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经济迎来顺风期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过去7年，目前欧盟经济状况如何？
格罗斯：欧盟经济整体而言还不错，但是成员国之间差异较大。出口强劲、公共财政状况良好的国家，如德国和北欧国家，经济状况较好。一些新近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面临严重危机，但复苏状况不错。欧元区除了希腊之外，多数国家经济都在复苏当中，但法国和意大利经济目前处于停滞状态。
《中国社会科学报》：5月5日，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欧洲经济预测（2015年春季）》指出，欧洲经济正在经历“顺风”期，经济前景仍有较高的不确定性，但总体风险大致趋于平衡，各种短期因素会进一步刺激欧洲经济。根据该预测，2015年欧盟的实际GDP将增长1.8%，欧元区将增长1.5%，2016年这二者的增长率将分别达2.1%和1.9%。您是否赞同？
格罗斯：欧盟委员会的此次预测在很大程度上是大家的共识。所有曾经阻碍欧洲经济尤其是欧元区经济发展的因素如今效力大减，欧洲的风险溢价已经大幅下降，银行资产负债表强劲许多，紧缩政策已经停止，油价也降低许多。所有迹象均表明，欧洲经济正缓慢走出衰退期。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欧洲经济如今已充满活力，而是在经历了长期的衰退后，其不利因素已经减弱。
《中国社会科学报》：欧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弗兰斯·蒂默曼斯（Frans Timmermans） 表示，欧盟目前急需稳健的财政政策、更多的投资以及结构性改革。您对此有何看法？您认为欧盟经济复苏的关键是什么？
格罗斯：稳健的财政政策、更多的投资以及结构性改革都是欧盟所需要的，但问题在于如何实现。目前，欧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推进欧元区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如稳定与增长公约及近期推出的欧盟财政协定等。尽管它们并不完美，但是发挥了一定作用。欧盟，尤其是欧元区的财政赤字已经大幅减少，德国甚至出现了少量盈余。相比而言，增加投资、实行结构性改革的难度要更大一些。
投资方面，欧盟大部分投资是私人投资，占到了九成，而政府对此影响甚微。所以，欧盟实际上很难采取什么措施来增加投资，而只能采取间接手段。在欧盟层面上，推出了容克投资计划及资本市场联盟以促进投资；在欧元区层面上，欧洲央行推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可以视作一种促进投资的手段。
结构性改革是欧盟的第二大关键政策目标。但是，实际上欧盟可做的非常有限。目前是通过“欧洲学期”（European Semester）机制进行协商和协调，所有的成员国将改革的计划提交给欧盟总部进行审查，然后欧盟再针对计划提出建议。从理论上讲，这好像是强有力的，但是现实却并非如此。因为成员国大多没有认真对待这一机制，而且他们只把自己有意为之的计划提交给了欧盟总部。一些成员国提交的改革措施甚至是倒退的，而欧盟还不敢批评。
美量化宽松模式不适用于欧洲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容克投资计划如何评价？它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格罗斯：这个计划不大可能发挥太大的作用。从理论上说，容克投资计划是新一届欧盟委员会经济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应该能够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增加3000多亿欧元。然而这不太可能成为现实。因为该计划建立在160亿欧元风险资本的基础之上，需要扩大20倍才能达到目标。然而，欧洲大多数基础设施工程的主要障碍不是资金缺乏，而是政治及监管阻碍。容克投资计划预计会为欧盟降低5%的风险，但这只是很小幅度的降低，最终能产生什么作用依然有待观察。此外，从长远来看，我们不应只是强调投资。强调投资是因为人们认为欧洲存在这方面的缺口，而实际上，投资缺口并没有那么大。总是拿现在与2007年时信贷繁荣的顶峰状况相比是不合适的。目前，劳动力增长变缓，甚至负增长，而整体生产率也在降低。受到这双重因素的影响，欧元区潜在增长率下滑很多，所以其投资率将持续低迷，可能会一直都比不上信贷状况达到峰值前的正常水平。
呼吁增加投资表面看来很有号召力，而且使整个欧洲都误以为投资是经济复苏的关键。人们认为，增加投资就能够增加资本存量及产出，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投资也是有代价的。在一些国家，公共部门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很低，以至于它在公共债务方面付出的代价要多于它带来的收益。基础设施投资并不像有的人想得那么简单，它需要精心的策划及良好的执行。
《中国社会科学报》：很多人认为欧洲央行采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谓期盼已久、姗姗来迟，但是也有人认为其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有的甚至认为它只是在为欧洲的政客们争取一些时间。您如何看待这一政策？
