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运行已逾一年，第二批的天津、广东、福建三个自贸区陆续挂牌运行，再度引燃了国内外对中国自贸区的关注热情。我国设立的这四家自贸区本质上是旨在发展开放经济的经济特区的一种，就开放程度而论，自贸区堪称经济特区“终极版”。由于厚积薄发，广泛汲取世界成功经验，中国的经济特区实验取得了举世闻名的巨大成功。时至今日，与最初触发我们学习效仿的台湾地区相比，中国大陆的经济特区建设早已青出于蓝。各类经济特区不仅为数众多、规模宏大，而且种类繁多，出口加工区、保税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边贸区……对全世界经济特区种类的丰富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存在发展不成功甚至堪称失败的个案，但就总体而言，各类经济特区对中国大陆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深圳在短短30余年里成为拥有千万人口和强大高新技术产业、充满活力金融服务业的大都市，老城市的各类特区、试验区也成为本地旧貌换新颜的发动机。随着其它国家学习、引进中国经济特区建设经验者日增，随着中国在海外投资建设五十个“深圳”（海外中国经贸合作区）的计划逐步铺开落实，中国经济特区建设会日益具有国际意义。
突破一：从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推动规则演化”
与改革初期设立的经济特区城市相比，今天的自贸区虽然同属经济特区，但类别不同，其建立的基础、发挥的功能都不一样。且不提最初的经济特区不涉及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今天的自贸区则是一块以提升开放经济为切入点，进而全面改革政府管理体制的试验田；先从建立的历史条件和基础来看，当初的四大经济特区城市是在开放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设立的，当年中国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外贸总量在全世界都不算领先。正因为如此，当初的经济特区是处于被动吸纳地位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实验，今天的自贸区则是中国在全球化经济竞争中主动开展的一场攻守兼备的试验。
从“守”的角度来看，在美欧处心积虑企图借助《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等他们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架空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背景下，通过自贸区这样的高标准开放经济试验田，我们要验证自己有能力经受住高标准的开放经济竞争，并在其中脱颖而出；在中国经济面临劳动力、土地等成本全面上涨的压力下，我们要证明中国经济有能力通过改革改进公共服务，激发创新活力，保持持续发展的动能，并跃上新台阶，而不会如同许多一度起飞的新兴市场那样最终落得个起飞夭折的命运。从“攻”的角度来看，我们要凭借自贸区这样的开放经济最前沿、新高地去争夺国际经济运行中的主导权，去推进我们从单纯的“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推动规则演化”。
对于中国而言，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时期正在过去，我们越来越需要趟出自己的路。我们要明确意识到，尽管外界人们普遍将上海自贸区称作“再造一个香港”，而且上海需要继续向香港学习的地方确实还不少，但我们现在与当年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时候不同，这个自贸区在探索中完全有可能成为国际模板，这一点有可能成为其超越香港的地方。中央决策层对上海的期望定位不仅仅是“中国的上海”，而且是“东亚的上海”，乃至“世界的上海”。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随着第二批三个自贸区投入运行，我们对这一点还会看得越来越清晰。
从外部承诺来看，当初我们设立经济特区时不需要考虑任何对外承诺，因为我们没有加入关贸总协定，也没有与其它经济贸易大国签署双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今天我们设立自贸区时必须考虑其与世贸规则是否兼容，考虑它是否有助于我们的世贸战略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可以确定的是，创办自贸区这一新的经济特区“终极版”，与世贸组织多边规则并无矛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与《WTO协定》对我国特殊经济区及其补贴的规定并没有禁止设立新的特区或新特殊经济区。我们的自贸区可望为我们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提供一个重要平台。
突破二：产业发展内容的转变
