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荣幸能有机会来查塔姆学会做演讲。我一贯期望能有机会同国际关系领域的同僚交流一些想法。与宏观经济学家相比，对于同一问题，你们有着不同的研究思路。我也想对我的老同事、老朋友，迪安•朱利叶斯和罗宾•尼布利特表示感谢，谢谢你们的邀请。尤其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查塔姆学会的主席亲自主持本场研讨会，这不仅显示出查塔姆学会对于经济问题的重视，还因为迪安•朱利叶斯自己就是一位能将现实世界中的经济和政治完美结合的杰出学者。这也正是今晚我将要论述的内容。
今天我想讨论的是世界经济未来10-20年的中远期问题，而不是短期的2-3年，更不是当前各国央行行长所关注的危机应对。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为了提醒每个人尽管近期的经济前景暗淡，但是我们还是会有充满希望的明天。这也一定程度上表明，我认为我们目前所做出的一些政策选择会对未来经济的长期发展造成影响。然而，我谈论中远期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我认为我们的理解存在隔阂（或者至少在我的理解范围内），因此我想发起一场积极的讨论。
一些学者通过有说服力的案例来证明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由“西方”向“东方”转移，并且以较慢但却在加快的速度由“北方”向“南方”转移（这些‘方向性’的标记意义各有不同）。目前，中国及其他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有密切联系的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被视为理所应当。至少从经济规模方面来讲，就应该如此。从对人类福祉方面来讲，也一定应该是这样的。
就目前来看，情况良好。然而，全球相对财富和收入的重要变化对于财政金融发展的影响尚不清楚。今天我想对这一值得探究的问题做更进一步的探讨。全球化的支持者会越来越多（反对的声音会越来越弱）。
当然，这种相对经济实力转移发生的背景是，过去十年间公共和私人债务的积累造成欧洲和美国经济要经历较长时间才能恢复。虽然金融恐慌已经结束，美国和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复苏也正在进行当中，但是西方国家和其经济外交政策的领导力仍面临巨大的风险。此外，包括美国及其他经济体在内的全球金融体系，并没有进行可持续的改革。由于债务的影响，未来几年间七国集团的经济增速及政府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应对危机的能力将会受到较大限制。总之，最近的发展形势加速了经济融合的长期趋势和美国霸权的衰落。重要的是，这将降低国际体系的缓冲能力，减少公共物品的供给。
前面的叙述似乎确认了西方的衰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兴起，但得出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尽管对于最贫穷的国家和发达国家来说，想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都是艰难甚至缓慢的，但根据实证经验，发达国家很少会经历持久的经济混乱。只要政治意愿和机制允许，大规模的财政债务也可以在数年内解决。至少在历史上，英国和美国都曾成功做到这一点。虽然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会由于危机而加速崛起，但并不足以在规模上迅速缩小同美国的差距，更不用说在科技和社会福利方面上的差距。所有的这些国家，或许除了中国，我们不可能期待它们在以下这些方面挑战美国的霸权：总量大、有活力和开放的经济；有利的人口动态；金融体系稳定并拥有全球性作用的货币；在国外部署军事力量的能力；吸引别国模仿的经济模式。
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在经济模式替代方面，没有谁能不提供替代方案却可以打败对方——共产主义的失败并不仅仅是因为其内部的收缩或者是花费巨大的军备竞赛，而是因为资本主义提供一个更为清晰可靠的选择。中国模式其实是某种程度上的美国资本主义模式（虽然没有高度的金融自由化）以及某种程度上的重商主义。
现在存在这样的担忧：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者小国家会从中国那里吸取经验，它们会认为通过本国货币贬值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提高外汇储备是明智之举。这会损害全球化并且导致对美国领导体系的更激烈争端以及不满。但这只不过是理论上的担忧，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例如巴西、印度、墨西哥、俄罗斯、南非和韩国并没有采取那样极端的方式。因此，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不同，那也是美国经济和领导力最后一次受到严重挑战的时候，现在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和印度，不会采取进口替代或者其他自我破坏和不合作的路径。
