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谈起智库，人们总会谈到美国智库，尤其是那些耳熟能详的美国知名智库。的确，美国智库以其数量之众、影响力之大，在世界上可称独一无二，亦常为人所羡。还有一些颇具国际性的智库亦然。早在上世纪80年代，曾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就是在看到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发展成为颇具影响的一流智库后，才深感羡慕和刺激，后来在日本东京创办了世界和平研究所（其英文名称转译为中文即是“国际政策研究所”）。
美国智库的影响力，当然是若干条件共同造就，如美国的国际地位、英语的普遍性地位、美国标新立异的文化、私人基金会的发达及其灵活的人才流转机制等，都是其中原因。有些因素是其他国家能够学习的，有些因素则很难学到。人们以肯定和赞赏的态度谈论美国智库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容忽视的是，其实，美国智库也有另一面，或者说不那么光鲜的一面。
智库具有党派性
很多美国智库都标榜自己是“非党派的”（non-partisan），以显示其公共政策主张着眼于整个国家或社会，而不是仅反映某个政党的主张或需要。然而，美国的意识形态光谱存在左右两极，近几十年来，两者之间展开了堪称激烈的“思想战”。要想打赢思想战，那就得请来智囊团，于是美国的智库便卷入其中，成为这一思想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党派性也应运而生并凸显出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具有相同或相近思想倾向的人们会自然地走到一起，党派性和与之相应的阵线也愈加分明。
譬如，就美国的老牌智库而言，处于政治光谱右端的美国企业研究所（AEI）与共和党关系密切，处于左端的布鲁金斯学会则是民主党人的大本营。而美国新兴智库的党派性更是愈演愈烈。比如，成立于1997年的新美国世纪计划 （Project for New American Century）智库，创立者目标是要使21世纪成为新的美国世纪，主要成员包括当时哈利伯顿公司的迪克·切尼、曾任职于共和党政府的唐·拉姆斯菲尔德以及保罗·沃尔福威茨，都是领导伊拉克战争的鹰派人物。
小布什入主白宫后，以新保守主义为代表的右翼思想及其主张在美国政策圈大行其道，其表现是新美国世纪计划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等智库日益“扬眉吐气”。白宫发布的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全面反映了新保守力量的政策，直至发动伊拉克战争而达到顶点，这场战争标志着新保守主义在思想和实践上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聚集在新美国世纪计划和美国企业研究所周围的这批力量，本意是野心勃勃地要使21世纪成为新的美国世纪，结果事与愿违，伊拉克战争使美国国力大损。受此刺激，科特·坎贝尔辞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副总裁一职，在民主党“金主”的支持下，与米歇尔·弗卢努瓦共同创办了“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CNAS），就连这名字也显示了与新美国世纪计划“对着干”的意思。CNAS成立于2007年2月，根据其自我定位，中心的使命是开发强有力、务实和有原则的国家安全和防务政策，促进和保护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坎贝尔后来在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中出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同样出于对美国战略与政策方向发生严重偏差的不安和担忧，富有的民主党人士还决定出资建立别的新智库以扭转思想风向，以便为国家提供在他们看来最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选择和政策方案。
游说型智库越来越多
2008年11月，美国争夺总统大位的选举即将举行，两党候选人全力冲刺。这时，一个民主党的团队在华盛顿悄悄地展开工作，为奥巴马顺利掌权做着准备，领导这个团队的就是曾为克林顿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约翰·波德斯塔，即华盛顿新智库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总裁。
