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教育的衰退，本质上是“乡土中国”走向“离土中国”在教育层面的表现。
当前中国村落中最显著的教育现象，莫过于1990年代后期以来大量村庄学校的急剧消失。社会学家费孝通曾使用“文字下乡”来概括民国期间乡土中国的教育趋势；而眼下，以“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为核心的乡村教化，似乎推动了另一波与“文字下乡”似乎截然对立的运动形式：“文字上移”。
在村落教育中，“文字”为何“上移”？我们又如何解释“村落学校的终结”？笔者认为，这是中国村落社会转型和地方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根本上是“乡土中国”走向“离土中国”在教育层面的表现。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乡村之于城镇比较优势的萎缩、农村经济的不景气以及大规模的外出务工潮，本应以维护地方性知识文化为己任的村落小共同体，其自信注定迅速让位于对经济发展更好的城市崇拜，这种崇拜迅速而轻易地将改革开放后并没有厚重积累的村落地方性知识击垮，以至于村落地方性文化似乎天然要沦为其附属文化。最终，文化优劣的评价标准只能通过一维化的经济统计方法来判断，经济优劣与文化优劣之间更为同质和顺畅的转换逻辑在改革开放后进一步被确立，并使中国村落地方文化难以避免地沦为拥有更强大经济绩效优势的城市附属品、而缺乏独立的主体性和自为性精神。
另外，村民自治作为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取向，主要有赖于乡村精英作用的发挥；而正是因为精英作用被过度强调，才导致出现了新的乡村治理困局：“精英俘获”。
在农业生产被全面纳入城市市场轨道的同时，农民群体中的精英迅速结成了丰富的社会资本网络，在这个资本网络体系内有权力、资本、媒介的共同交织，农民内部多元化利益诉求往往被拥有更强大社会资本网络的精英农民所左右，而广大的如同马铃薯一般原子化分散了的中下层农民群体则往往被排斥在社会资本网络之外，他们的主体性表达往往是无力、无能且无效的。这样，农村精英捆绑群体诉求，致“文字上移”具有舆论一致性。
第二，在地方教育发展的现实中，“文字上移”成为必然。
首先，农村教师“向城性”潜在流动率过高，使“文字上移”成为必然性的政策选择。
随着国家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的提升，政府大面积引入毕业于正规大学的毕业生进入到农村学校服务，但这批在城市中接受了正规化教育的农村教师无疑也具有了更多向农村外溢的选择空间，再加上工作环境、社会舆论、收入待遇以及农民分化等多重外在因素的刺激，农村教师职业吸引力不足。在笔者对四川芥县的调研中发现，大量年轻的农村青年教师仅仅将农村教师岗位看作是一个暂时的过渡岗位，他们对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并不感兴趣，反而成为了寄居于乡村文化城堡中的“考试专业户”，只要能进城，各种考试他们都会去参加。
事实上，农村教育发展的核心因素是教师，只有拥有了一批稳定的教师队伍，农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才会卓有成效。作为教育行政部门显然也很难阻挡这种教师向城性涌动的洪流，为了系统性地解决这种难题，教育行政部门难免会选择进行大规模地撤并农村学校，进而在县城举办大规模学校的方式来解决这种难题，因此“文字上移”具有非常现实的紧迫性。
其次，“人员编制短缺”与“事权增加”的二元悖论使“文字上移”成为必然性的政策选择。
中国农村义务教育在三十年的社会改革中实现了由“人民教育人民办”的乡村自给模式到“以县为主”管理体制和“各级政府共担”的公共财政保障模式的转变，该转变之所以形成源于中国财政结构变革中的三重发展困局：一是1994年中央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财力逐年逐级上收而事权层层下放的事实；二是2000年后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进，乡级财政自给能力不足从而不得不依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来保证公共管理的常规性运转；三是源于税费改革后，由于片面强调“以县为主”的财政供给，从而导致义务教育事权和财权不对等矛盾突出。财权的上移意味着管理权力也从乡镇上移到县级政府，而县教育行政部门作为县级政府的直接业务部门无疑也在这种教育管理重心上移的过程中承担了更多的事权，但事权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教育行政部门人员编制的增加。根据笔者的调研，县教育局人手捉襟见肘的现象大量存在。
县级教育部门面对日益复杂的常规性工作以及其他各种临时性和突发性工作，面对行政人员编制不足的尴尬现实，不得不加快推进学校的集中化步骤：一方面，将分散的农村学校大规模撤并，在城镇中实行规模性集中，从而减少管理幅度和层级；另一方面，将从学校借调锻炼过的教师安排到各学校领导班子中，从而使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命令进入学校更为顺畅，学校的行政工作也更符合教育行政部门的胃口。
总体而言，在当下中国整体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和思潮激烈涌荡的大背景下，从乡土中国走向离土中国，其最基本的表现，是中国人的生存样态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正是这一趋势决定了村落学校教育的“终结”，既然人的生存越发不依赖于乡土，人们生活的重心越发远离村落。
面向这一实际，乡村教育的唯一现实出路只能是走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统筹城乡教育发展道路。该道路无疑富于系统性和层次性，但核心则是在促进农村城镇化，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更多关注社会弱者和底层，关注阶层融入与适应，畅通社会流动渠道和扩大阶层上升空间，而不只是从经济发展与政治成本角度去进行公共政策设计和实践。教育行政部门面对现实的“文字上移”客观趋势，更应该有科学态度和行政魄力实施更为合理的教育布局改革，使乡村教育发展真正回归“常识”，或许这才是乡村教育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有所作为的统筹城乡教育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