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CRA的治理架构
应急储备安排（Contingent Reserve Arrangement，CRA）的治理结构由理事会（Governing Council）和常务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组成，每个成员国都在这两层机构中设有代表。尽管理事会可以批准新成员国的加入，但尚不明确的是新成员国是否能代表理事会或常务委员会，同时也没有清楚说明哪些国家有资格申请成为成员国。就新成员国的出资情况，这一点对于新发展银行（NDB）而言已有协议明确说明，但在CRA中则需交由理事会决定。
理事会和常务委员会的协调工作由金砖国家的轮值主席国承担，这也意味着协调工作是一项任期较短的任务。由部长级理事会以共识决定战略性问题，而常务委员会则以共识或简单多数票决定操作性问题。
2、CRA的资源
CRA初始承诺的互换规模为1000亿美元，其中中方承诺出资410亿美元，巴西、俄罗斯、印度各180亿美元，南非50亿美元。各成员国从CRA可获得的最大借款额等于该国承诺出资额的倍数，中国借款倍数为0.5，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均为1倍，南非为2倍。这也意味着中国可从CRA获得的最高贷款额为205亿美元，南非180亿美元，巴西、印度、俄罗斯为180亿美元。具体操作过程中，各成员国的实际贷款额还取决于这些国家是否与IMF签署了贷款计划。若没有相关贷款安排，则成员国只能获得可贷款额的30%，也就是说实际上中国、南非可获得的贷款额分别为30和60亿美元，而巴西、印度、俄罗斯则为50亿美元。若要进一步获得剩余70%的贷款额，成员国需要同IMF签署贷款计划。
3、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特征
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特征主要归结为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国际货币的定义以及货币供给是如何决定的；其次是当国家遭遇收支危机时可获得哪些资源以及相应的调整机制是什么，由此引申出的另一个问题是这种调整对于盈余、赤字国是否是对称的？下面我们进行一一回答。
（1）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在现行的货币体系中，国际货币主要由各国在IMF的份额（quota）以及可兑换货币的存量构成。当份额不增加时，各国只有通过增加国际收支账户盈余才能积累储备。如果盈余产生于对美贸易中，那么世界美元的供应量就会上升。但若是产生于与其他国家贸易中，则世界美元的总供给量不变，只是在各国间进行重新分配。如果世界美元的供给要增加，则必定对应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以及其他国家整体上的盈余，这些都依赖于美国的国内政策。
与国际货币供给相关的另一问题是货币供应量是否应不断调整以维持世界经济的活跃度。这既是当年困扰凯恩斯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后来催生出“清算联盟（ClearingUnion）”这一机构的动因。清算联盟可以作为全球的中央银行，但IMF却不具备国际经济活动稳定器的职能。尽管IMF可以作为各国的最后贷款人，但却无法阻止各国银行危机的爆发。以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例，当美国、英国、爱尔兰、冰岛等国遭遇银行业危机时，若非得益于这些国家央行、政府的共同努力，那么IMF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
（2）国际收支的失衡与调整国际收支账户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私人融资；其次是与IMF达成的官方融资。二战之前，私人融资是主流。但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私人资本近乎枯竭，因此在战后经济重建过程中，IMF——作为官方融资渠道，成为了各国融资的主要来源。
但随着私人融资的复苏，以及1973-74年间国际油价的上涨，拉丁美洲的中等收入国家以及OPEC国家都迅速积累了大量盈余，这使得通过私人资本市场以及债券市场融资的方式变得再度兴起。但当一国遭遇危机时，私人融资也可能面临枯竭，诸如1982年的债务危机以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私人融资这条渠道不畅时，各国只能求助于官方——即IMF融资。
危机时期，各国的贷款需求量可能数倍于其在IMF的份额，这主要是由于份额的分配并没有即使跟上国际贸易和私人融资的扩张速度。此时IMF必须使用特殊的融资渠道，即各国可以通过要求IMF提出附加条款的方式获得额外的融资。
在经常账户调整上，盈余、赤字国并非对称：赤字国必须努力实现再平衡。但盈余国则无此压力，盈余国所要担心的只是过多的储备可能造成国内通胀。因此只要这些盈余国有能力稳定住国内通胀，它们几乎就没有任何调整压力，这种非对称的调整机制与凯恩斯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此外，非对称还体现在美国与其他国家地位上：当其他国家经常账户赤字时，它们必须不断调整以避免储备不12CEEM全球智库半月谈全球治理足。但当美国赤字时，只要其他国家仍愿意接受美元作为国际货币，那么美国就无需经历痛苦的调整过程。
（3）IMF的角色