实际上，已经出现的并且很可能会获得更多影响力的是，国际上新的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全球化的支持者们。在最近几年中，新兴国家的人们在全球融合过程中受益最大。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些新兴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相对地位也得到了提升。因此，可能的发展趋势是在未来的数年中，对于经济融合的全球支持即使没有得到加强但仍然会保持强劲势头，正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一样，但是这一次美国无法再充当领导角色。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虽然支持自由经济秩序仍符合美国和西方的经济与安全利益，但是斗争将逐渐由促进发展中国家开放向维护发达国家内部支持自由经济秩序转移。
随着经济增长，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逐渐发现全球化符合他们自身利益（事实的确如此）。如果这一估计是正确的，那么西方的全球化支持者们的政策挑战是要应对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而不是由于美国支持或推翻现有国际经济体系而产生敌视全球化的想法。这是令人鼓舞的，因为这会让我们采取正常的经济外交途径，虽然也许会比过去三十年间美国的做法更为包容和混乱，但是却不会那么专横。这将会是长期以来被预言的后霸权时代中的历史性一刻。
我们在此前曾见过这样一个世界，全球经济融合伴随着绝对霸权的衰落和国际间直接冲突的交织，这样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曾在十九世纪末存在过，大致在1870到1910年间。在这一时期，英国的确具备一定领导力并提供公共物品，但是同时也清晰地认识到德国和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是自己的对手，以及在一些领域还要面临法国和俄国的竞争。在这一时期，具有经济影响力的民族国家追寻着自身利益，但是维护他们的自身利益既包括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化（或者维持业已出现的融合），又要维持现状不受非国家行为体的损害（包括恐怖组织、工人激进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力量）。
我并不是提倡要怀念那一时期，更不用说那一套价值标准。相反，我是在强调当时的国际环境和我们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很多相同之处，而且我认为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数十年。
这种世界局势下的经济启示值得关注。回顾1870-1910年间宏观经济的变化可以发现一致和相关的信息。尽管没有人能够非常准确地描述从那一时期到现在的情况，但是我认为在未来的几年里这一对比会更为明显，尤其是因为现在的主要经济体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好时代”时期的主要经济体有着类似的利益和意识形态。十九世纪末人们讨论地产利益，现在人们则考虑被政府保护的特许经营权（比如广告业、银行业、律师业、医疗服务业或者其他类似的行业）；那时候人们谈论交通费用降低带来的变化和威胁，现在人们则谈论互联网技术在今天所带来的影响。
那时候的美国就相当于今天的中国（那时候的英国就相当于现在的美国）。首先要认识到的是十九世纪末世界经济形势急剧变化。虽然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速是合理的，但是波动非常大。影响波动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所以失业率也在低平均水平不断波动。一定程度上说，这是由当时的货币体系造成的，即金本位体制。这种体制没有为央行（或者在美国没有央行的情况下）的稳定政策提供很多的空间，所以我们应该能够在未来避免一些这样的经济波动。
也就是说，那时候的一些经济波动是因为对价格稳定和预算准则的强调，这也适用于我们目前的货币安排。此外，那时候的一些经济波动也来自于实际的经济冲击，这也适用于我们目前的情况（二十一世纪初是一个幸运的缓解期）。像我们所看到的，主要经济体（那时候的英国和后来的美国）的平均增长率并不是很高，然而其追赶中的对手（那时候的美国和现在的中国）的平均增长率虽然有波动但属于高速增长。
