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是南海争议的声索国之一，目前实际控制着弹丸礁、簸箕礁、榆亚暗沙、光星仔礁和南海礁等我国的南沙5个岛礁，是各争端国在南海油气资源开发中获利最大的国家。进入21世纪以来，中－马双边关系在马来西亚南海政策制定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同时美国和东盟因素对马来西亚制定南海政策的影响也明显加深。
2014年以来南海形势虽然继续保持“稳中趋紧”的态势，但海上局势因中菲“仲裁案”、中菲“仁爱礁事件”、越南非法阻挠中国在西沙建南海域的油气勘探等系列事件而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且驱动冲突升级的“偶发”因素逐步演变为“长期化”和“持久性”影响变量。在南海海上和地区局势变革发展的大背景之下，马来西亚对南海争议的传统务实主义政策进行了一些新的调整。特别是2015年，马来西亚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其在南海争议中的角色定位有所变化，马南海政策也随之进行了调整。
因此，回顾2014年马来西亚南海政策的最新动向，辨析其南海政策的转变，并分析马来西亚未来的南海政策趋势，对我国有效管控南海复杂局势、妥善处理与马双边关系有着积极的意义。未来中国应采取“硬实力”（hardpower）和“软实力”（softpower）建设齐头并进的“两手抓”战略，打造“巧实力”，务实、主动影响马来西亚的南海政策走向，有效化解东盟、菲－越－马及美－马联合对华的潜在挑战。
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南海问题形成以来，马来西亚的南海政策经历了岛礁占领、油气开发、岛礁建设及主权宣示等阶段，逐步巩固并扩大其在南海的经济和军事存在。马来西亚虽非法占领我国在南沙的5个岛礁，并且是南沙争议海域油气开发的“大赢家”，但中马两国总体上保持着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南海问题对两国关系的影响远远弱于对中菲、中越双边关系的冲击。长期以来，马来西亚对中国在南海的主张持较为积极的立场：支持中国提出的南海共同开发的倡导;明确反对域外国家插足南海问题。与此同时，马来西亚也加强在南海海域军事能力建设，推进与美国、越南的军事合作。2014年以来，马来西亚审时度势，在南海问题上继续“稳扎稳打、统筹兼顾”，对华采取温和但又戒备的“双管齐下”策略（two-prongedstrategy），但对华戒备明显增强。
在南海争议良性互动方面，一是致力于和中国建立军事互通机制与合作关系。2014年5月31日，马中两国签署联合公报，同意建立两军联络热线、海军舰船互访等合作机制，并呼吁维护南海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强调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应保持克制并根据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在内的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行事，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12月22日，中马两国军队还开展“和平友谊－2014”联合桌面推演，就联合护航、联合搜救、联合解救被劫持船只和人道主义援助与救灾等课目进行图上推演。二是就积极管控南海局势、促进建立互信与合作方面与中国达成了广泛共识。特别是针对外媒鼓吹2014年1月26日中国海军南海舰队远海训练编队驶抵曾母暗沙巡航和在曾母暗沙举行主权宣示仪式等举措会引起马国不安的言论，马来西亚海军司令阿齐兹（AzizJaafar）上将公开澄清，中国巡航活动是在国际水域举行的，并未入侵马方海域。是年12月21日，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希沙姆丁·侯赛因（HishamuddinHussein）在第五届香山论坛上又就地区安全架构表示，支持中国与东盟开展防务合作，并指出渲染紧张、诋毁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另一方面，马来西亚对南海局势发展和中国在南海的主动作为的战略戒备明显增加，并努力推动签署“南海行为准则”（以下简称“准则”）以牵制中国。一是马来西亚加速提升自身在南海的海上军事能力，比如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希沙姆丁在2014年上半年表示有意实施“沙捞越特别安全区计划”，将在距离曾母暗沙仅60英里（约合96公里）的沙捞越洲民都鲁港建立新的海军基地，以加强对南海水域和油田的保护，并通过增加采购提高海空武器装备力量。二是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协作，特别是奥巴马作为美国48年来第一次访马的总统，极大地改善和加强了美－马双边关系。同时，2014年以来，马国政府还有意允许美国P-8侦察机进驻和使用马空军基地，从而强化了美对南海地区的监控。此外，是年6月，马来西亚皇家海军还与美国海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大队在南海海域进行了联合演练。三是加强同菲律宾、越南等国的协调合作，推动签署“南海行为准则”以制约中国，如2015年2月18日，菲、马、越三国官员在马尼拉举行会晤，形成一致反对中国“九段线”主张的共识，强烈要求南海主权声索国各方尽快完成“准则”谈判。
