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基本上实现了世界各大战略力量的平衡。尽管意识形态对抗和军备竞赛为特征的冷战时而引发规模不等的局部冲突，但总体上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了半个世纪的和平。20世纪90年代，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以东西方两大集团中一方的瓦解和另一方的扩张这种不均衡的形式宣告结束。由此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不对等的冷战结局激化了这种世界力量的不平衡在全球扩展。以战胜者自居的西方阵营更加笃信其价值观的全球性胜利，自恃独一无二的强大而乘胜推进、继续压缩对手的战略空间。这也成为二十多年后国际关系中仍然冷战思维当道、零和游戏盛行的重要原因。
全球化进程带来新的失衡
在全球治理观念尚未被普遍接受的背景下，在大国分歧管控机制尚未初步形成的条件下，全球化进程在造成各族群财富分配不平衡的同时，还在酝酿着各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不平等。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系和大国关系积累的矛盾与冲突的总爆发。
全球化语境下的大国分歧治理思路的话，那么以苏东集团解体为标志的冷战的结束，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新国际体系后再次积累能量的阶段性释放。然而，仅仅过去了才二十多年，新的矛盾已经迅速积累，大国关系急剧变动，意识形态对抗、军事实力竞争、地缘政治博弈，新确立的国际体系的相对稳定周期大大缩短。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不仅是缘于冷战结束后一极世界背景下建成的国际体系公正性和代表性先天不足，也缘于这一时期恰恰也是全球化在世界各地全面、深入发展的阶段。
世界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使得人类占有的以资金、技术、人员为基本元素的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流通、配置，并取得了利益最大化的显著效果。与此同时，世界各经济体、各族群在对传统资源的占有和新兴资源的分配上却出现了严重失衡。由于主导这一自由市场经济最高发展形式的力量是全球范围的效益优选，而不是资源和利益的平衡，故而伴随着经济全球化逐渐渗透到每个地区，这种现象也越来越突出地呈现在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面前。此外，全球化兴起初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和强大经济体凭借其先期占有的资源优势和制度优势，在获得全球化大部分红利的同时，还具有能够将其所遇到的风险轻易地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身上的能力。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里，由美国一种虚拟金融产品引发的次贷危机所掀起的全球金融风暴即是一个典型案例。这同时也是一个严重的警告，即在全球治理观念尚未被普遍接受的背景下，在大国分歧管控机制尚未初步形成的条件下，全球化进程在造成各族群财富分配不平衡的同时，还在酝酿着各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不平等。
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国际体系的调整往往同步进行，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与掌握制定国际体系规则的话语权亦相辅相成。财富分配的优势可以被很方便地转化为地缘政治上的优势，战略博弈的手段通常也与经济竞争策略相互交织。冷战结束时，苏东集团的解体给西方社会造成了一种“制度的优势”使其不战而胜的错觉。加之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顺风顺水，“改造非民主地带”被西方政治家们理解为保障世界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前提。然而，分布在不同地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保留着不同文化传统的国际政治主体分别有着各自对自身发展模式的理解。西方政治家们与这些国际社会成员的分歧恰恰由此发生。
事实已经证明，差强人意的“改造”、甚至形形色色的“革命”，造成的往往是更严重的动荡、衰退和冲突。很显然，如果没有冷战结束以来在军事战略上的围堵和地缘版图上的挤压，也就不会发生“乌克兰危机”这一严重冲击现有国际秩序的事件；如果没有西方在冷战思维支配下继续分化弱化俄罗斯的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苏联解体前后，美国领导人曾多次承诺北约不向东欧地区、尤其是原苏地区扩张），也不会有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绝地反击。如果主流国际社会成员仍然不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负面效应有所警觉，极端化的民族主义势必会被进一步激活。
极端主义思潮的兴起
近代以来，世界上的每一次现代化运动的实现，都会以一些族群和地区被边缘化为代价。当今世界的制度安排中，“中心”与“边缘”两种不同话语体系对接的困难，
2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引起各种类型极端主义思想泛滥的全球性原因。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另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就是不同族群文化间矛盾与冲突的加剧。在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交通、通讯技术空前发展的条件下，人类活动能力大大增强，各族群文化的生存空间在视觉上和心理上亦大大压缩。资金、技术、劳动力打破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球范围内空前活跃，这也扩大了不同族群文化间的互动和渗透。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世界民族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时期，它带来的巨大变化包括：一是原本存在于世界各族群文化之间的安全地带或缓冲区被大大压缩，甚至荡然无存，不同质文化间原先“井水不犯河水”式的状态被彻底改变；二是原有的族群文化区域的概念已被彻底打破，以固定的民族生活区域和传统的宗教传播区域来划分不同质文化格局的定式受到挑战甚至被部分地颠覆；三是不同质文化间的交融和冲突同时上升，而在文化认同与对立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利益分配方式。而以全球化和现代化领导者自居的发达国家武断地支配着世界文化关系的重构，有意无意间流露出对处于边缘地位的族群文化和宗教文化的不屑甚至歧视，更加强化了“文明冲突”存在的现实性与合理性。在这场已经开始的文化对撞中，不同的价值体系和不同的话语体系尚未找到有效的对接路径与对话方式，相互间缺乏理解与尊重的自说自话最终导致彼此冲突、甚至敌视。
