这就要求受益者要付费，付出成本者要获得补偿。众所周知，三江源地区是我国的水塔，属于禁止开发区，为保护生态环境和水源做出巨大贡献，其他地区因此获益，那么其他地区就应该付出费用，这就需要国家财政进行转移支付，不能因为保护环境让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让老百姓收入受到影响。淡水也是我国的稀缺资源，全国绝大多数城市严重缺水，但依然存在大量浪费水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就是水价不合理，浪费水的人没有因此付出成本。要节约用水，需要实施阶梯水价，每一个家庭核定正常需求量，正常需求量以内仍然实行较低的价格，因为水是生活必需品。超过正常需求量就意味着存在浪费，浪费就要大幅度提高水价，让浪费水者付出更多成本，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浪费水的现象。大气是公共产品，如果对大排量汽车征收环境污染税，就可以鼓励更多家庭使用小排量汽车和电动汽车，既节约能源，又保护环境。最后，确立生态红线和责任追究制度。生态红线就是在各项建设中不能触碰的高压线。这就需要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建设，严格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定位，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推进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保障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提高生态服务功能。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受到惩罚。
参考文献：
[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4-12-12.
[2][4][6]国家统计局. 2014中国统计摘要[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43-44，173，34.
[3][5][7]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09，21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