综上所述，2014年马来西亚的南海政策呈现出三个“转向”的特点：一是“转向”更为明显和强烈的对华戒备心理，特别是马来西亚计划在曾母暗沙附近海域强化军事部署，就是对中国近来加强对南海执法和维权行动的一种战略反应和预防性措施。二是“转向”寻求美－马战略接触与合作，继续实施其政治安全上的“大国平衡”战略，试图抓住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契机，利用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以美国平衡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和地区影响力，维持南海地区均势。三是“转向”强化与菲越的联合和协作，寻求争议国间和东盟组织的团结，进一步抗衡中国在南海不断扩大的影响力。
马来西亚作为东盟创始成员国，在后冷战时代，其对外政策主要以东盟为基本框架，基于经济、安全两条利益主线，突出自身经济发展和国际安全利益考量。作为南海争议的直接当事国，马来西亚除对南沙岛礁主权和海域管辖权提出主张外，南海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要求也是其南海政策的核心考虑因素。因此，马来西亚在南海政策的变化既受到美国、中国、东盟等区域内外多重力量的叠加作用，又以自身对南海各种利益诉求为根本导向。
（一）“大国平衡”战略和东盟架构下的政策选择
冷战结束后，随着美苏两极争霸国际体系的解体，美国也逐渐减弱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存在。因应于新形势的出现和发展，东盟试图利用大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与权力角逐和竞争，从而达到力量平衡，确保地区安全和稳定。作为东盟创始国之一，马来西亚一直是东盟“大国平衡”战略的积极支持者，并主张让美中日三大国的力量在东南亚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以保证本区域安全。因此，东盟架构形成了马来西亚对外政策的基石。
南海争议作为当前东南亚乃至东亚地区政治、安全局势发展的重要影响变量，与马来西亚的主权、经济和安全利益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马来西亚南海政策变化的核心动因是以主权、安全和经济三大利益支柱为指导，循着“大国平衡”的战略抉择，又以中马经贸紧密联系为考量，在利用美国和东盟整体的力量平衡中国在南海的相对实力优势的同时，兼顾发展中－马在南海议题上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为维持东盟整体团结，以及受越、菲等东盟伙伴国的影响，马来西亚近来越来越倾向于采取联合越、菲等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抱团”对华，如2014年2月，马来西亚一反常态，同菲、越两国联合宣称反对中国的“九段线”主张，并要求尽快完成“南海行为准则”谈判。
（二）能源和航道利益考量
南海蕴藏着的丰富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是马来西亚推动经济发展、壮大海洋和能源产业的重要基础。作为典型的海洋国家，海洋经济是马国实现“2020宏愿”国家工业化的重要内容，南海油气资源开发是马来西亚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U．S．EnergyInformationAdministration）统计，目前马来西亚是世界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东南亚第二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且其几乎所有石油都来自沿海地区，能源产业占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20%。2011年，马来西亚在南海平均每天开采石油500万桶，年开采天然气1．8万亿立方尺，位居南海周边国家首位。据马国家统计局统计，2011年油气开采产业占马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7%。马来西亚试图在2020年成为亚洲能源强国，积极打造亚洲能源储备、贸易基地。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的油气储量和盛产区主要分布在西部马来盆地和东部的曾母盆地（沙捞越盆地，Sarawakbasins）和沙巴盆地（Sabahbasins），与中国南海断续线主张相叠近。与此同时，在航道运输方面，马来西亚在地缘上兼具马六甲海峡国际航运要道和南海海上大通道的便利。它可通过水路驶往中南半岛、东北亚和印度洋沿岸各国，从而支撑起其繁荣的海上贸易。
（三）对中国日益崛起的反应
中马两国自1974年建交以来，双边经济合作迅猛发展，但政治安全互信和军事领域合作相对滞后。特别是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马来西亚的战略担忧随之增加，“中国威胁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南海政策选择。可以说，中－马关系的“二元”发展影响了马来西亚处理与中国在南海的海上争议。
首先，马来西亚日益加深的对华经济依赖促使其采取较为温和的方式处理与中国在南海的争议。目前，中国已连续4年成为马最大贸易伙伴，马国也连续5年是中方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2013年双边贸易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按计划，2017年中马双边贸易额将达到1600亿美元。2014年中马双方签署了《共同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为双方进一步密切经贸合作关系打下了扎实基础。因此，作为马来西亚目前最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中国为马方提供了直接的经济和外交利益，是马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马国内执政党---国民阵线联盟强化统治权威、保持执政合法性的关键合作伙伴，并因此促使马国采取温和的南海政策，力求避免南海问题干扰中马两国经贸关系发展。