在两个时期的经济中，实际的工资增长滞后于总体的经济增长（和劳动份额的减少一致），而且有时候实际工资和名义工资的增长都为负值。此外，一些人欢迎自十九世纪末开始的制度改革（减少名义工资增长但实际工资降低的情况），这在西方经济体已广泛实施，中国也几次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虽然最近中国的工资水平在增长）。但和许多人认为的可能相反，“镀金时代”是个技术快速发展的时期，而从今天的标准来看，即使是在增长速度更快的前沿经济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不高。我们期待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在未来几年会有所降低，但不会降到美国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时的水平。
更重要的一点是价格稳定、劳动力市场疲软和国际竞争激烈的世界并不能自动产生技术进步以及富裕和贫穷经济体的融合，可以归结为先决条件，但不会自动发展。
在这样的世界中，商业环境，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商业环境会如何呢？十九世纪末期，财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政府无法要求外国保护本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知识产权，想要把生产转移到国外或者甚至是进入国外市场的公司需要放弃它们之前所受到的保护。而如今从和中国的跨国交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跨国交易也有这种问题。和美国处于领导地位时知识产权得到保护相比，这是一个变化。美国处于领导地位时，大多数的市场属于安全上需要依靠美国或者同美国联盟的国家，那时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更容易被隐藏起来。
我们现在重新进入了那些权利的执行被削弱的时代，数字技术也支持这一趋势。全球供应链的发展会继续下去，但是每一个零件的生产过程都会被尽可能地分解然后又进一步地被分开。从两个层次的意义来说，这是跨国公司的防御反应：一是会减少由任何活动造成的知识产权的转移（包括品牌和其他附加值）；二是会降低因为某个地方减产而导致全球生产过程被打乱的脆弱性。跨国公司的这两个方面被当地政府征用的脆弱性也随着所在国的政治波动而增加。
由于缺乏一个稳定而具有强制力的霸权，世界的多极化，以及来自于现实经济波动的压力，在未来几年中，即使不会出现政治不稳定，也将会出现类似于十九世纪末期那样更大的政治波动。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为跨国公司的遭遇而感到悲伤——在与政府进行征税谈判中它们仍然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这一话题择日再谈）——但是从这个特殊的意义来讲，“旧常态”（Old Normal）会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和生产决策产生影响。作为管理层的考虑，政治风险只会从这里产生。
在我看来，影响现实经济中投资的政治风险不会延伸到货币环境。我知道有一些人正在担心如果不积极应对政府债务，那么我们将面临不受中央银行约束的通货膨胀。这些忧虑是没有根据的。从近二十年前的我发表第一篇文章时起，我就提出，由于那些拥有独立央行的社会存在针对通胀的有效办法，因此独立的央行会追求中期的价格稳定。现在情况依然如此。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正如所实施的政策和选举上台的政党所反映的那样，劳动者们和新兴市场国家对于通货膨胀的政治反对已经加强。虽然有很多人负债，但是当今的意识形态并不会原谅债务人，而且对于政客最具有影响力的利益仍然是政府的稳定收入和放款人角色而非借款人角色。
此外，世界范围内各国央行的职责和实际目标是维护价格稳定——对于过去十年间央行失败的分析，如果归因于过于简单的货币政策是错误的，归因于过于松散的财政监督则是正确的。还没有人就纷繁复杂的中期货币优先事项提出一个有影响力的论断。从这个意义上讲，十九世纪末的情况为未来几年的货币环境提供了一个相关的对比。虽然非常幸运，我们不会重新采用金本位，但是我们依然并且仍将处于一个在许多重要方面和其类似的机制，这种机制存在于所有相关的主要经济体当中。货币政策的挑战将会是面临实际的而不是名义的波动时，让通货膨胀的水平保持稳定，这些挑战来自于长期持久的相对价格变动（之前是商品现在则是能源）和短时期内更强烈的实际冲击（以前和现在都是自然灾害）。
就其自身而言，物价稳定能够不通过稳定信贷周期就可以实现，并且物价稳定这一单独因素也无平滑信贷周期。物价稳定的偏差需要通过大的不可预见的冲击得以调整并且这些偏差变化不定——通货膨胀的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情况是少见的，因此同样长期持久的通货膨胀也是少见的。如果十九世纪末是个先例的话，那么实际上未来的通货紧缩会比已经过去的最近时期更为频繁地发生。