IMF的主要目标是维护世界经济的平稳增长。但自二战后世界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同时国际油价在1973-74年间也有大幅回升，这使得IMF的职责更多转向了维持国际储备的适度增长。这期间储备货币主要包括黄金、IMF份额以及美元。美元可兑换为黄金，这又引发了所谓的“特里芬难题”：即当黄金开采量无法满足世界贸易的迅速扩张要求时，世界美元供给必须增加。这将大幅提高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而这又将削弱各国对于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信心。问题的本质变为了要在世界贸易的停滞以及对美元信心的崩塌间做出两难选择。
在此背景下，特别提款权（SpecialDrawingRights，SDRs）作为一种解决方案被提出，即通过提高IMF储备以缓解美国的赤字问题，然而这些举措遭到了美国的强烈阻挠。这是因为当份额不增加时，获得更多储备的方式只能是持有更多美元，而这又只能以持有美国政府债券或是票据的形式实现，如此一来就有助于维持美国国内的低利率，因此美国政府不会希望看到份额的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尽管在美元、黄金脱钩后，美元对黄金的可兑换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但各国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疑虑依旧不减。正如2008年我们所看到的，危机来临时，各国纷纷选择将其他货币转为美元。总而言之，IMF目前还无法提供一个能保证稳定增长和合理使用世界资源的框架。
（4）当期体系存在的问题首先一点，旨在提高IMF份额的尝试都常常遭遇到美国的反对，这是因为当份额不增加时，其他国家扩大贸易的唯一途径就只有增持美元，而这有助于降低美国利率。这种道德风险问题意味着美国有很强动机阻止份额提高。同时任何提高份额的决议通过，都必须得到85%以上的支持率，而美国一国就拥有17%的投票权，这就是说只要美国不同意，该决议就无法通过。
第二点是国际收支调整的非对称性。由于IMF贷款的附加条款常常与问题本身无关，这就使得各国不愿意向IMF贷款，反而是更倾向于通过积累本国储备以应对可能的收支问题。目前发展中国家普遍积累了大量的储备，这主要是因为危机到来时外国贷款很难获得，并且可能出现大量资本外逃，同时本国居民也可能将其国内资产转换为外国货币并带出国内。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多在向资本流动自由化方向努力，这也客观上将使得资本外流更为容易。这种储备的积累，对于单个国家来说可能是合适的，但从国际货币体系的整体角度来看，却是一种严重的资源错配。这是因为对于那些发展中国家，稀缺的储蓄不是被用于投资，而是作为储藏。与此相对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却可以容易地从穷国获得贷款，13CEEM全球智库半月谈全球治理而发展中国家却需要辛辛苦苦地将资本储存起来，这种资源错配会极大地拖累世界经济增长。
4、CRA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及对金砖国家的启示
成员国可获得的贷款额与其是否同IMF有贷款计划紧密相关：如果有，那么贷款额会远高于无类似计划时的情形。当前巴西、印度和南非的经常账户赤字规模都远高于它们所能从CRA获得的贷款额。类似的，多边化清迈东亚倡议（Multilateralized Chiang MaiInitiative of East
Asia，MCMI）中也会依据成员国是否与IMF签署贷款计划而进行区别对待。目前尚未有国家从MCMI项目中寻求贷款。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韩国宁可选择与美联储达成双边互换项目，也没有求助于MCMI。
相较于IMF的贷款计划，CRA的贷款期限更短：对于那些没有与IMF签署贷款计划的国家而言，每次CRA贷款时长不超过6个月，整个贷款项目最多可更新三次，也就是说总期限不超过2年。但IMF的贷款项目初始期就为1年，并且可以更新2次，因此总时长可以达到3年。
我们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CRA是否会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造成很大冲击？答案可以说是否定的。这是因为CRA体系并不会创造新的国际货币。对于那些遇到收支困难的国家，融资的唯一来源就是可兑换货币，而这只能通过美元实现。由于金砖国家无法创造新的国际货币，因此国际货币供给的主导权仍是在美国手中。这也意味着，尽管现在多了一种为收支账户融资的渠道，但经常账户失衡调整的压力仍是集中在赤字国。
尽管CRA能为金砖国家提供一些额外的经常账户融资来源，但无论是从资金总额，还是贷款时限上来看，都难以满足要求的，尤其是当各国面临收支危机时。另一方面，有关其他国家是否能加入CRA，以及加入的相关条件，这些问题都尚不明确。但无论如何，CRA可以被视为对打破布雷顿森林体系垄断地位的一种尝试，并且释放出的一个明确信号是发达国家必须意识到当前货币体系、制度改革已经有所滞后。但事实上，只有当发达国家相信CRA有能力对布雷顿森林体系造成实质性威胁时，它们才有可能着手推动当前体系改革。
注：
本文原题名为“The Contingent Reserve Arrangement： A Redesign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