其次，马来西亚需要在南海问题上保持与中国的良性互动，营造稳定、可控的政治环境以确保在南海地区的油气开发利益。南海油气资源开发既是有关各方强化权益主张、扩大经济存在的关键手段，也是周边国家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已经成为推动近来南海局势持续升温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作为南沙海域油气资源最大的侵吞者和获利者，马来西亚国内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南海油气开发。如2013年6月，马总理纳吉布曾表示，能源产业为马国贡献了40%国家收入，能源产业的持续增长是捍卫马国中长期发展的有力保障。因此，只有让与中国的南海争议保持可控，在南海争议中对华采取温和立场，并保持与中国的良性互动，马来西亚才能为其在南海的油气开发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以确保其南海能源利益安全。
最后，随着中国在南海不断强化主动作为，尤其是中国军事和准军事能力的提升，马来西亚对华担忧明显增加，并采取戒备性的政治和安全措施。马来西亚对华战略反应主要有三个方式：加快提升自身海上力量;加强与美等区域外力量的海上合作，以此制衡中国影响力;推进东盟内部团结，削弱南海地区中国海上力量的相对优势。
（四）美国持续介入的影响
马美关系是马来西亚自1957年独立以来对外政策的核心议题，也是其南海政策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在20世纪50-70年代，美马两国在经济、军事、政治和安全等领域都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马来西亚也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伙伴力量。进入70年代，特别是冷战结束后，马来西亚的对外政策逐渐转向东亚和东盟地区。同时，美国也逐渐淡化在东南亚的战略存在。然而，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借反恐之名重新加强在东南亚的实际存在，马来西亚成为其在东南亚的反恐训练基地。2010年以来，奥巴马政府致力于推进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东南亚为重点积极建构“美国+同盟+伙伴”的网状地区政策架构，马来西亚成为美国寻求以南海为抓手部署战略重心东移的战略合作伙伴。2014年4月，奥巴马访问马来西亚。他是48年来首次访问马来西亚的美国总统。此次访问为美马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做了铺垫。
美马两国的战略互动和利益互换对马南海政策选择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美国是马来西亚抗衡中国、维持地区“大国平衡”主要依赖力量;马来西亚需要在《跨太平合作伙伴协定》（TPP）谈判中寻求美国更多的支持和利益“保留”，以此参与地区新贸易规则的谈判;马来西亚还需要美国支持其在东盟保持地区经济一体化事务中的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马来西亚南海政策发展受到了复杂的国内外因素的双重影响。特别是当前包括南海地区在内的亚太地区权势格局处于变化调整之中，未来马来西亚必将以自身经济、安全和战略等综合国家利益为指导，就南海地区军备竞赛、争议法律化、海上规则制定等问题有针对性地调整其南海政策选择。
第一，为积极应对南海潜在冲突，马来西亚将继续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力量建设，中马在南海的战略博弈亦将进一步凸显。当前，随着南海局势的持续升温，南海周边国家军备竞赛日益加剧。如2012-2014年“黄岩岛对峙事件”和仁爱礁事件发生后，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不断增加军费预算，积极从美国、日本等域外大国购买护卫舰、反潜直升机和海岸巡逻快艇等武器装备，重点提升海军力量。2013年10月7日，据菲律宾军方北吕宋司令部司令格雷格里奥·皮奥·卡塔旁（GregorioPioCatapang）报告披露，菲海军计划采购3艘常规动力或柴电潜艇。此外，菲海军还计划采购6艘用于对空作战的护卫舰、12艘用于反潜作战的轻型巡洋舰、18艘巡逻船和3艘扫雷舰。同时，越南方面也将在2016年之前全部接收俄罗斯制造的6艘“基洛级”潜艇。因此，未来随着南海周边国家军备的提升，马来西亚亦将进一步增强在南海的军事能力，加强对南海地区冲突的应对能力准备。事实上，马来西亚对南海地区潜在的军事冲突，尤其是中国军事实力的显著提升可能引发的军事冲突存有很深的戒备之心。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一直在积极谋划通过从法国、德国、英国、俄罗斯、美国等世界军事大国采购潜艇、反舰导弹、护卫舰、直升机、雷达等海空攻击性武器和侦察装备。2014年，马来西亚国防部长称将在南海建立新的海军基地，且该基地靠近曾母暗沙，进一步凸显了马对南海潜在军事冲突的担忧，也是对中国加强在南沙海域主动作为的一种戒备性反应。鉴此，未来中马两国在南海的战略博弈可能进一步发展。