考虑到这些因素以及相对经济中心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事实，一个领导性的全球货币将会出现，但已不会是单一的主要储备货币——就像1870-1910年间英镑、美元和法郎共存一样，这些货币都有各自的拥护者。至于金本位，一些面临极端短期调整的国家会临时叫停或者贬值。但是拥有主权的债权人会重返被认可的货币政策，并且清晰地区分和实施标准。
与其他货币和经济体的货币当局相比，政策的可信度是首要的考虑。政府在发行本国货币和偿还债务时所拥有的超级权力会继续被更广泛地分享但收益会不断削减（这是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AAA评级国家才有的）。在主要的经济体中，对于汇率的干涉会变得更具防御性，以防止货币快速贬值或者快速升值，而不是着眼于低估货币价值来操纵货币。这些都假定在一个比我们今天更具有资本流动性和国际多元化的时代，从而更接近十九世纪末的情况。
我的最后一个关于资本流动性的假设或者主张听起来可能十分令人怀疑。很多研究最近经济危机的观察者都认为巨额的资本流动和逆转是导致国际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存在这样一种解释，政府利用低估本国货币来积累官方外汇储备是应对金融危机是一种自保行为。以中国为首，这种应对方式在1997-1998年的经济危机后在东亚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十分流行。然而，我认为那种积累外汇储备的时期将要结束了，我们将要进入跨境私人投资多元化的增长时期。
从根本上讲，投资者多元化的动力在逐渐增强。与新兴市场国家和一些跨国公司发行的债券相比，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政府债券的相对吸引力正明显下降。西方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宏观经济周期和长期增长趋势即使不是分离也正在逐渐的分散。新兴市场国家中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中产阶级的规模曾逐渐扩大，这增加了这些经济体政府面临的压力，迫使政府更为负责地使用从人民那里收取的钱（如政府储备），并提升货币购买力。
新兴市场国家（“南—南”）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正在迅速地加深，同时这些经济体债券市场的透明度和交易水平也正在提升。同时，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和证券市场的相对优势正在缩小。除了这些变化之外，还有从西方国家储蓄者向新兴市场投资者转变的“下坡式的”资本流动这一长期经济原因——从本质上讲，“上坡式的”资金流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霸权和第三世界糟糕的经济体制共同产生的暂时性结果。
“镀金时代”的西欧和美国的资产阶级懂得通过国外实现投资组合多样化。在这一点上，我们和我们的父母一辈望尘莫及。我期望全世界的中产阶级在未来的几年里会发现他们自己正在实践这一经验。根据我的评估，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对政府债券的持续需求实际上会支持而不是削弱多元化的趋势。我不喜欢“金融抑制”这一词语——一个人的金融抑制是另一个人的审慎监管，因此这个词语的负面含义并不总是合理的——但毫无疑问的是政府会通过某种方式增加国债的资产份额。然而，这正是1870-1910年间的情况，这一趋势不断增长引发冲突并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
综上所述，过去的国际多元化和资本流动的规模比现在更大。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认为，在十九世纪末有一些因素发挥了作用，这些因素在未来的十年或者二十年中也会发挥作用。
第一，从投资组合优化的角度来看，如果投资者被迫承受更多的与国内周期和回报上限相关的国内政府风险，为了获得风险补偿，他在资产多元化和追求高收益方面会更加激进。第二，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吸收大规模资本和建设基础设施项目会带来增长机会，这会促使这些国家给国外投资者发行债券并使二者相互促进。第三，大多数小型投资者和工薪个体在最近的繁荣和萧条周期后在股票和房地产领域会更倾向于规避风险或者尽可能回避，这就给金融中介机构机会以低成本吸收资金，通过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选择获利。