在产业发展内容方面，我们最初设立的经济特区主要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加工区；时至今日，我们早已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是产出占全世界1/3的头号装备工业大国，是全世界头号高新技术产品制造和出口大国。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今天设立的自贸区重点发展的产业内容是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以进一步夯实我国实体经济部门基础，并提升我国金融服务业竞争力。
发展金融服务业的讨论已经很多，在这里需要重点强调对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提升。制造业发达的城市申请自贸区，可以围绕推进本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生产性服务业来做文章。许多大企业的境外总部或境外兄弟公司均有将维修、检测、物流、仓储等非核心业务外包的设想和需求，这些地方应积极发展有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生产性服务业，像支持生产企业一样支持现代服务业企业。参照生产企业外发维修、外发检测的办法，准许特殊监管区内的贸易、高端物流企业整体接包维修、检测、物流、仓储、贸易代理业务后，将一部分维修、检测业务外发区外制造型企业完成。这一做法可先在一定范围内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如果该措施试点成功，将极大促进这些地区商贸物流企业转型升级，提高这些城市及周边地区制造型企业生产效率，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突破三：从单向开放转向全方位开放
在开放方向上，最初的经济特区基本上是单向开放，扩大出口，严格管制进口，特别是生活消费品进口；今天的自贸区则是全方位开放，扩大进口和对外投资成为其发展的亮点，我们期望自贸区成为我们大力发展双向投资的重要平台，希望通过发展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业务使得自贸区成为全球性的资本流动中转站，消费品进口业务则成为许多消费者关注自贸区的焦点。
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提升的表现正日益从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自贸区可以为中国的资本输出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成为全国和世界关注的经济发展焦点、基础设施又成为“一带一路”突破口的情况下，利用国内自贸区的自由贸易账户制度，建立推行离岸公司制度，与国内资本市场相结合，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如我国在海外开展BOT等特许经营形式的基础设施投资发展潜力很大，我国在海外使领馆的经商处对此也很关注，但这类项目通常要延续二三十年，许多投资者担心风险太大而裹足不前。一个解决办法是在国内上海、前海/横琴等自贸区设立离岸公司作为海外基础设施特许经营项目投资主体，在长达二三十年的运营期内，投资者倘若遭遇流动性风险，可以将此离岸公司股权在国内多层次产权市场上比较便利地转让。有了比较便利的退出渠道，最初的投资者在决定投资时顾忌就会减少许多，这样操作也可以规避东道国国内对外资股权转让的大部分限制。
突破四：自贸区是发展龙头而非扶贫项目
与最初的四个经济特区一样，拿到自贸区的“门票”不等于成功的“保票”。突破性政策不是一个地方发展起来的充分条件。一个地方的干部、民众和各界精英如果把眼光都盯在发达地区的政策、待遇上面，抱怨、诉说的都是自己没有政策、待遇，声称自己有了政策就能搞起来，那么，这种心态本身就足以证明这个地方发展不起来，不可能成为龙头地区。
各个地方求发展的热情当然是好事，但办好事也要从实际出发，不是目标越好高骛远就越好。如果心态不调整，现在自贸区热可能沦为“制度套利”争夺战，因为有太多的地区、甚至是完全不具备基本经济条件的地区一窝蜂申办自贸区，而且侧重点都放到了争取各类优惠政策上面，却把自贸区试验初衷的重心——改革置诸脑后，更完全不顾他们所争取的东西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这样的“制度套利”争夺战，可能有助于某些投机者唾手而得一时之暴利，有助于某些官员个人轻易拿下一时的“业绩”，但对于这个地区乃至全国的可持续发展却并无积极意义。
申请自贸区，首先还是自身经济实力要达到一定程度，特别是外向经济发展要有一定规模和水平。如果本身外向经济规模就很小，那样申报自贸区，大马拉小车，实际上非常浪费。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自贸区不仅有可能因为设置和功能定位不当而扭曲市场运行，而且需要额外的特殊监管体系；因此，一个运行良好的自贸区在管理方面需要巨大的固定成本，只有分摊到规模巨大的对外经贸上为之服务，才能取得规模效益。否则，投入运行的自贸区要么因成本过高而始终发展不起来，要么就是放任自流，以至于自贸区沦为扰乱本地区乃至全国经济秩序的“重灾区”。因此，需要强调，自贸区是改革开放的龙头和试验田，不是扶贫计划。
参考文献：
①张鸿：《关于中国实行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思考》，《国际贸易》，200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