第二，对南海问题司法化趋势持默许态度，并在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谈判上表现得更为积极。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领土争端是马来西亚政策选项之一，并为马国所实践。然而，引入第三方机制解决争端仅仅是马国处理南海问题的次优选项。相较于司法途径，马国仍然倾向于双边对话解决。同时，中国方面一直坚持通过双边对话协商的和平方式促进南海争议的解决。因此，基于本国利益，马国将继续坚持以双边谈判途径解决南海问题，但马国既不会阻止东盟伙伴的南海政策，也不会因为中菲“仲裁案”等部分争议国单方面诉诸国际机制解决争议问题而激化与中方的矛盾，破坏中马双边关系。可以预见，马国对菲律宾、越南等争端国推动南海问题司法化将保持沉默的“类中立”态度。
另一方面，对于“南海行为准则”的签署，马来西亚一直是积极的推动者。2014年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东亚峰会中明确表示，同意加快“准则”磋商，早日签署“准则”。2015年，马来西亚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在东盟共同体建设计划的结束之年，马来西亚需要进一步团结东盟各成员国，塑造更强的“凝聚力”。因此，马来西亚对东盟长期以来推动的“准则”磋商和签署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竭力避免因南海问题使东盟整体“分散化”。此外，马来西亚也希望加快同中国签署“准则”，以此约束各方在南海的活动，有效管控南海局势，维持南海海上活动秩序，从而保护其在南海的油气、旅游等资源开发利益。
第三，反对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的立场趋于动摇。马来西亚对“中国威胁”的戒备之心早已有之，特别是随着我国在永暑礁、赤瓜礁、华阳礁、东门礁等南沙岛礁填海造陆和岛礁建设工程的推进，马来西亚日趋把中国视为南海海上潜在“威胁”。因此，马来西亚在加强自身海上军事能力建设、凝聚东盟力量的同时，将更加倾向于依借美国力量制衡中国在南海地区不断增加的相对力量优势。2014年美马关系升温，中马关系因“马航事件”的转冷，加之2015-2016年是奥巴马政府推进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最后期限，美国在南海的战略部署亦将进入冲刺突破阶段，马来西亚对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的立场可能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变，马美的南海战略配合可能出现新的发展态势。
四、结语：影响与启示
显而易见，目前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面临的主要对手是越南、菲律宾、美国、日本等域内外具有挑衅性的国家，但是，马来西亚南海政策的调整与走势对中国的挑战越来越明显。一是随着中国推进在南沙主动维权，尤其是在曾母暗沙海域宣示与维护权益，马来西亚将不断增强在南海的军事力量建设。这增加了双方海上偶发摩擦冲突的可能。二是美马两国政治安全关系转暖及南海政策的协同调整，为美国持续介入南海问题增加了战略支点与合作伙伴力量，由此将进一步加剧中美两国在南海的地缘战略博弈。三是马来西亚的对华戒备，以及加强联合东盟内部力量，为菲律宾、越南推动东盟声索国“抱团”及东盟整体一致对华提供了机会，进一步限制和约束了中国在南海争议中的回旋余地和主动作为空间。
确如国际社会所言，南海问题显已成为影响亚太地区形势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值此之时，中国正处于百年复兴的关键时刻，尤其是建设海洋强国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反之，面对日益复杂的南海局势，中国在对南海岛礁控制、资源开发等实际存在方面处于明显劣势，且在南海地区的战略空间也越来越受美、日、菲、越等区域内外国家的联合挤压。
鉴此，未来中国应统筹处理南海争议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建设，在强化南海海上维权的同时，积极塑造有利于中国的地区环境。这需要稳定与马来西亚、文莱等相对友好争议国间的双边政治、经济关系，提升并扩大相互利益联结，阻断南海问题“东盟化”的发展态势。首先，针对马来西亚强化海上军事力量建设，中国应持续加强常态维权执法和海空军力量，坚持推进在美济礁、永暑礁等已控制岛礁的港口、码头、机场、气象台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形成能支持海洋权益维护、制海权掌控及海上秩序主导地位的系统性“硬实力”基础，为南海维权和外交提供有力的“后盾”。其次，加强对马涉南海问题的“软实力”外交，推进南海地区形势管控、磋商与对话及政治安全合作等机制网络建设，尽量弥补中国在东亚地区“政治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短板，发挥地区经济引擎的“外溢”效应，打造“软实力”综合体系，以此作为“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的有效支撑。最后，进一步扩大同马来西亚的经贸合作，特别是随着日本逐渐加大对马等东盟国家的投资和贸易，中日在东盟地区的经贸竞争升级，中国应致力于提高马来西亚对华的经贸依赖程度，强化中马经济联系纽带;巩固并完善中马政治、安全对话与合作，建立两国海上军事和准军事力量在南海的通报、沟通与合作机制，减少马来西亚对中国的战略猜疑，避免双方海上“偶发”冲突升级的可能。