格罗斯：我觉得这一政策的作用被过分高估了。在欧洲央行宣布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后，欧元区的利率及通胀预期确实有所下降，但是在经历了最初的兴奋期之后，利率又回到了之前的水平。当短期、中期利率已经趋近于零，中央银行为了降低长期利率会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一非常措施，期望通过降低长期利率而促进投资。然而，欧洲大多数企业部门的投资是通过银行贷款，其期限通常都不是很长（大多不超过5年），因为银行本身几乎没有安全的长期融资资金。而且由于银行的这种金融结构，大部分的长期银行贷款都采取浮动利率，因此，债券市场降低利率对企业部门的融资情况影响不大，也不会对欧元区的投资产生很大影响。再者，已有大量的文献表明，促进投资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增长或者是增长预期，而利率充其量只是发挥辅助作用。这也就意味着，货币政策不太可能对投资有很大影响。量化宽松政策也可能推高房屋和股票价格。但是，这对提高欧洲需求也不会有多大影响。总而言之，对于欧元区这样基于银行融资的债权经济而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能够发挥的作用其实很有限。
《中国社会科学报》：很多专家指出，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不适合欧洲，您认为欧洲需要什么样的货币政策？
格罗斯：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内，所有的信贷必定会有相应的债务。但是从各个国家来看，情况却并非如此。一些国家有大量的外债，而有的国家则是很大的债权国。美国和德国的情况就刚好相反。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已超过30年，而且美国还享有“过度特权”，可以发行以本国货币结算的债务。美国居民的外债超过7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都是以美元的形式出现，这就意味着，美国降低利率整体而言对本国有利。而像德国这样的债权国，其利息收入就会下降。而且在股权方面，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处于净债权国的位置。这意味着降低美元利率将为美国带来双重红利：美国支付给其债权国的还款减少，而美国对外股权资产的价值却上升。欧洲大多数企业部门的投资是通过银行贷款，而美国有更大比例的投资是通过发行债券进行融资，这比银行贷款的期限更长。尽管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欧元区南部的国家，政府可能会受益于较低的利息负担，但是欧元区工业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却不太可能得到更多信贷。
此外，在美国，当房价上涨时，美国民众可以把自己的房产当做取款机，但是在欧洲就不可能。欧洲的银行不会基于客户房屋的净产值而提供消费贷款。所以，尽管在最初阶段，欧洲央行购买债券带来了债券及股票市场的短期繁荣，但人们难以对欧元区的量化宽松政策报以太大的希望。
危机暴露欧元区结构性缺陷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欧盟在致力打造资本市场一体化。您认为它主要面临哪些障碍？有专家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至少要花上三年五载，您怎么看？
格罗斯：资本市场一体化进程所需的时间远不止三年五载。因为各成员国的立法及金融系统相差迥异，而且这些差别会持续下去。目前，在欧盟范围内有三大机构负责对各成员国内的保险业、银行业、规范市场、保护消费者等方面的监督工作进行协调。要建立资本统一市场，就要求加强监管合作、创建可执行的规则，而这又需要强有力的机构。在国家层面上，我们或许已经建立起了良好的机构，但是我们还需要在欧盟层面上为相关发行者、投资者及中介机构设立规则。而目前的现实是，很多新上市公司，至少是其零售部门，仍然主要针对国内市场。这一点就已经充分说明，这些条件在欧盟层面上还远未得到满足。如果欧盟真的认真对待资本统一市场，那么就应该加强已有的相关机构建设。但是，现实情况却是欧盟削减了这三大机构的预算。这清楚地表明欧盟有其他优先考虑的事情。
《中国社会科学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指出，欧元区必须针对该问题进行结构性调整，因为欧元的诞生不仅意味着一些国家可以通用一种货币，还意味着各国使用了一种无法控制的货币， 使得调整机制中最重要的利率和汇率无法正常发挥调控作用。此外，他还建议要停止紧缩政策，否则欧洲经济将难以真正恢复。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格罗斯：加入欧元区的国家的确是失去了利率及汇率这两项重要的调整机制。不过，汇率不仅是一项调整机制，而且也可以成为冲击的来源。这是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的惨痛教训。当时的利率水平甚至比现在欧元区危机中的峰值还要更高。在理想状态下，开明的政府能够通过调整利率和汇率而完美驾驭经济，使之远离经济衰退和危机，而欧元区的现实与这种理想状态的差别却很大。
实际上，在这场近7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中，欧元区暴露了自己的不足。欧元区的金融市场未能得到足够的管控，而且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机制确保银行体系的稳定，而这些缺陷又尚未得到纠正。不过，目前欧元区的管控已经有所加强，而且银行业联盟也已经建立起来，有欧洲央行对所有的大银行进行监管。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欧元区的治理结构已经有所改革。
欧元区的紧缩政策目前已经结束了。当时对于一些债台高筑的国家而言，实行紧缩政策也在所难免，因为他们甚至一度处于无法在市场上销售债券的险境。随着经济复苏，欧洲的公共财政已经稳定。
欧盟目前不可能修改条约
