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胜利日阅兵的举行，中国的大国地位再次得到了世界的承认与尊重。这场盛大的阅兵，一方面展现了中国强大的国力、军力与意志力，另一方面也再次重申了中国作为二战后世界性大国的道义基础。近年来，中国在国力上的快速增长已经取得了世界的公认，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树立我们在世界上的威信，这是一个重要的新挑战。
力量是建立秩序的条件之一，威信则通常是秩序建立的最后结果，而力量能否顺利转化为威信，则取决于崛起大国与既有秩序之间微妙的博弈。
三类大国
就今天人类世界的现实而言，所谓大国大致可分3个类型。
其一为全球性的大国，某种意义上，它虽然身处于民族国家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中，却仍然保持着普适性的帝国特征。曾经的英国、苏联与今天的美国，就属于这样的大国。要作为全球秩序的领导者，不仅要有经济、武力的优势，也要能够为世界提供秩序与安全，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危机的时刻，展现霸权的信誉。最典型的莫过于英国为维护地区均势，而对俄罗斯发起的克里米亚战争，苏联为保证东欧阵营的完整，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以及美国为了维护中东秩序而对伊拉克吞并科威特的武装干涉。
全球性的帝国通常难以接受失败，因为任何一次失败都可能成为其他挑战者希望效仿的先例，在很多时候失败会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出现，直至帝国的解体。然而问题在于，即便是全球性的帝国，其力量也是有限的，在很多时候，它必须仔细权衡是否要为所有的挑战都赌上自己的信誉。如果它不理智地选择了不计后果的赌博，那么很多时候它就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掉进泥沼，从而迅速地削弱自己的霸权信誉。比如苏联在阿富汗的冒险，又或者美国给叙利亚划的“红线”。而当一个全球性的霸权国家由于力量衰退而无力独自维护自己的霸权信誉时，它很可能会转型成为依靠某种秩序而存续的大国，它不再是秩序的决定者，而是成了秩序的共存者，通过与秩序之中的其他大国的均势存在，来获得大国的权威。
其二，大多数的大国都是这种“秩序之中、均势之中”的大国。它们与秩序以及其他大国形成了某种资源、权威的交换机制，通过参与世界秩序、提供某些公共服务，以及协商一致的集体行动来获取权威。
一方面，一些世界性的大国由于力量的消退，逐渐从引领秩序的霸权者回到了均势的秩序中。二战后的英国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它正逐步从世界性的大国向区域中的大国转变。美国在近年来对于巧实力的运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从世界霸权巅峰上衰退下来的趋势。当然，并不是所有从全球性霸权国家位置滑落下来的国家都能顺利融入均势格局，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就是一个反例。它仍然具有全球帝国的雄心，试图获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位置，可是没有足够的国力来支持。它抗拒现有秩序对自己的约束，却无力提供替代性的秩序来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并由此陷入了无法摆脱的战略困境。
另一方面，一些上升中的大国，却通过融入世界秩序，以借力的方式获取自己的大国权威。这其中最为成功的例子是德国。然而，并非所有上升中的大国都能顺利融入世界秩序，因为所有既存的秩序往往有利于既得利益者，而非新来者。要在融入秩序中，逐步获得大国地位，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博弈过程，并借助于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一个大而穷的国家，逐步成为实力雄厚的大国，某种意义上，走的就是这条韬光养晦的路线。当然，这也依赖于9·11之后美国反恐战争带来的全球秩序动荡，中国充分利用了这段机遇期实现了国家的崛起。今天中国与美国在南海以及东南亚地区的角力，正反映了美国试图重建亚太秩序而与作为既成事实的中国影响力之间的紧张关系。
其三，还有一些国家是游离于现有秩序、甚至挑战现有秩序的大国。由于依附于现有秩序的有很多其他上升中的大国，那些拒绝融入的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通常会被视为地区秩序的挑战者，而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与风险。从人类的历史来看，一战、二战的德国，二战时期的日本也是如此，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伊朗也曾经试图扮演这样的角色，而所谓伊核问题，其实正是伊朗的大国野心与国际秩序博弈的一个关键点。
两种约束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如何进一步树立大国威信，取决于中国的抱负。我们要成为真正的世界性大国，就要不仅能够为全世界提供公共服务，以实现替代现有秩序的新秩序，而且还要有能够超越多元性、地方性的世界性的信念与价值。从目前的态势来看，亟待我们努力去做好这些方面的准备。
与美国试图掩饰其文化特殊性而提出全球性的信念不同，现代中国的价值理念是一个将普适性的社会主义价值本土化后的产物。强调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强调中国国情与历史的独特性，最终让社会主义革命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内核相结合。这种结合突出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在由革命的政党向执政的政党转化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治理艺术与价值理念的复归，最终表现为“礼法共治”的政治理念。这种向传统的复归，必须考虑治理的内部化、地方化与特色化，及其对中国走向世界性大国的约束因素。
更为重要的是，还必须考虑中国所处的地缘环境。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性霸权，重要原因在于其处于远离世界战场的北美洲。尽管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古巴等国家不乏冲突，但美国并不存在周边安全问题。而中国则面临着一个无法整合且高度复杂的周边环境，不仅是东亚的分裂，而且还有印度、中亚以及麻烦不断的东南亚。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近现代以来的多次惨烈战争（抗日战争、朝鲜战争、冷战、越战、中越战争），中、日、朝、越这4个传统意义上儒家文化圈的最重要国家，实际上并不融洽。
一条新路
对于中国而言，现在更为实际的是，在亚太秩序中树立大国的权威。稳定周边秩序，处理好与周边的关系才是中国面临的最紧迫问题，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也正是本着这样一个大周边的思路。中国正在以自己独有的人力优势，对亚太地区的公共服务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发达国家不愿涉足的许多“一带一路”国家，中国的大国威信正在从道路、港口、电厂等基础设施中得到实实在在的体现。某种意义上，“一带一路”的推进，正成为中国以大国的姿态建设性融入世界秩序，利用世界秩序、进而改变世界秩序的开始。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以填补空白而非挑战现存秩序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周边新秩序。
但这样的一种努力也面临着挑战：一方面，以经济为纽带的一带一路，并没有解决中国本土化的信念与周边区域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在中亚、西亚方向，世俗化的中国还需要丰富自己与伊斯兰社会打交道的经验，也还需要能与伊斯兰世界共享的价值与信念；另一方面，中国在周边地带的大国权威仍然面临着不完整的问题。资源、信念与安全，往往是建构秩序、树立权威的基础，而中国必须在经济资源上，发展更全面的影响力。最重要的是，中国周边的秩序仍然处于一个动荡的整合阶段，尽管很多国家受惠于“一带一路”，但是却对中国在地区秩序中的角色仍然抱有怀疑、戒备的心态。毕竟，亚洲地区没有经历战后欧洲地区的一体化整合，虽然存在着诸如东盟、上合、南亚联盟等国家组织，但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却远较欧洲激烈。在这种大环境下，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与资源，才能打消其他国家的疑虑。
因而，中国大国权威的树立，实质上是一个世界尤其是中国周边地区对中国快速崛起“适应”的过程。当周边国家适应了中国的强大，中国也就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大国权威。当然，在很多时候，这也取决于中国社会是否能够适应中国的崛起。从根本上讲，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可以为亚洲地区、乃至全世界所接受的共同信念。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并不缺乏这样的资源，比如我们的仁义、王道与大同。如果中国的大国之路始终无法摆脱西方政治话语下的地缘困境，那么也许以中国的精神来重述世界，中国将树立起我们在世界上真正的大国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