2015年初发生在法国的《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其昭示的西方价值体系与伊斯兰教伦理观念上的冲突足以令人深省。西方社会崇尚的“绝对言论自由”在《查理周刊》有着典型的体现，它藐视一切威权主义的偶像，奥巴马、默克尔、奥朗德、叶利欣、普京等各国政要都可以是它笔下的漫讽形象，甚至欧洲人景仰的圣母玛丽亚、基督耶稣也可以在《查理周刊》上成为体现法国式幽默的角色。但是《查理周刊》的主编们却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即在坚持自己的价值观时，也应考虑到同一社会中不同族群受众的信仰和感受。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目前在全世界的信众已达到15.7亿，即使在欧洲的巴黎、柏林、马德里等中心城市也达到了居民人口的10%以上。虔诚的穆斯林反对偶像文化，当然更反对将伊斯兰教创始人、被穆斯林们奉为先知的穆罕默德用漫画方式表现出来。说《查理周刊》此举亵渎了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并不为过。当然，以非人道的恐怖袭击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是必须受到谴责的。但是，在《查理周刊》遇袭后，欧美各国政要在巴黎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声援“言论自由”的游行，而随后在东南亚、中东、中亚穆斯林国家出现“我们不是恐怖分子，我们是穆斯林”的主题示威，以及欧美国家一些右翼组织发起的“反伊斯兰”游行，恰恰说明了当今世界的制度安排中两种不同话语体系对接的困难，以至于其已成为引起各种类型极端主义思想泛滥的全球性原因。遗憾的是，这一起典型的“文明冲突”事件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深刻思考。
近代以来，世界上的每一次现代化运动的实现，都会以一些族群和地区被边缘化为代价。由于“欧洲中心”的历史与大工业和资本市场的历史同步了几个世纪，西方文明的强势传播也伴随着历次现代化进程在全球推广。拉丁文化、斯拉夫文化、基督教文化、东正教文化的全球性覆盖，至今亦是这种不对等文化交流的标志。值得总结的是，每当一种强势文化伴随着现代的产生方式进入一个不同质文化区时，势必会引起当地族群对自身文化和前途的担忧以至恐惧。这时，极端主义者大多会以本民族和宗教的辉煌历史反证西方文明引起的礼崩乐坏，以反全球化的思想抵制全球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这种非理性的逻辑更加剧了世界上众多族群对全球化的抵制心理。可以看到，无论是长年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同盟者抑或反对者的阿拉伯及东南亚地区，还是冷战时期曾经是对立阵营一部分的中亚、高加索地区，进入社会政治经济转型期后产生的诸多敏感问题，均转化成为极端主义实现社会动员的条件。
共同威胁面前的分歧治理
如何从全球治理的高度看待当今世界出现的极端主义思潮，如何采取标本兼治的综合性措施防止族群、宗教、文化冲突向更大的范围蔓延，已成为亟待当前国际社会、特别是负责任大国认真思考的问题。
2001年的“9·11”事件可谓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随后，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以反恐的名义开展了十多年的军事打击。然而，在今天，单纯依靠军事打击的国际反恐行动显然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南亚、中东原有的恐怖主义活跃区不仅没有被消除，“阿拉伯之春”后泛起的“萨拉菲全球圣战”运动、异军突起的“伊斯兰国”更是将国际恐怖主义威胁推向了一个新高峰。面对这些威胁，处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中不同地位的国际社会成员，却在世界性极端主义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判断上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影响着他们对极端主义现象的认知，也制约着应对共同威胁的国际合作。冷战后国际政治新秩序构建的公正性因此也受到极大影响，这些都大大弱化了国际社会与极端主义斗争的有效性。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大国博弈的烈度和广度不但没有随着冷战结束后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反而出现了为分化和弱化对手而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制衡与围堵。国际社会个别成员建立在利己主义基础上的实用原则，给世界各国维护地区安全带来了相当大的困惑。只要能够给对手制造一定程度的麻烦或风险，甚至可以毫不掩饰地更改和颠覆向世界各国及国际社会承诺的任何原则。在此情形下，如何从全球治理的高度看待当今世界出现的极端主义思潮，如何采取标本兼治的综合性措施防止族群、宗教、文化冲突向更大的范围蔓延，已成为亟待当前国际社会、特别是负责任大国认真思考的问题。
由于历史传统、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等的不同，不同国家对待当前极端主义问题的态度和立场存在差异本属正常。但关键的问题是，冷战结束至今在国际关系中大国零和游戏还在继续，将自身的安全建立在对手及更多国际社会成员威胁上的片面安全观也仍然盛行。这一现实不仅难以统合国际社会抵制极端主义的立场与措施，甚至一些分歧还会被大国在“后冷战时期”的博弈中所利用。在国际安全的共同危机面前，能否实现有效的分歧管控，构建可以保障国际社会多数成员基本利益的合作体系，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早日进入有序轨道，人类的良知面临考验。
2014年5月，习近平在亚信会议上海峰会上的发言中指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这里涵盖了三层意义：
安全应该是普遍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
安全应该是平等的，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有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垄断安全事务，侵害其他国家正当权益；
安全应该是包容的，应该把多样性和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安全合作的活力和动力，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并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
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合作，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习近平在这里强调的观点虽然是针对亚洲安全特点提出的，但是这一建议亦具有在全球树立新型安全观的倡导意义。随着全球化持续深入发展，世界安全环境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所有成员高度依赖的兴衰与共、安危与共的生存条件。放弃一己私利，理解彼此分歧，尊重利益关切，才有望打造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这是习近平在发言中引用唐代魏征《谏太宗十思疏》的一段策对，它体现了中国古代战略思维和传统价值观中的辩证思想，也是中国对待当前大国分歧存在和实现有效治理的基本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