《中国社会科学报》：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对欧盟一体化进程产生了不利影响。欧盟理事会原秘书长兼欧盟前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表示，尽管欧盟一体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如今受经济危机影响，成员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作为欧盟的一员所付出的代价比收益更大，进而要求更多的“国家主权”，希腊大选结果就是一个例证。此外，欧盟内对于移民问题也存在较大争议。您认为该如何应对这个问题？
格罗斯：实际上欧盟对此基本上无能为力。每当经济出现问题，就总会有人被问责。在过去的10年里，欧盟的受欢迎程度也随着自身经济状况的变化而起起伏伏。此外，欧盟还因为很多外部世界带来的问题而受到指责，比如移民问题。实际上，欧洲的人口结构老龄化，对外来年轻移民有所担心也在所难免。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数欧洲国家直到近期才形成同质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但是随着移民的进入，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对相对贫困的人口而言带来了变化及挑战。
但是我们同时也不能忘记，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本国政府甚至比欧盟还要不受本国民众青睐。而且，欧盟内有越来越多的人更加认可欧元的积极性。即使在希腊，尽管有的人不愿意为使用欧元而付出代价，绝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留在欧元区。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的欧盟成员国基于国内的一些意见，也提出了修改欧盟条约的要求。您认为其可行性如何？
格罗斯：这在目前来说是不可能的。在许多国家，修改条约都不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而且，目前几乎没有修改的必要性，没有什么紧急的问题非得通过修改条约才可以解决。不修改反而有利于促进一些成员国如意大利、法国等的投资及结构性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了抓住数码科技带来的重大机遇，促进增长及就业，欧盟还致力于打造数字化统一市场，并于5月初发布了数字化统一市场战略。您如何评价这一战略？
格罗斯：倘若数字化统一市场真的建立起来，确实可以为欧盟带来很大收益。但我对于欧盟委员会目前的数字化统一市场战略能够发挥何种作用持怀疑态度。可以说， 欧盟委员会的这一议案是有用的，但是还不足以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数字一体化市场。
欧洲尚未意识到中国技术的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报》：整体而言，目前欧盟所采取的所有重大举措，包括容克投资计划、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资本市场一体化、数字化统一市场等，对欧盟的意义有多大？对中国又有何影响？
格罗斯：目前，欧盟所采取的所有重大举措都不可能会对欧盟经济增长产生极大的推动力。容克投资计划仅仅注入160亿欧元的风险资本，不可能对欧洲基础设施建设产生很大影响。改革并统一欧盟的资本市场，从长远看来可以对欧洲产生较大推动，但是可能需要10年才能看到成效。如果能够实现真正的资本统一市场，那么欧元区将有望出现更加深入而统一的金融市场。欧元有望真正挑战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这对中国、对人民币的国际角色也将产生影响。数字化统一市场方面，尽管欧盟委员会做了很多努力，但是仍然可能会处于零散的状态。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些欧盟成员国也加入了亚投行。您认为亚投行对他们及亚洲将会带来什么影响？
格罗斯：亚投行表明中国可以在塑造国际金融体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可以更好地利用自己的巨额储蓄。在亚洲以及亚欧之间都有大批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目前在亚洲已经有较为充足的储蓄金，所以对于基础设施投资而言，资金的缺乏不是最主要的问题，而亚投行能够承担的贷款也只是金融市场贷款的一部分。真正的问题在于找到具有经济意义的项目。亚投行在选择投资项目时一定要有严格的质量控制，这样，它将会对其他的发展银行及私营部门投资者形成真正的竞争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希望在欧盟投资的中国企业有何建议？如何消除可能存在的一些误解及壁垒？
格罗斯：各个欧洲国家都在争相获得中国的投资。与美国不同的是，对于中国成为强劲对手的担心在欧洲没有那么严重，中国企业在欧盟进行投资的壁垒相对来说要少一些。但是中欧双方在很多时候还是会产生误解。在欧洲，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中国的技术已经取得长足进步，而且也日趋成熟。因此，欧洲很多人只是期望他们的中国合作伙伴提供很多资金，对于中国提供技术却几乎没什么期望。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但是这种误解很可能还将广泛存在。
《中国社会科学报》：整体而言，您如何看待中欧双边关系以及双方在经济、能源、安全及一些全球事务方面的合作？
格罗斯：中欧双方有共同关心的问题，如能源安全及全球变暖等。尽管中欧之间没有重大的地缘政治问题，但是目前双方似乎更倾向于并行发展，而合作交流还不够坦率。况且在欧洲内部，很多方面还不够统一，比如能源政策仍然是以国家为主，有的欧盟成员国想要逐步淘汰核能的利用，而有的成员国却想要增强核能的角色。我预计，中国与欧盟之间的直接合作关系仍将局限于贸易、投资、全球变暖、金融合作等方面。不过，在其他领域，中国与欧盟单个成员国（如德国）的双边关系将会更加紧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