该智库的任务包括提供一些人选，由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进行高规格安全审查后纳入新一届民主党政府，前提当然是奥巴马胜选。该智库还向奥巴马的高级竞选助手提供了一份26页的文件。文件详细描述了前五任总统从当选到就职期间每一天的具体工作。民主党一心要避免重复比尔·克林顿1993年接管白宫时出现的混乱。当年，过渡工作直到他当选后才开始，导致执政后的最初一百天困难重重。在此前后，波德斯塔的“大作”《变革的美国》新鲜出炉，这本书对奥巴马如何管理新的民主党政府提出了更多建议。
其实，在此数年前，波德斯塔创建美国进步中心，与“右派”智库大本营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对阵。另一位克林顿时期的白宫官员、时任美国进步中心发言人的珍妮弗·帕尔米耶里说，美国进步中心是一个“侍奉”民主党的机构。定位明白无误，纲领也明白无误，就是要做民主党的智库，在政治立场上与民主党保持一致，为民主党出谋划策。
一旦智库与党派密切联系起来，公共政策研究的客观性就要打上一个问号了。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智库发展的一个新趋势便是这种游说型的智库越来越多，而这必定是一种不健康的趋势。
智库筹资不限“金主”
筹资是智库生存和发展的一大关键。这就意味着，智库跟资金的提供者要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传统基金会号称自己是筹资基础最为广泛的智库，依靠众多支持者的涓涓细流来维持运作。许多智库也宣称很注意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如基金会、公司、政府部门（包括外国政府）、个人、出版物收入等，以避免过于依赖较为单一的来源。然而，一旦有富人或财团表示愿意捐助，智库可能很难抵御这种诱惑。一旦富人成为智库的大小“金主”，即使智库要求不能以发表、鼓吹特定观点为捐助的前提，在发布观点时也要小心处理，尽量避免与捐助人的观点或观念背道而驰。
在这方面，小布什总统的演讲稿操刀手戴维·弗洛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小布什在任总统期间，于2002年国情咨文讲话中使用的引起极大反响的“邪恶轴心”一说，就是出自这位弗洛姆的手笔。即便如此，2010年3月21日，奥巴马总统的医疗卫生改革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这时已转任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的弗洛姆发表文章称这是共和党的“滑铁卢”，批评共和党不应全盘反对医疗卫生改革。本来对此事有个人看法并不足为奇，但作为美国企业研究所人员，却被认为应捍卫本阵营立场，不能如此“唱衰”。于是，第二天，亲保守阵营的《华尔街日报》社论便点名抨击弗洛姆，弗洛姆也接到美国企业研究所总裁要他辞职走人的电话。来自其他方面的消息也表明，弗洛姆发表上述言论后，美国企业研究所不断接到其捐款人愤怒的电话来表达不满。如此一来，该所是不可能不采取行动的。
于是，某种程度上，掌握金钱者就成了对智库拥有绝对权势的人，他们可以通过资金捐赠对智库施加影响。显然，当一家智库为一种党派利益或特定政策而鼓吹或工作时，它就可能产生消极的作用。这一点在美国表现得尤其明显。
“旋转门”滋生利益流转
“旋转门”是一种极具美国特色的人才流动机制，相当高级别的人士在政府、智库和工商界之间流转，成为政府吸纳人才、发挥其作用的一种重要方式。这种机制有可称道之处，但也未必没有弊端。比如，一些军火工业巨头延揽政府前高级官员出任本公司高级职务，目的莫不是要受聘者利用其在政府内的人脉，为获得政府合同而不遗余力，而一旦获得合同，借用过去电影上的一句台词，哪一个不是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大量的利润则会大把地流进军工集团的囊中。于是，“旋转门”成了利益流转之门，成为权势集团的一种勾连机制。
在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高盛公司与美国政府之间，也存在这样的“旋转门”。难怪人们一直认为华尔街的相关改革难上加难。当利益结构已经生成，它有各种办法来抵制、化解各种改革措施。
可见，一国智库并不是越多越好，重要的是能对公共政策问题进行出自公心（而非私心）的研究，并进而提出建设性的主张和建议。至于它们能否进入政策流程，成为可行的实际政策，要看政府和智库之间能否良性互动，与体制有关，也与掌权者能否倾听和从善如流有关。美国有这么多智库，却仍然犯下发动伊拉克战争这样的战略性错误，很值得人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