这些金融中介机构更多的会是跨国公司和主权基金，他们会在国外进行多元化的长期投资，商业银行也会增加风险投资。这听起来应该非常像十九世纪末的情况，投资者的野心和老练远远超过普通的储蓄者，但是我同意政府应首先限定小型储蓄者资产的投资项目和范围。
从资本回报和资本流动的方面来说，这样的投资环境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在“旧常态”中，长期的政府债券拥有相对稳定的名义收益率，部分反映了强制的资产量和购买力。考虑到通货膨胀是在一个低水平附近波动，虽然实质收益可能非常不稳定，但这通常可以使主权债务持有者获得小规模收益。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国内股票的实际收益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趋势非常不同步。19世纪末，美国股票市场的实际收益和波动性比英国股票市场要高很多；根据推测，这种情况同样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也会相应地发生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我希望我可以对比企业债券的表现，但是实际上非常难以获得可比较的数据。）
十九世纪末，由于大英帝国和伦敦金融的主导地位，英国的资本外流极其严重。英国和伦敦当时的地位是当今的美国和纽约所无法复制的。然而，重要的一点是，即使在资金外流的波动期，他们也有收益。在这段期间，作为投资目的地的美国却保持着资本账户零差额，不得不说这是令人惊讶的；但是考虑到美国是霸主的对手，它也在邻国进行对外投资，这就易于理解了。因此，当时美国在“旧常态”下的剧情将悉数在中国上演。
“旧常态”可能带来更多的地缘政治启示。进行精确的历史类比总会是有瑕疵的，这不仅仅体现在细节上，更多的是在大方向上。然而，这种类比对于我们的理解现实问题非常重要，也为我们的进一步分析提供了有益的方向。我希望你们从我的演讲中得到的主要结论是：在未来的数十年中，国际经济会回归我所说的1870-1910年间的“旧常态”。
以国民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市场一体化为形式的全球化将持续发展，并将得到新兴市场国家的更多支持；
以经济主导为特征的美国霸权削弱，世界格局朝多极化发展，国际经济体系严格执行规则的力度将弱化，经济波动加剧；
对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物权的侵犯将对全球劳动分工产生显著影响，也将加强多极化和收入趋同趋势；
价格总体将保持稳定，由实际冲击造成的较低水平通货膨胀的剧烈波动和不时发生的通货紧缩相伴随；
将会出现多种具有全球交换或储备功能的世界货币，并且由此所带来的低利率收益将会减少；
国际多元化的投资和资本总流量将增加，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账户将趋于赤字或者平衡。
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是一个朝着不受约束的市场发展的故事，对此我仅是予以预测，绝非推荐或给予赞同。这一时期与19世纪末的政治状况有诸多潜在的相似之处，例如广泛的劳工抗议，为维持现状与“变革者”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协调，为争夺市场与资源的帝国主义竞争，当然，还有阻碍国际一体化最终促使一战爆发并被哈罗德•詹姆斯称为“全球化的终结”的政治限制。
从20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国家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变化远不止经济层面，还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民主的传播、大国间形成的核威慑、在包括新兴市场国家中建立的安全网和福利国家制度，以及对抗帝国主义的有力屏障。
我希望今晚的发言能对在座各位和其他杰出的国际关系学者带来一点启示，去思考回归“旧常态”的全球经济将如何影响当今的国际政治。我认为应从国内政治的反应入手，而非一厢情愿的期待形式上的国际体系的出现和协调。经济利益从来不是决定地缘政治的唯一因素，但它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正在衰落的西方世界如何迫于压力回应（或不回应）不断壮大的全球中产阶级的行动。
注：本文为时任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亚当•普森（Adam S.Posen）于2012年1月12日在查塔姆学会（Chatham House）的演讲。原文链接：http://www.chathamhouse.org/sites/files/chathamhouse/public/Meetings/Meeting%20Transcr ipts/170112aposen.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